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4)|瞿秋白

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4)

　　四

　　因此，照机会主义的观察，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全部命运；革命高潮从此就“渺渺无期的推延”了；甚至于跟着帝国主义者说：中国革命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写道：“中国革命，好像浪波在海洋上面刮过去，刮过之后，已经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中国革命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居然称赞这种估量是“很正确的估量”。（见《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四四页）

　　广州暴动之前就兴起的农民游击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虽然时胜时败，可是一直继续存在到今，最近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红枪会”、“大刀会”、“神兵”、“光蛋会”等等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当然大半还是在反动分子领导之下，可是，的确有广大的群众参加和发展，而且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一直继续到如今。从一九二八年以来，继续着广东暴动中兵士的参加，而屡次有军阀军队的崩溃，兵士群众转到中国的工农红军方面来。尤其重要的，是经过广州暴动的严重失败，到最近，从今年五一起直到现在，受着极大的摧残的城市工人运动，显然的又进到新的高潮，而逐渐走向能够领导起一般的农民战争的状态。五卅、八一、九一（上海）以及十月革命纪念（广州）工人的示威运动和政治罢工，明显表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在日益增长起来。而且新的青年的学生运动又开始活动，在上述的工人示威之中，往往有青年学生参加。学生之中的分裂，显然表现“老辈”的“三民主义忠实青年”和学院派的灰心失望的青年，是反动，是依附汪陈派或者谭平山的第三党，而青年的新的“后辈”，无产阶级化的贫民学生，生长出一种新鲜的力量、新的阶层。尤其是工人运动之中青年的工人，初从乡下上城的工人带着新的青年力量，灌输到革命斗争里来。机会主义者说：这是“新由乡村来的分子代替了旧的有斗争经验的分子”。其实，只有“自由派，以及受自由派影响的人，真正要认为这是运动初期时候的弱点。事实上，这却是运动的强点的象征。新鲜的青年力量的增加，正是运动的巩固、活泼和革命性的保证。就算新鲜的力量，是没有受过战斗里的锻炼，……然而他们也没有像许多‘过去的人’一样，受过苦的失败而麻木起来。新的工人越是积极，越是声浪放得高，那么，‘老辈’的工人领袖，越是快的回到‘队伍’里来，他们开始医好过去受着摧残的伤痕。我们老辈工人中，有许多是不顾一切的留在社会民主党[36]之内的，他们现在也越加觉得勇气的增高。”（《列宁集》第十一卷下册，一七五页）

　　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长——不管取消主义派或者机会主义派，以及托洛茨基派，怎样的“预言”，怎样的归罪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说是盲动主义断送了党，游击战争削弱了党，说是没有党，革命高潮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来等等。事实上完全是相反。第一，并非游击行动破坏我们的运动，而是党的薄弱不会把这些行动拿到自己手里来。……自然总有极多的经济政治原因，所以引起这些斗争（正在十二月暴动[37]之后，游击战争普遍起来，可见这种斗争，和经济的以至于政治的危机，是有密切的联系——这是无疑义的）。并非游击战争使党恶化，而是游击战争的无组织性。一切新的斗争方式，都带着新的危险和新的牺牲，不免要破坏或者削弱对于这种斗争没有来得及准备的组织（党部）。一切军事行动，在无论什么战争之中，总要引起参战的队伍的相当破坏。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应当去打仗。只应当说，要在战斗里去学会打仗。第二，现在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明显的把全国客观上的经济政治的危机，对于革命的高潮的影响和关系，指示出来。固然，必须主观上有这样能力的阶级，能够去转变全国的危机，使他引导到革命。但是，如果认为这个阶级的党没有组织好以前，革命的高潮就一定不会到来，那才算正是弄得事实上来不及准备到新的斗争，以至于受着更大的破坏。现在中国军阀混战又有全国爆发的事实。封建式的割据和巨大的经济危机，以及帝国主义列强（英、日、美）把中国当做斗争的舞台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引起中国豪绅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各省地方政府（南京政府是其中之一），各系各派军阀之间的不断的战争。工农群众已经不但用示威，并且用刀枪“投票”反对军阀混战，而赞成把军阀混战变成阶级的国内战争，把国民党替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战，变成武装拥护苏联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谁看不见现在中国的军阀混战，足以引起革命的民众的反抗，谁就根本不知道革命党人的责任！当欧战的时候，俄国布尔塞维克的党，亦是“破坏”得很（参看《列宁集》新版第十三卷第五页以下）。但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爆发了。所以认为革命完全只靠我们的党，而我们的党已经被盲动主义“断送了”，于是乎说：“战争是固然在中国开始了，可是革命高潮始终也推迟了些，直接革命的形势却未必见得一定会来”。这种论调，除出说他是机会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名称呢？“变现在的军阀混战为阶级的国内战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亦就是唯一正确的民族解放的口号。无论这种转变是有多大的困难，既然战争已经成了事实，共产主义者就不管怎样，都应当有系统的不动摇的坚决的去准备这种转变的工作。

　　至于还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和倾向，例如：（一）认为反革命营垒之中的冲突本来只是军阀的各派，大小地主、大小资产阶级的各系之间一塌糊涂的混斗，无所谓政治上的分裂成为两个政治集团，无所谓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形成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的新的企图，不看见改组派想来阻滞革命而掩盖军阀混战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群众的战争之实质，因此说，只要利用这种冲突发展些我们的组织和力量藉此争些自由；或者（二）认为国民党改组派是代表进步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甚至于说是代表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说他们拿着武器而实行反封建的战争，因此简直有人提议和改组派联合共同争些“公民的权利”，提议和谭平山的第三党联合，以准备将来和他共同组织工农民权独裁的可能；（三）或者认为农民战争往往都是“脱离群众的”盲动，没有什么多大用处，只要专做工农的日常经济斗争和所谓组织工作；而且仿佛是为着争取工人群众，必须在经济斗争里处处得着黄色工会官僚的许可然后行动，或者要去“推动黄色工会懦弱的领袖来革命”，甚至于有人根本认为黄色工会没有前途，简直要取消赤色工会，专做合法的黄色工会里的运动；乡村之中也只要去“和平发展”，专反对所谓“一切种种的农民资产阶级”（事实上大半是地主半地主）的经济斗争，成为乡村和平的“经济主义”；（四）或者认为无产阶级太孤独，既然中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就应当找着“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富农来联合，或者找着资产阶级民权派的“整个”学生阶级来联合。凡是这些观点——机会主义的见解和倾向，都是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忽视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作用，忽视争取群众的总任务，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削弱解放群众于资产阶级豪绅富农工会官僚等反动影响之下的斗争，这亦都是对于群众的自动力量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估量过分。结果，都是要抛弃领导工农去争取政权的总任务，而走上可能主义的合法运动。

　　现在，工农革命高潮的生长，对于地主资产阶级都已经成为显然的危险。他们觉得生死关头日益的接近，上海的商会和商民联合会是在撒娇的不肯再出公债，汪精卫陈公博等是在装腔做势的玩耍在野党的把戏，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再立平定工农的“大功”。然而真正的政权是在帝国主义手里，是在帝国主义的“使臣”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张发奎等类等等的手里。他们的统治平民，用的是枪炮，所以现在中国平民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蒋介石等等争得些什么自由权，而是要夺取他们的枪炮，他们的政权。为着这个目的，必须要独立领导、赞助、扩大群众的斗争。首先就要组织和组织——秘密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政治上的巩固和加强。当然，要会适当的去联结公开的工作方式。然而主要的是：没有秘密的党，布尔塞维克一致的党，便不能实行群众运动的一切工作。赞助并且扩大群众运动和游击战斗的时候，应极端注意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经验，解释武装暴动的必要和不可避免——预防已经大致纠正过来的盲动主义。群众罢工的生长，其他阶级的引到斗争之中来，组织的情形，群众的情绪——所有这些，都自然会指出适当的时机，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对于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实行坚决进攻的决定胜负的总袭击，没有工农的武装暴动，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中国是不会有胜利的革命的。

　　坚决的战斗日益接近了。取消主义派已经公开的抗议，反对“把他们送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了。取消主义冒充着列宁马克思的论调，帮助资产阶级来阻滞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了。机会主义的趋势，其实也是如此。

　　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却有一个“优点”：他们要躲避布尔塞维克的攻击，求得机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所以常常是含混模糊着一切为着党的纪律和一致的斗争。他们唯恐怕自己的机会主义暴露，所以反对提起“机会主义”及一切关于“倾向”的“骂人的话”。他们常常是从“党内和平”的口号开始。

　　布哈林在国际第六次大会时，就特别着重“和平团结，亲密合作”，而不提党的纪律。这是要求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去和一切离开总路线的倾向无原则的“和平亲密的合作”！布哈林对于中国党内的情形，曾经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国际第六次大会前几天）说过这样的话：“党中上层智识分子，若发生了这样的无原则（？）的斗争，则我们定要号召动员，劝使工人去反对他们。工人是没有智识分子那样好斗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永久不需要斗争，有时亦非斗争不可；但是，在现在条件之下（为什么？），所有的党内斗争都不是因为原则的政治观点不同，乃是因为各种派别不同而斗争，如果你们中间仍旧有像统治阶级（国民党）中间那样的斗争，那么，劝使工人来反对智识分子的领导，是必要的。……要的是党，而不是什么英雄的集合。英雄或者能够英勇的死，……但他不能整理党的生活，使他不发生破裂。……没有这一点便不能发展党也不能发展革命。这就是要尽量打击地方主义，打击排除异己的心理（惩罚与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的心理）。”……“我想起：汪精卫宣言，说胡汉民错误了。胡汉民宣言，说汪精卫错误了。都要做错误，都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杀人的头。同志，这种国民党式的办法，不要搬到我们党里来罢！”（这里所引的是中文出版的译文，我手边没有俄文的原文）这样说来，共产党内存在好些不同意见是应该的，不必辩明哪些意见是党的意见，哪种意见离开党的路线有多么远——一切都应当容忍，凡是党内发生破裂，就是党没有好的指导。而且，据他的描写，仿佛中国共产党自从八七会议之后，只有无原则的“互相残杀”，像国民党内一样。再则，他还“恭维”工人同志，说工人同志是不“好斗”的，能够容忍一切，直到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所以他劝工人起来反对智识分子的领导。

　　布哈林的这种论调，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影响。大约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中国党的中央里，有一个同志，特别提出“党内和平”的口号，正是指出“布哈林的精神”发挥起来的，他郑重说明这种“布哈林精神”有保持的必要。这种党内调和主义和容忍主义，当然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固然，地方主义、个人纠纷等，对于无产阶级的党是极端有害，必须消灭的。可是，这决不是“和气容忍”的口号所能够纠正的，正必须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求得布尔塞维克的一致，而扫除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同时，这就要有铁的纪律，而不能用“互相赦罪”的办法，掩盖一切错误。

　　这种党内的和平主义，到现在还可以看得见他的影响。当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决定“党应当肃清自己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及其取消派”（陈独秀类的人）之后，还有同志很滑头的申明：他“很赞成对于陈独秀问题，做详细的思想上的解释运动”，而不答复：他是否赞成共产国际决议案里的这一句话。这种对取消主义的调和态度，正是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将要完全和取消主义合并起来。照布哈林意思，对于陈独秀及其调和派的斗争，亦算是个人纠纷的斗争，亦算是“排除异己”的心理，亦算是“好斗的”心理——亦必要号召“党内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党内智识阶级”吗？

　　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绝对不同的地方，正在于列宁主张严格的民权集中制和铁的纪律。谁要用“调和容忍”的原则，去“号召工人阶级反对智识阶级”，谁就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列宁说：这是“武断的企图，要想使‘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在‘群众’之中煽动起恶意的虚荣的本能，破坏群众对于‘十几个聪明人’的信仰，而使运动丧失他的稳定性和巩固性”。……其实“没有‘十几个’有才干的（有才干的人不是几百几百的生出来的）、受过锻炼的、革命职业上有准备的、受着长期训练的领袖，互相之间能够合得来的——那么，在现在社会之中，无论哪一个阶级，亦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五卷，二一七页）“这样的组织里（指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秘密党而说的——秋白注）既然同是党员，就应取消工人和智识分子间的一切分别……”（同上，二一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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