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2)|瞿秋白

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2)

　　二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的新高潮和策略的问题。

　　陈独秀对于革命高潮的观点，很明显的可以从他的根本的观念里推想出来。他的根本观念，可以说是：（一）“国民政府是代表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而与买办地主妥协的政府”。（二）“军阀混战和农业恐慌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动力，却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中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已有相当的稳定，且在最近将来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自然他的结论也同样是：“现在不要高叫什么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来，现在是没什么高潮的象征”。他自己的话也正是这样说法：“现在决不能把时断时续的工人经济斗争，认为是新的革命的高潮；现在只有工人部分的抗议，这是对于资本进攻自御性质的斗争，这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我们固然不能宣传革命低落；然而如果宣传革命高潮的不可免，那就是使群众认为自己斗争之外，另外有一个什么革命高潮，会从天上掉下来。高潮现在是不会快来的，因为没有充分的群众斗争。现在是两革命高潮之间的情形。中国共产党中央却专门夸大革命高潮的象征，以致于帮助一般同志走上盲动主义[13]的道路”。

　　陈独秀完全否认革命高潮的生长，他就严厉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说中央的政策是一贯的盲动主义的总路线。他说：一九二九年上海五卅纪念的示威，是盲动主义的指导；他说中央为着反对国民党掠夺中东路而指出世界革命最近的高潮，也是盲动主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盲动政策，使上海的邮政工会、恒丰[14]及老怡和纱厂[15]工会的工作和组织，完全破坏。（这些工会里因为共产党员的积极，国民党政府把这些工会的组织解散而改组，黄色工会的领袖重新被指派来组织工会——陈独秀就说是共产党盲动的结果。）陈独秀自己的策略是怎样的呢，当然亦应当说：“不可以幻想把每种斗争都变成政治斗争，以致于吓退群众”。他自己的话是：（一）“示威运动是一个严重问题，现在党的中央命令几个群众去强迫群众示威，来证明（！）革命的高潮到来——这是盲动主义”。（二）“应当实行可能的政策，切合于群众的要求，而不能有夸大的估量”。（三）“一般的合法运动，固然是抛弃革命的企图，然而在一定条件之下，有为着发展我们力量的必要时，不能抛弃一切合法运动”。

　　陈独秀的这种可能主义和合法主义，完全暴露他的假清高的“纯粹无产阶级”政策的假面具。他对中东路问题的主张，就是根据于这种可能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他曾经假清高的批评“联合富农”的口号；攻击分别汪陈派是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派别。但是他所要联合的是谁呢？他要求党降低自己的口号，去适应所谓“广大的落后的无产阶级之外的群众”。这所谓的“群众”是谁呢？他说：“中国的群众都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成见之中；广大的群众还不知道苏联是中国的朋友。所以“拥护苏联”的口号，只能引起最觉悟的无产者，而不能引起无产阶级之外的广大的落后的群众……。”只有“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站在民族主义的观点上，方才能够引起群众的热忱；而“拥护苏联”却只是无产阶级一阶级的口号。他显然仍旧是坚持着中国机会主义的传统，以所谓民族和阶级对立起来。第一，“拥护苏联”的口号，决不是他所称谓“一阶级的口号”，中国的广大的工农群众了解而且深切的感觉这个口号是与中国的解放密切相关的，他们是能够赞助无产阶级的阶级口号的。八一以来的中国各地群众运动，明明白白的证明这一点。第二，他一面诅咒着“反动的”“无政府的”“盲动的”农民战争，一面却说要联合“无产阶级之外的民族主义的落后群众”。这实际上是要联合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央回答他，说他的立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立场——这是十二万分的正确。他是宁可抛弃土地革命的农民群众，而投降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总之，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策略，就是认为革命早已完结，应当适应资产阶级胜利后的新环境，抛弃日益分化的农民——反正已经没有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而投降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进行合法的运动，不要妄想革命高潮的到来，不要去独立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不要去实行转变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不要去组织群众的政治示威，不要去领导农民战争。

　　第三个问题是党内统治问题。

　　陈独秀说：党有了这种盲动主义的总路线，自然要引起党内的同志的不满意，于是党的中央便用“戴高帽子”的办法，说某某同志是机会主义者，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等，这样破坏党内和平，引起个人纠纷，没有民权集中制，却“变成了官僚主义集中制”，他说：“我听见说，布哈林同志有一次告诉特立[16]同志：你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你当初有了反对盲动主义的不同意见，你不说出来呢？”他这句话是要表示中国党内这样的没有民权主义，吓得大家连话都不敢说了。他指出来说：有几个同志在最近告诉他，他们的确有对于中央政策及工作方法的不同意见，但是怕说话，因为“中央用警察式的手段（！）对付同志，如果我们说一个字，我们就要失掉工作，或者派到不能存身的地方去”。这种造谣中伤，攻击党部的手段，本来是各国党内右派及一切反对派用惯的。陈独秀这种宣传煽动，简直是要准备一个“取消派的党内暴动”！他口口声声说：党强迫命令同志去盲动，去牺牲性命，不负责任的去欺骗群众，欺骗党员。这真正是历史上的重复表演：俄国当初的取消派[17]，也是这种论调，譬如说：“这些地底下的个人……无论对于谁都不负责任的，却要命令群众发动”（一九〇三年初俄国取消派报纸《光线》第一〇一号）。

　　陈独秀因此要求党内现在要实行完满的民权主义，要求“从支部直到区委，如果可能还要直到省委，都完全要用选举方法”；要求党员都要有“批评讨论的自由”。他并且要求重新广泛的讨论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的决议，讨论整个的党的路线问题。

　　原来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北方局[18]，曾经有过这种极端民权主义的要求，他并且实行起来，随后的结果简直是使党大大的削弱，弄得糟不堪言。陈独秀现在的要求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要求党内民权主义的广泛，自然，更加是孟雪维克主义的充分表现。他现在“为着党内民权主义而斗争”，他是为什么？他是要党去服从他的取消主义，要党和无产阶级相信：（一）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形成，正在稳固发展；（二）军阀战争不过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特殊过程；（三）凡是反对封建的革命里，必须和资产阶级妥协；（四）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已经战胜封建阶级的局面，那末，无产阶级只有投降，而接受民族主义的口号，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劝他不要“误国”；（五）因此，不要准备什么暴动，而要取消革命的高潮的前途，实行合法运动。他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服从资产阶级而斗争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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