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瞿秋白

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1)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表面上的“统一”中国[1]，使中国共产党里的机会主义者，重新暴露更加厉害的动摇和犹豫，“传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到无产阶级身上来而阻滞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机会主义者之中，有些简直进到公开的取消主义[2]。反对这些取消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外交式的暗藏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非常主要的任务。现在，中国的反革命已经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直接工具（中东路事变）；中国反革命营垒之中，重新爆发延绵的军阀混战；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改组派等类的政客，企图推延革命的爆发，阻滞革命的爆发，宣布他们的“参加军阀混战是为着民族民权主义而斗争”……以救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于灭亡；而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却在继续开展的农民战争的背景上，日益生长起来。总之，现在正是中国共产党“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展开并且日益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正在现在这种时候，机会主义者的领袖陈独秀[3]，却公开的宣布他的政治主张，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完全走到取消主义的地步；中国的托洛茨基派[4]也积极活动起来，阴谋破坏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双方并进和联合行动，都是企图加强党内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以阻滞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的进行，帮助资产阶级来扰乱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和革命斗争。如果不打碎右倾的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如果不克服调和主义，那么，就没有可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没有可能反对战争的危险，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改组派，没有可能准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斗争，去锻炼出工人阶级的真正革命领袖——真正能够勇敢的绝不动摇的引导无产阶级，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而实现苏维埃的中国领袖——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党[5]。

　　一

　　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是今年七月底发表出来的。他写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封信[6]，同时送到地方党部，并且还发现在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上。他的政见，开始是说“拥护苏联”的口号不适宜于中国的群众程度，应当改做“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可是，随后，他自己公开的说出来：他认为党的总路线，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他的三封信里面，的确完全发表整个的取消主义的路线，绝对和党的路线相反的路线。

　　他的取消主义总路线，分做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问题。

　　他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机会主义政策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和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广州暴动之前后，我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致有错误的政策。当时我就认为应当采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护阶级的战斗力：就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然而党的中央，在六次大会[7]以前，始终不认识革命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胜利。……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阶级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积极的分子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尚不易恢复”。

　　陈独秀的意思是说：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在共产国际和中央委员会身上，共产国际不应当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委员会[8]，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不应当不采取“退守政策”。所以他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中央的政策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完全消灭，而纯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却得着了完全的胜利。陈独秀自己，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间，向来坚决的反对“共产党人包办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应当由国民党员自己去领导，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之于资产阶级。现在，他仿佛“忏悔”起来了，说：一切机会主义都在于没有看清中国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危险，没有看见“国民党向来就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决不能变成几个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这是真正的忏悔么？不是的。这实在是他想辩护自己以前的反对“包办”政策，辩护自己以前的机会主义策略——把中国革命和当时的国民党送给资产阶级去领导的策略。直到现在，他还是认为中国的一切都由资产阶级来决定：资产阶级得胜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都消灭了，党的总路线早就应当是“退守政策”了。

　　反革命固然是暂时胜利了，但是，反革命的胜利，是“因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暂时比革命的力量还要大些”。这个反革命的胜利之中，中国资产阶级当然有许多“很大的功绩”；可是中国现在反革命的胜利，决不就等于资产阶级的胜利。陈独秀的见解，恰好是相反。他说：“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就被商业资产阶级所推翻。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实际上已久不存在。……中国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时期，这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得到了优越地位，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增加了他们的阶级力量的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个极大的转变之中，受了最后的打击，丧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丧失了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成为残余势力的残余。他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的资本主义化，就是说，封建势力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在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他们所以现在尚能生存，乃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权，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伟大的中国革命之中，独秀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大变动”，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取得政权，封建势力已经只剩得残余的残余。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放到了政权上去，他说：“从张学良到汪精卫，都是资产阶级占有中心势力的政权。”既然这样，那么，封建势力在中国已经消灭，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已经没有？——是的，他简直公开的说：“中国向来没有封建的特权阶级”。独秀的这种观点，根本是否认中国的土地革命。他根本是没有看见：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之中的大变动，正是农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来反抗地主豪绅的特权阶级的统治，形成伟大的革命力量，真正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照独秀意见看来，却是：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结束这一革命，已经形成“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国。所以他自然夸大反革命的胜利，说帝国主义给中国资产阶级多大的让步，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最优越的政治立场，说中国国民党的政权已经完全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

　　不但如此，他更加进一步，解释这种“新的资产阶级的中国”形成的过程，说中国的军阀混战，仿佛是这种过程的表演。他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正在复杂的变化的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经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他们内部各派之间的政权和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时期的现象，蒋桂的战争[9]，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10]有不同的性质。”这样，现在国民党军阀的混战，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复杂的发展过程。

　　独秀的这种见解，很明显的表示：他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完全足够取消中国的革命。他只看见国民党将军之间的混战，认为可以表现“复杂的非和平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他却没有看见两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发展，不看见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实行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照他的意思：“资产阶级帮助中国的革命，革命方才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11]），这是独秀在一九二三年的意见。他后来就认为：“农民的原始暴动和游击战争，只是反动的无政府的行动，太平天国[12]前后中国早已有过这种骚扰，现在也还是这样，这决不是什么革命力量”——这是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之后的意见。现在，他更认为国民党的军阀混战，竟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复杂而非和平的特殊过程”了！本来是不错！现在革命已经“丧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资产阶级已经能够组织“新的政权”，革命自然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了。至于农民群众的战争，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反抗运动，那是违背着资产阶级进化的自然过程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固然，陈独秀现在说：中国民权革命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所不能解决的，现在还是“工农的民权革命”。在这一问题上（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他还没有抄袭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的口号，他没有说，中国革命已经只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他的结论，同样是中国革命已经结束，现在是长期的反动时期。这是比托洛茨基更公开的取消主义。因此，虽然他亦说：“要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每次冲突，扩大我们的运动。每次大小战争之中，不但要消极的反对，并且要积极的反对，以致于变这种战争为阶级战争”；然而实际上，他和托洛茨基派是同样不看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不看见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作用，所以他的所谓阶级战争，只是冠冕堂皇的空话。

　　陈独秀已经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据他说：“中国富农，完全都是乡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乡村中发展的初步形式，他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的态度”。他的主要意思，并不在于他会指出中国富农的反革命性，而在于他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两种社会战争”（解释见后），而只有简单的城乡无产阶级反对城乡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完全否认中国有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因此，他就认为中农群众，已经都是不革命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以为资产阶级已经胜利，不但得到了政权，并且得到了领导中农群众的领导权；不但在国民党政权之中占着领袖地位，而且还会经过战争去发展资本主义，乡村资本主义正在发达起来——所以中农群众已经不要革命。他的观念，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取消农民战争的可能性。他表面上说“赞成”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的口号；事实上，他是用自己的这种解释方法来“赞成”的——他说：如果“反动的封建阶级还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那末，一定要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所以，“谭平山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超时代的政策，亦许是对的了”。请看：他是怎样的“反对”谭平山呢？据他的意思：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一方面承认封建残余还是统治着的力量，这是自相矛盾的。他以为：凡是封建阶级统治着的地方，那么，无产阶级一定应当和资产阶级合作妥协。这正是暴露他彻底的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他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富农的反革命，就立刻认为中农群众已经不会再革命了；他却不愿意看见“农民的阶级分化，警醒其中许多政治上睡着的成分，并且使乡村的无产阶级更加接近城市的无产阶级，而‘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对抗却在加强、生长剧烈起来”。所以他的总路线，根本是不要领导农民，根本是藉口“中农动摇”，而来掩盖他不愿意推动农民起来革命，掩盖他的所谓“阶级战争”，本是骗人的空话。

　　陈独秀固然会利用中国党内政治观察上的错误，例如有些同志把蒋介石广西派的战争，解释成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战争，主张联合富农的政策等等，他利用这些错误来攻击党的指导机关，而自己假装着非常之清高的，非常之“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他说：“从张学良到汪精卫都是资产阶级……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去分哪个是纯粹资产阶级，哪个是封建性质的，或者哪个比较进步些较左些，哪个反动些，哪个还有些改良主义政策的企图或欺骗，哪个连这些都没有。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据他的意思，如果指出汪精卫陈公博等重新“企图形成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那么，就一定应当采取和汪陈派联合的政策。因为他是“反对”“联合”的，所以他反对分别谁有改良主义谁没有改良主义。他自己以为这算是“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其实，模糊含混的否认反革命联盟之内的阶级分别和最近反革命营垒政治上的分裂，因此对于群众不去指出汪陈派的特别危险，这在客观上正是帮助资产阶级，使他更加容易迷惑群众，这是忽视争取群众的任务，引导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投降资产阶级。

　　总之，对于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陈独秀的答案里，包含着整个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他对于现在的中国阶级力量的相对关系，有一种绝对和中国共产党不相同的观点。他的总意思是：封建阶级已经是只有残余的残余，资产阶级已经握得全部的政权，富农固然因为是资产阶级里的原始发展形式，已经是反革命的成分，就是中农也已经动摇而不革命了。无产阶级呢？因为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政策，帮助了资产阶级胜利，所以无产阶级的势力全部消灭。革命是完结了，革命的前途是已经取消了！而资产阶级的前途，却会经过“复杂的和非和平的过程”，经过战争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十足的取消主义的理论，表面上可以带着些清高的空谈，实际上是完完全全投降资产阶级。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