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混战和汪精卫|瞿秋白

军阀混战和汪精卫

　　（一九二九年十月九日）

　　“革命已经成功，中国已经统一，三个月内肃清共产”！——蒋介石在去年六月间北伐军到了北京之后，就这样的说。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会议、财政会议、铁路会议，以及南京的所谓编遣会议（裁兵会议），都在那半年之中，都表演着资产阶级的“统一幻想”。国民党中央的第五次全体会议[1]，当然更是这种统一幻想的大广告。那半年之中（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王正廷的外交政策之下，订立了许多新的条约，求得了增加关税。而且，最近两年极大的革命斗争和反动屠杀之后，以及从广东到直隶[2]的连绵的战争之后，武汉的封锁，上海天津之间北京汉口之间交通断绝的情形，得着相当的变更；巨大的战争暂时没有，——于是中国经济上比较松动，暂时表现着相当的改善，行市上的改善。帝国主义的列强承认南京政府；美国帝国主义方面，有许多“道威斯计划”[3]筹款的传说，许多大借款的呼声，许多外国顾问和委员会到南京来。……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满洲的张学良也插起了青天白日旗[4]。国民党“真正统一了全国”，得着了许多新的领袖——所谓北方军阀，不但加入了国民党，而且成了最早的忠实信徒，应当可以倒数过去首先反对赤化的功绩；他们成了国民党政治委员分会的主席（张学良）和党国要人。所有这些情形，都散布很多的国民党的幻想，甚至于影响到共产党的队伍，产生机会主义复兴的动摇和犹豫。机会主义者的论调，便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统治，现时已有相当的稳定，且在最近的将来，会有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南京政府已经是代表城市资产阶级及乡村富农而与买办地主妥协的政府”，“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特别在资产阶级胜利以后，受着最后的打击，现在只是残余的残余”；“因为过去革命的威吓，及现时市场的需要，帝国主义是需要中国一时的和平，而不愿即刻促成各派军阀的混战”；“所谓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来之‘必不可免’字样，用在估量现时斗争形势决定策略时，是很唯心的定命思想。”

　　事实上，国民党的统治——所谓资产阶级的胜利——只不过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在帝国主义的赞助和指挥之下，暂时打退了工农群众革命的革命袭击。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暂时比较的有力量，所以革命受着暂时的失败（史达林《论反对派》第六二四页）。而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能够解决引起中国革命的那些矛盾：（一）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只有更加深入，英日的势力范围和一切对华特权更加巩固起来，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是欺骗群众的诳话；美国帝国主义对于南京政府的勾结，正是要取得中国的财政控制权及中国的一般经济命脉，使中国变成他的完全殖民地；美国和英日的争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战的中心问题之一，尤其明显的表演着英美相争世界的霸权；英日之间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冲突，在英美的冲突的总形势之下，只有日益加强中国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相斗和混战，决没有“帝国主义来维持中国一时的和平”的事；不但如此，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革命暂时失败之后，最容易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反动联盟，做他们进攻苏联，及对苏联战争的工具之一。（二）中国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只有更加加重；一般的经济发展在外国资本加强侵略之下，只能使积累起来的资本多份投到封建式的土地私产上和商业高利资本上去；国民党的甚么土地税法和二五减租的“改良草案”，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一年多以来，只有继续的清乡屠杀，加紧实行保甲连保，拉夫拉车的军事征役；农业危机的深入和广大的破产失业，只有更加加增高利资本和地主的剥削，很明显的是资产阶级努力在保持拥护这种封建式的秩序，并且自己更多的参加封建性的剥削；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在极端剧烈的经济危机之下，互相争夺这种剥削工农的分量，只有引起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而不会是努力保障甚么“和平发展”——甚么“地主之资本主义化”的万里前程。（三）军阀的基础，原本是“中国经济的特殊状态：封建余孽的统治和乡村中商业资本的存在联结起来，而保存着对于农民的中世纪封建式的剥削和压迫方法”。这种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加以打击，并且对于他还在竭全力保护和维持。中国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而只有经济上政治上半独立的区域（地方市场），这种情形一方面做帝国主义瓜分势力范围的基础，别方面亦就是各该区域军阀割据的条件；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之后更加和封建地主混合生长的过程之中，首先就是在各个地方市场之内和军阀政权的官僚机关更加亲密的联结起来。资产阶级已经决不是和军阀制度对抗的力量，而恰好相反，正是军阀封建豪绅统治的新的工具，封建式的剥削压迫方法的附属——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固然必须依赖军阀的保护，而且资产阶级的资本更多份的投入商业，投入军阀公债，使他和当地军阀的关系日益密切。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当地豪绅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互相错综着，形成极复杂的军阀政客各派各系经常互斗的局面。这决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决不是所谓民权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斗争，而是买办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之中的内部斗争。至于所谓比较有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也不过上海区域（江浙）的资产阶级，他占着国内最发达的市场，和经济最优越的地位。可是，这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也只能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门户公开政策”之下，做帝国主义的附庸，用各种各式民族统一提倡国货等的旗帜号召“反对割据的斗争”；其实，他只是给南京政府的军阀以割据的体面招牌；上海资产阶级和当地封建军阀的联盟，用这种“统一”的名义，要征服其他区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事实上即使这种斗争里包含着几分上海资产阶级统一国内市场的尝试，即使这种斗争，表现着美国帝国主义排挤英日的对华势力的矛盾，也只不过是各区域豪绅资产阶级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亦就是英日美列强争夺中国的斗争。这种斗争，决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统一中国的斗争——这和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不是美国或者英国能够统一世界的战争，是一样的。正好是相反，南京和各地军阀之间的混战，各区域军阀之间的自相混战，正反映着：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在中国有多大剧烈的表演，中国各区域军阀之间的冲突，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内部各种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怎样的剧烈，他们的内部矛盾是怎样的严重。

　　中国的这些主要问题，民族解放，土地革命和国家统一的任务，不但是国民党的反动所不能解决，并且是更加紧迫起来。青天白日旗插遍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军阀混战重新开始的日子。中国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之中，工人阶级已经是唯一的能够统一中国解放中国的阶级，他的革命势力，和他所领导起来的农民战争，既然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摧残。那末，在英、日、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和侵略之下，在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加重的剥削压迫之下，在各派各系的反动势力互相冲突竞争之下，中国的军阀混战是必定不可避免的，中国的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了农民群众，把这种军阀混战，变成为反对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而得着革命的胜利，然后中国的统一方才能够实现，这就是要农民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根本铲除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而解放中国。

　　南京政府的所谓“统一中国”，没有能够得着甚么“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和平发展”的道路。恰好相反，满洲挂起青天白日旗之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和广西派的战争[5]就爆发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二九年二月间的休战期间，所看得见的一些经济行市上的改善，只不过是各地军阀准备新战争的附带条件。一般的情形，却是农业危机的更加深入，巨大的灾荒，推广到廿一省四特别市一千〇九十三县的七千万人民（《盛京时报》所载最近的南京官场统计）；工业里的危机也仍旧继续发展，除纱厂比较有些发展以外，其他工业都在破坏停滞的状况之中，重工业不必说，就是丝业，烟业，面粉业皮革业等，都感觉到极厉害的恐慌。国外贸易虽然有进展的状态，但是这正是外国货物占领中国市场的情形更加厉害，外国财政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力量更加增加。南京政府财政的困难，已经到了完全破产的地步，帝国主义所允许的增加关税，正是为着稍稍救济政府财政上的困难——对于保护中国工业是没有意义的。可是，这一点救济，只能做国民党政府的“恋命汤”，不能解决财政上的根本问题。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已经两三次要求辞职，他自己的口供是“绝无办法”了！各地地方政府仍旧截留解款，也同样的是入不敷出。中央直到地方，军事的费用都超过全部预算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这样，一切军阀政府，只有拼命的增加苛捐杂税，准备战争，以夺取收入丰富的区域。所谓废除厘金，实际上变成“消费税”，税额还要比原有的厘金加两倍。这只是帮助当地资产阶级（钱庄资本当铺资本）的少数财阀包捐包税收入的增加，而更加破坏阻滞一般的国内商业。各省区的军阀，因为当地商业的缩小和财政金融的破坏，更加急急乎要争取财富的区域。而地主资本家对于工农的剥削，工人的失业以及工资的减低，工作时间加长，劳动条件加重，农民群众的破产，“逃荒”，小资产阶级群众生活的极端恶化，多数兵士因欠饷和军装短少而受饿挨冻……这些情形，都一天天的更加厉害。一般的经济状况是恶劣到万分，中国的经济的确在极严重的危机之中。

　　南京政府的一切“建设”的空谈，大借款的筹划，不过是要假借名义，用公债的方法，回扣的方法，尾数的方法，筹出款项来填补军阀的需用。谁也不在认真的想什么“建设”，而只是想着弥补目前的财政困难。为着这个原故，南京政府承认西原借款[6]，得着尾数六千万元；为着这个原故，以陇海路的名义借比利时银行二百万元美金；为着这个原故，以沪宁沪杭路名义借英国银行七十八万美金；以粤汉陇海路的完成名义，动用英俄庚子赔款[7]七千五百万元。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主要的就是怎样得到外债。甚至于一切关税自主等等名目，不是想直接取得外债，就是想用“靠得住的担保”，去取得国内公债。帝国主义指挥了帮助了中国反动派暂时打退了工农革命的袭击，但是，帝国主义不但不能帮助南京政府的甚么经济建设，并且不能够帮助国民党军阀多多少少真正部分的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上面所说的那些小借款，每次不够南京政府一两个星期的军费和政费。自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所最希望的，是大财主的美国帝国主义。希望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中国的工业化吗？美国帝国主义却首先顾到他自己怎样准备和英日争取中国财政的控制权，他派了克美尔财政博士的委员会[8]，他派了孟德尔的铁路顾问，他声言要使中国的铁路全部美国化。他首先还注意到中国太平洋沿岸的军事设备（飞机场、汽车道、无线电等等）。暂时，这些设备正可以用做扩大美国对华商业的支配力量。一切美国对华的“建设计划”，都是这种性质，——因为美国知道得很清楚：夺取中国市场是不能不和英日有严重的剧烈的斗争的。华盛顿刚刚说了一句“中国铁路的美国化”，立刻就听得到英日的抗议，说新银行团[9]的公约，规定对华借款必须列强共同参加，不能由美国独占。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正在剧烈起来，对华政策上决不能有多大有意义的比较长期的“和平合作”，各方面都在准备着太平洋的战争，而不是准备什么“中国的工业化”！何况所有这些计划，都还不过是纸上的空谈。现在美国总统[10]（他就是美国红十字会的总理）已经声明说：甚至于赈灾的款项都被军阀官僚放到自己的腰包里去，美国不能参加赈济中国的灾荒了。这样，那些“建设的借款”又要到什么地方借呢！至于说希望美国的大借款，救济财政上的困难罢，那么，这固然是中国国民党各派都在梦想着，中国的资产阶级也觉得这是比较更实际更切近的救命方法。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计算是很精明的，他说：

　　中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政治统一程度，可以做什么全国范围的改造工作。十年来斗争的结果，秩序是破坏了，现在又发生军事的派别的冲突和纠纷，农民的骚动正在增长……要中国有担保才行。南京的弱点，就在于一方面，政府费用的一半都归到军阀的腰包里去，别方面，债务却不归还。（一九二九年七月号的Foreign Affairs）

　　这样，南京政府不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美国的大借款，而且最近亚姆斯特丹的“国际商会第五次会议”上，美国财政家拉门德[11]正式宣言说：我敢断定“纽约或者欧洲的市场上，中国不能筹到任何国家的借款”，因为没有国际信用。

　　中国经济财政的状况是这样。军阀混战，一方面是经济危机的表演，别方面更在加重这种危机：铁路交通的破坏，内河航路的阻梗，苛捐杂税，拉夫拉车的剥削更加加重。南京政府和广西派的战争就把那一点商业比较活泼的现象都打击下去。同时，其他各派军阀，冯玉祥阎锡山等也就逐渐暴露他们反对南京的步骤。今年六七月间，正是南京政府遇见国内外一切复杂的问题最困难的关头。“革命已经成功”罢？这已经不能欺骗民众了。关税自主和排日运动都明显的破产了。关税的增加，还不够用来担保外债内债。排日运动的禁止，只换到西原借款的承认。关税所担保的债款，“又加上了裁兵公债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总共新加担保的小债款（内债和外债），已经有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而长期的外债还不在这个数目之内。从关税支付的利息，每年就要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中国已经统一罢？”那更是大笑话。各省区独立的军阀政府，和南京一样是军阀政府，仍旧存在着。蒋介石战胜李济深李宗仁的结果，只是在广东换了一个西山派的政府[12]，在两湖巩固了何键的政府，同时，又发生冯玉祥反对南京的纠葛[13]，蒋冯的斗争正在一天天的紧张起来，北方的阎锡山唐生智都实际参加冯玉祥的反蒋运动。所谓裁兵编遣的几次会议，都只是军阀准备战争的应付手段，事实上各人都在招兵买马。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裁兵公债已经用完了，亦许一大半是用在军费上的，用在准备战争上的，而兵却一个也没有裁掉。这些裁兵公债的“所有款项都已用尽，而裁兵还没有开始”（《京津太晤士报》[14]八月二十八）。“孙科报告，北方的铁路每月要供献军阀二百万元；而同时，铁路已经破坏不堪，至少要用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修理，还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铁路债款要清偿。这些款项到什么地方去筹呢？国外的新债现在是没有希望，因为拉门德已经公开说：非等外债清偿之后，不能再借款给中国。国内再发行新的公债呢？中国银行界看见担保品已经没有了，都在反对任何新的公债；要销售公债，非用威逼手段不可”（同上报八月二十六日）。

　　这样，蒋介石的“关税自主，裁兵，统一，理财，建设”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不但对于工农民众是完全的欺骗，甚至于对于资产阶级也明显的是完全破产了。此外，蒋介石还答应过一件事，就是“三个月内肃清共产”。他所谓“共产”，就是一切反抗运动。是不是肃清了呢？

　　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显然的一天天发展；不断的经济斗争和自发的罢工运动，一天天的带着群众的性质，无论黄色工会怎样活动，怎样欺骗群众，而工人群众一天天的暴露他们激烈反对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斗争力量。工人阶级的斗争一天天转到更高的形式——政治的斗争。上海今年五卅的示威，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三四万群众冲破国民党的一切压迫，黄色工会领袖的一切合法主义，而直接向国民党帝国主义表示革命的反抗，捣毁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这个示威显然有极鲜明的政治旗帜。群众走向共产党的潮流，在这示威之中，表示出极有力的趋势。同时，在今年五卅之前半年之中，尤其是蒋桂战争爆发之后，不但大刀会红枪会等等的运动，日益引起广大群众的参加；而且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又开始更大规模的发展，“最大的区域是：福建的西部（朱毛部队[15]），江西的东北，江西的西部，湖南的平江浏阳，湖南的西部，广东的东江，湖北的西部，湖北的东南，以至于四川。”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反对联盟内部冲突和严重的危机之下，日益成熟起来；虽然并不是一切统治阶级的危机，都会自然而然引起直接的革命形势，然而中国工农的革命势力的确是在重新收集起来，准备着对于帝国主义和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实行坚决战斗的总攻击，——这是没有疑义的。

　　（注）一九二八年底的约计北方农民的原始组织，总共有七十万人：河南约五九八，〇〇〇人，河北约一〇五，〇〇〇人，山东约二〇，〇〇〇人，山西约七，〇〇〇人（《密勒评论》[16]八月三十一日）。此外中国各地的土匪亦是一天天的增多，单是河南一省，普通的土匪至少有二〇〇，〇〇〇人。最近四川东部农民反抗捐税（那地方去年半年之中征税八次，并且又预征田赋两年），组织抗税军，将军阀所解散的新旧民团联合在一起，共有一三，〇〇〇人。当地军阀屡次被他们所打败，“因此，有谓抗税军必为共产党人所领导”（《华北前驱》，九月七号）。

　　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凡此一切都可以归结起来说：“革命没有成功，中国没有统一，共产没有肃清”。蒋介石在攻打广西派的时候，还可以说：所以有这些不幸的事，都是广西派的军阀不好，外国不肯废除不平等条约，美国人不借钱，因为广西派割据着，共产党捣乱，因为广西派压榨商民，“广东商人已群起声言宁受共党暴动一次痛快的屠杀，不能忍受广西派军阀之长期不断的压榨”。蒋介石用他的“理财建设裁兵统一”的旗帜，做准备战争实行战争的口号，仿佛他是救济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唯一的救命皇菩萨。但是，蒋桂战争之后，一切情形，仍旧是照样的糟糕。

　　问题不仅是怎样救济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政权了，问题是在怎样救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亦就是怎样救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

　　中国工人阶级恢复自己的战斗力，加强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新高潮兴起的严重的形势，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绝无能力解决任何问题，跪在军阀的面前请求“肃清共产”而只能帮助军阀混战纠纷的发展；这种情形，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能不更加投降屈服，去请帝国主义的财神。于是南京政府的“最后的”救星，就是中东路事件[17]。蒋介石想用中东路事件的“反对赤色帝国主义”，达到他对内对外的目的：（一）团结反苏联的各国帝国主义，而向他们兜售中东路，向他们请求借款，向他们哀恳废除治外法权的面子；（二）用私通“赤色帝国主义”的罪名威吓冯玉祥及其他地方军阀，使他们承认他是“对外战争的民族领袖”；（三）用反对“赤色帝国主义”和“紧张的事实”为名义，再开始大批的屠杀共产党，镇压工人运动和农民斗争，想用最后的努力提高所谓民族主义，用民族的武断论调，来维持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之中日益丧失的信仰。

　　结果怎样呢？“反对苏联的功绩”在各帝国主义的前面，是卖不出几个大钱。英、日、美帝国主义都现成的利用中国的国民党，来反对苏联，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把中东路放在中国军阀手里，当然可以部分的打击苏联的经济建设，并且随时可以用来做进攻苏联的军事战术上的基础。可是，国民党的这种“功绩”，对于帝国主义是应尽的义务，并不因此便必须废除治外法权，来给南京政府挣些面子，更用不着答应什么大借款，来做南京政府的赏钱。英、日、美、法各国帝国主义反而因为争夺在中东路上权利，而互相冲突，不能很快的解决什么“共管”的问题。同样，“对外战争的民族领袖，蒋介石也没有能当得成功，——帝国主义目前还没有能够准备好立刻和苏联开战，中国自己是绝没有能力和苏联的工农红军开战（国民党，甚至于连朱毛的小小红军都消灭不掉呢）。恰好相反，中东路事变，把张学良陷于极困难的地位，时时还有被蒋介石借反对苏俄派兵侵入满洲的危险。这逼着张学良和阎冯[18]接近。至于借此镇压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的高潮，那更是得着相反的结果。中东路事变之后，上海、香港、天津等处，工人群众之中热烈的响应共产党“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从七月十六日起，每天报上可以看见上海各工人区域的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共产党员虽然又受着很多的屠杀和逮捕，而各地工人的罢工潮流仍旧是向上高涨。八一的示威，不但在上海、香港、天津等处发动起来，就是满洲也有相当的群众行动，其他穷乡僻壤，到处都有参加八一示威的消息。农民游击战争，更有新的发展：四川农民的发动，贺龙部队的进展[19]，以及朱毛重新占领上杭、龙岩、武定。此外，兵变的消息也更加多起来，并且有些“叛兵”插起红旗，寻找共产党。

　　总之，结果是革命运动的威吓更加厉害，而反动联盟之内的矛盾冲突更加剧烈起来。

　　九月二十张发奎在宜昌宣布独立，反对南京政府[20]。随后的消息，证明北方冯阎和张学良的反蒋联盟，的确同时在那里进行。山东的陈调元扣留车辆准备作战。唐生智参与反蒋而被扣留在南京。安徽的方振武被捕之后潜逃[21]，而他的部队已经“叛变”起来反对蒋介石。广西的俞作柏[22]也已经在进攻广东。朱培德（江西）亦有反蒋的嫌疑，因此他的驻京办事处受搜查。鹿钟麟（冯玉祥的亲信——现在军事部长）也受着同样的待遇。中央军官学校之中有反蒋的组织，几次企图刺杀蒋介石。南京的危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的了。

　　张发奎所发动的新战争，当然是蒋桂战争之后，第二次军阀混战的开始。张发奎反蒋的旗帜是什么呢？他的要求是：（一）解散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集新的大会改选，不得用任何暴力压迫；（二）免除反革命的卖国官僚，恢复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战争；（三）请求汪精卫回国担任指导工作。

　　新的中国军阀战争，有汪精卫做旗帜了。汪精卫又是什么东西呢？他想代替蒋介石来救济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哩！张发奎、唐生智、冯玉祥、朱培德、阎锡山等等军阀，在武汉时代很有些救济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功绩”，张发奎更是广州暴动时“拯救商民”的勇将。他们代表封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混合体，实行军阀官僚的统治，“仿佛”不见得比蒋介石张学良以及广西派差到什么地方去罢！汪精卫却依据着这些军阀的力量，向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说：在我的政纲领导之下，反蒋的成功就是天下太平的时机到了！这样，汪精卫给混战的军阀一种政治旗帜。

　　中国经济政治的危机正在深入而扩大，各地方的军阀用一切种种榨取的方法，压迫工农群众，破坏一般的商业和经济生活。南京政府不过是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却有接洽外债的优先权，有卖国的头等地位，占据江浙最富饶的区域。反对南京的一切军阀，要用什么政治旗帜呢？当然不是公开的说，不要蒋介石卖国，而要我来卖国；当然不是公开的说，不要蒋介石占领江浙，而要我来搜刮江浙。现在一般危机和恐慌，使资产阶级里面经常的分泌出破产穷困的成分，这种环境之中，最适当的旗帜就是：“公理和仁政的买卖”，“肃清共产的赛跑”。这种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本来绝对不能和封建军阀的制度对抗起来，而只能希望换一个好军阀，好政府，真正的青天白日大老爷。他们曾经这样想望蒋介石，他们并且努力赞助这种幻想传播到工农群众之中。汪精卫现在却想人家崇拜他，恭维他有实现这些希望的本领。哼！哼！——听他说罢！“我们的地位，是在反动势力与共产党夹攻中的地位……本党因分裂及反革命派的反动行为，已失信仰于民众，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取得民众对本党绝对的信仰”（《民意杂志》六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这样，汪精卫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为着救济已经丧失信仰的国民党起见，为着救济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起见，要求改组国民党，以便蒙蔽群众，阻止革命。这种改组主义的旗帜，恰好是混战的军阀所需要的。

　　汪精卫和张发奎同时发表讨伐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时候，已经是汪精卫派[23]开始活动的时候。“科学的统计家”或者会误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稳定的事实，而群众的艰苦斗争，巨大的灾荒，以及工商业根本上的没有出路，却早已经使中国资产阶级，战战兢兢的防备工农革命势力的袭击，而要努力寻找新的欺骗群众的道路。改组派的活动，在各地国民党地方党部之内，装腔做势的反对南京的中央，运用一切种种改良主义的宣传，自由主义的空谈，竭力替国民党保持对于民众的影响。国民党第三次大会[24]，正是蒋桂战争爆发的时候，改组派勾结蒋介石不成，便事实上开始做“反蒋大联合”的运动——这是制造军阀的新混战的旗帜。

　　汪精卫的政纲是甚么呢？第一，外交政策上主张“进攻日本，对于英国防御，使英国中立，而在不宣传不行动共产主义条件之下和苏联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恢复国交”。这是今年三月间，改组派在上海开的全国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等到七月间中东路事变发生之后，张发奎的宣传独立，却已经不客气的树起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旗帜。第二，对于第三国际[25]，说他要利用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所以认为必须在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联合东方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三民主义的新国际”。这并不是汪精卫的新发明。一九二五年戴季陶开始反共产的时候，便主张建立“民族国际”和第三国际来对抗。现在蒋介石胡汉民，并且已经在南京设立了所谓“东方被压迫民族国际通信处”。对于共产党，他们认为是“代表流氓屠杀民众的党，本党应努力扫除之”。现在汪精卫诉述蒋介石的罪状时，还特别提出反对蒋介石的“非法屠杀”。这是申明，汪精卫是主张对于共产党的“合法屠杀”的。第三，表面上高叫反对封建制度，而同时公开主张“革命必须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26]……宪政时期以前，一切政权归国民党，国民党的全国大会委任中央政府，省党部委任省政府……党部对政府有指导监督之权。”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实在是高明得很。当军阀屠杀千万工人的时候，汪精卫是首先赞成，并且是首先提议的。当蒋介石得罪了冯玉祥张发奎等军阀，汪精卫却起来诉述蒋介石专横的罪状了！总之，改组派政治制度的理想，明白的表现资产阶级公开的提议和军阀豪绅公同实行阶级独裁，并且崇拜法西斯蒂的“团结国家”[27]（Corporate State）的理想，主张“政权的行使，关于政治组织，采用区域代表制，关于经济组织，采用职业代表制”。第四，表面上说要实现民生主义，却在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之外，又特别加上“建设国家资本”的一项。并再四再三的说明：除买办阶级，所谓“寄生资本主义”以外“一切工商业者，都在工农小市民的革命战线之内”，所谓“节制私人资本，”是要特别“扶助新兴工业，奖励侨民回国兴办实业，予以切实保护”。这显然是拥护资本主义的政纲，都用所谓“国家资本”为招牌来蒙蔽；说甚么“基本工业，如一切煤、铁、石油炼冶主要机器工业及交通机关，都以国有为原则。”其实，这些工业早已经“国有”，早已是军阀政府的企业，是外国财政资本控制之下的企业。所谓国有就是“军阀有”，就是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好材料。最有趣的，汪精卫的政纲里，还有一句绝妙的话：“国外贸易，期由国家经营”。这实际上是孙中山“中国之国际发展”的更进一步；所谓“中国之国际发展”计划（International developement of China），本来是孙中山的“伟大的买办计划”，如今“国外贸易由国家经营”更是“国家资本”买办化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28]”。第五，对于工人政策，除了表面上制定劳动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空谈以外，——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已经谈了两年了，——却有露骨的限制工人自由的要求，说：“在不妨害国民革命的范围中，工人有罢工自由权”，“工人运动应当时时注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获得农民及城市的小市民的同情，不可使之生畏惧或厌憎的心理。”他们尤其注意店员的行动，主张“店员和组织要自成系统，直接受本党之指挥”，因为店东都是“小贫的小市民”，千万不可以对他们有“过火”的罢工运动。很有趣的，他们说：“反动政权与帝国主义妥协，必更使外国资本充分的无限制的投入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中国工人必更增加其数量，并注重其质量，且益趋于集中。”这种工业化的理论，却会是国民党改组派利用工人运动限制工人运动在“国民革命的范围以内”的张本！第六，农民问题上的政策，最有趣不过的了。起先，今年三月的改组派大会通过一个“耕地政策决议案”，上面还说大小地主的土地“一律无代价没收，固然是最为彻底的办法，但是实行上……小地主也在被打倒之列，自耕农与生活较优裕的佃农亦在所不免；城市中小市民，小商人，手工业者，智识界，自由职业者等，一定亦要反抗，因为他们的耕地也被没收；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破坏……”，所以改组派主张只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等到六月间改组派政治主张公开发表的时候，连没收大地主的主张也一字不提，只有“实行减租”四个大字，加上几句实行乡村自治，清理官荒，设立农民银行，严禁高利贷等空话。土地问题上，国民党改组派，也不能和胡汉民蒋介石有甚么多大的分别。

　　汪精卫派的政纲便是如此。我所根据的，不仅是上海三月间改组派的“秘密决议”，而是根据六月底改组派机关报《民意》上在中国公布的《我们解决党政问题的主张》。这很有些关系，因为越到接近实行，越到公布态度的时候，这些资产阶级的政客越是要“现原身”；因为他们要得到地方豪绅军阀的承认其为反蒋的“领袖”，所以取消了没收大地主土地的话；因为他们怕银行界帮蒋介石，而希望银行界帮自己，所以取消了“金融机关归国有”的话，改成了“金融机关以公有或公共节制为原则”。

　　等到张发奎宣布反蒋之后，汪精卫的宣言，已经是直接的政治行动，那就口气更加缓和，完全适应那些反蒋军阀和资产阶级，包含到所谓“寄生的资产阶级”的胃口。汪精卫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是什么？尽是“蒋介石任用私人，贪赃枉法，吞没国款，强派公债，非法没收，藉口裁兵而实自增兵，托名建设，而滥借外债，辱国求荣缔订新约，破坏司法以致外国不肯废除治外法权，承认西原借款，破坏国民党党纪”等等空洞的叫喊，一切反蒋的军阀都早已喊过的口号。汪精卫自己以为他是反蒋斗争的政治领袖，其实，他只是反蒋军阀的小老婆，用来安慰资产阶级的。他代替以前的蒋介石，做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各地军阀和蒋介石争夺剥削机关（政府）的斗争，却要汪精卫来挂一块招牌，说：蒋介石实行不了“肃清共产，理财裁兵，统一建设”，我们才能实行。国民党的改组派说了很久的“不做军事投机”，但是同时就说“我们以为能尊重十三年改组精神[29]，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30]反抗南京的反动行为的，都有和左派联络的可能”。这就是汪精卫“号召”军阀，正确些说，是依附军阀，向资产阶级做“公理和仁政的买卖”，替豪绅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策略。

　　蒋桂战争以来的中国局面，显然日益进于军阀混战的延绵紊乱的状态。张发奎现在开始的反蒋战争[31]，更是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表现。汪精卫的改组派，却企图对于这种军阀混战，使他理想化，成为“为改组国民党而战，为救国救民而战”。改组派努力于救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努力于救济国民党的破产，企图扩大些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企图利用群众一般的不满意，而蒙蔽群众，代表资产阶级去依附军阀，选择“新的”青天白日大老爷，而借此笼络群众。汪精卫不是在为反对军阀封建势力而斗争，却是为着要建立别的军阀独裁，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罢了。他的假民权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装腔做势”以及他们所谓“耕地政纲”，和以前蒋介石的改良宣传，蒋介石民族的武断和社会的武断（National or Social Demagogy），实质上没有甚么不同。然而汪精卫的改组派，企图征取小资产阶级群众里的影响，甚至工农群众之中的影响，他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更方便些替反蒋的军阀“出卖仁政和公理”。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分别，却在于蒋介石现在多份依靠着江浙区域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盟，他的主要政策已经是差不多只用武断的民族主义，镇压工农，他的改良欺骗，因为处于执政地位，而经济的暴露出来；至于汪精卫，他却多份依靠到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地方性质的商业资本，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去和小地主联盟，他的政策，除民族武断之外，还多运用些社会问题上的武断，甚么“大工业国有”，甚么“反对寄生资本”，甚么“国有资本”等等，以欺骗群众，更巧妙的进行这些阶级维持反革命统治的企图，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而达到自己分赃的目的。因此，汪精卫比蒋介石必更加危险了。军阀混战的新阶段上所以不能不抬出汪精卫这类的招牌，也就证明在政治经济的总危机的背景上，革命的新高潮开始兴起，群众和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对抗的阵势，正在日益明显起来，革命的实力正在积聚起来，使资产阶级不得不设法利用一般工农群众的不满意，企图领导他们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之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不可避免的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企图防止这种战争变成民众反对军阀的战争，变成工农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战争，企图遏止工农民众的革命化，阻滞工农群众的积极行动。

　　改组派运动的前途，无疑的是蒋介石一样的要迅速破产，我将来在另一篇文章来说，现在，我们且说一说目前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正是利用反动联盟内部的剧烈冲突，利用政治经济的总危机，而发动广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必须要指明一切军阀都是工农群众的敌人，工农群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一切军阀，亦就是每一省区之内的工农只有针对着当地统治的军阀实行坚决的斗争，只有积厚自己的力量，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独裁的苏维埃——方才能够达到解放。必须指明一切国民党，国民党的一切派别，都是豪绅资产阶级联盟的代表，要开始极大规模的反对一切国民党的宣传运动。必须防止联合改组派的机会主义策略，纠正忽视反对改组派的错误，防止军事冒险政策之下联合某种“左派”军阀，或者单独的反蒋介石，而忽视反对当地军阀的宣传和斗争，或者等待着军阀战争，而放弃当前的群众日常斗争，放弃领导群众实行总的政治斗争。

　　事实上恰恰相反，现在更加不应当忽视改组派问题，轻视汪精卫的反革命力量，正应当格外努力反对国民党的改组派，暴露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暴露他们的假民权主义，揭穿他们“反帝国主义的”装腔做势的把戏，指出他们拥护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和赞助军阀独裁的真相。特别要加紧反对改组派在群众之中的影响，特别要加紧争取群众的斗争。“变军阀的战争为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鼓动的口号。

　　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任务，一天天的紧迫起来。这个斗争的前途不但是推翻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阶级的统治，并且也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应当在现时的形势之下，努力巩固农民的游击队，努力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朱毛的部队和满洲。满洲最近亦发生农民群众“骚扰”的事实，往往围攻县署，实行抗税，并且表示拥护苏联。满洲农民的游击战争，即使是很小规模的行动，亦有“武装拥护苏联”“变帝国主义的战争为拥护苏联战争”的伟大意义。南部中国，更应当利用农民运动程度的较高和力量的较大，发动真正群众武装斗争，实行抗租抗税抗债，只要有可能，便要建立苏维埃，实行武装农民——解除军阀的武装和地主的武装，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要使邻近区域的游击战争和农民暴动，互相配合起来。同样，要注意兵士的运动，要使他和农民运动及工人运动联络起来。

　　尤其要注意的是，现在农民运动已经在城市工人运动复兴的条件之下进行。城市之中必须发动并且领导工人经济政治的斗争；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把赤色职工运动自动的公开起来，冲破国民党的合法主义而争取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利。必须要确当的联结经济的斗争和政治的斗争，领导群众从日常的经济斗争，进到反对当地军阀的政治斗争，反对国民党的一切派别的斗争。要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斗争，争取其中的领导权。应当及时准备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处在现在的状况之下：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冲突的发展，一般的政治经济危机，农民群众及城市贫民生活的不断的恶化，罢工运动的生长，军阀混战的延绵纠纷，——他自己的任务也就格外的加重起来。帝国主义趁中国的混乱而更加进攻，尤其要加紧革命斗争的形势。而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实现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中自己的领袖地位——这在中国革命之中有决定胜负的作用。因此，首先更要巩固自己的党——共产党，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右倾的机会主义，反对那些对于革命高潮的怀疑派，对于独立领导群众斗争的取消派等等。事实上，现在最要紧的问题，就是在这革命新高潮正在兴起的时候，在这军阀混战和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候，在这国民党改组派努力活动企图欺骗群众的时候，特别要注重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群众斗争的任务。甚么“等待黄色工会领袖的同意”，甚么“农村之中应当做经济斗争”，甚么“联合富农”等等的机会主义的倾向，都要彻底的肃清。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执行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的使命！

　　原载1930年3月15日《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2、3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国民党中央的第五次全体会议，即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1928年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举行。该会在宣言中宣布：决定根据建国大纲，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并决定即将起草约法。

　　[2]直隶，今河北省。

　　[3]道威斯计划，见本卷第447页注⑤。

　　[4]指东北易帜。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炸死，7月1日，张学良不顾日本反对，通电宣布同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军事行动。12月29日，张学良同张作相、万福麟等东北军将领联名通电，宣布服从南京政府，“改旗易帜”，将东北悬挂的五色旗改为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5]蒋介石和广西派的战争，即蒋桂战争，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6]西原借款，见本卷第511页注42。

　　[7]庚子赔款，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中国给各国的赔款。按条约规定，清政府共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折合银九亿八千多万两。

　　[8]克美尔财政博士的委员会，克美尔，今译凯默勒（Edwin Walter Kemmerer，1875—1945），汉名甘末尔，美国经济学家。1929年应南京国民政府之聘来华，任财政部设计委员会主席兼银行币制专门委员。

　　[9]新银行团，1918年6月，美国向英、日、法等国提议，由四国组织新银行团，承受中国一切经济借款和政治借款。1920年9月，美、英、日、法四国新银行团成立。

　　[10]美国总统，指1928年11月当选的共和党人胡佛。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美国第31任总统。192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1929年任总统。1932年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被罗斯福以压倒优势击败。

　　[11]拉门德，即拉蒙特（Thomas William Lamont，1870—1948），拉门德为其汉名，美国银行家。摩根公司老板之一。他曾作为新银行团美国代表来华接洽借款，因中国舆论反对，没有结果。

　　[12]在广东换了一个西山派的政府，指以汪精卫为旗帜的粤系军阀所组成的广东政权，以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西山派即西山会议派，见本卷第61页注28。

　　[13]冯玉祥反对南京的纠葛，指1929年5月蒋介石和西北军冯玉祥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张势力进行的军阀战争。

　　[14]《京津太晤士报》，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1894年3月在天津出版。由裴令汉（W．Bellingham）、彭赖尔（Wilfred Pennell）等编辑。初为周刊，1902年10月改日报。它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

　　[15]朱毛部队，指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红军。

　　[16]《密勒评论》即《密勒氏评论报》，美国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1917年由密勒创办。

　　[17]中东路事件，见本卷第511页注44。

　　[18]阎冯，指阎锡山和冯玉祥。

　　[19]指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的工农武装迅速发展，1928年7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到1929年的5月间，先后攻克了鹤峰和桑植，建立了两个县的革命政权，继而又在龙山、宣恩、五峰边界建立政权，与红六军会合。

　　[20]指1929年9月17日国民军第四师师长张发奎解除蒋介石派往宜昌接防的曹万顺所部武装，通电反蒋。

　　[21]指1929年9月19日蒋介石以冯玉祥已失败下野，便拘押方振武于南京，并免其各职。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寿县人。1926年1月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五军军长、第五军团总司令等职。后改隶蒋介石指挥，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总指挥。1933年5月，同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0月，抗日同盟军失败，出走香港。

　　[22]俞作柏（1887—1959），字健侯，广西北流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27年任广西省政府委员，1929年6月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同年10月去职。

　　[23]汪精卫派，即国民党改组派。

　　[24]国民党第三次大会，见本卷第611页注14。

　　[25]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见本卷第251页注36。

　　[26]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见本卷第81页注35。

　　[27]团体国家，又译作总体国家。见本卷第82页注39。

　　[28]乌托邦，见本卷第538页注22。

　　[29]指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以及有关改组的各项具体办法。确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原则。

　　[30]革命的三民主义，又称新三民主义，指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孙中山重新解释后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见本卷第81页注33。

　　[31]指1929年9月开始的张发奎与桂系军阀、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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