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新高潮和国民党改组派|瞿秋白

中国革命新高潮和国民党改组派

　　（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

　　“中国里面，应当是：或者中国的莫莎里尼[1](1)，像张作霖张宗昌之类的人，得胜，随后再被土地革命的高潮推翻，或者武汉得胜[2]。蒋介石和他的党徒，企图站在两个营垒的中间，一定应当倒下去，和张作霖张宗昌的命运相同。”（史达林[3]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答复孙逸仙大学[4]学生的谈话）

　　史达林同志这句话，是回答“中国能不能有基玛尔式的革命”的问题的。基玛尔是土耳其国民党的领袖，现在已经是土耳其的“终身总统”。他是土耳其革命的军事领袖，他在一九二一年打败了希腊之后，替土耳其争到了国家的独立，同时，他就开始反对工农群众，随后，不但造成基玛尔式的军事独裁，禁止工农的一切自由，而且在一九二三年之后，他已经逐渐的投降帝国主义（承认以前土耳其帝国的外债等等）。史达林同志说：这种土耳其的基玛尔主义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发生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随后的发展，却向着反对工农的方向进行，实际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可能的。这种革命，只有在差不多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并且没有绝大的农民土地革命的国家里面是可能的，——譬如在土耳其、阿富汗、波斯[5]。至于中国，说有这样基玛尔主义的可能，那就是非常之大的错误。一九二七年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拉狄克[6]），正是不看见中国与土耳其的分别。史达林同志说：当时“中国国民党里，自然也有许多人，要想在中国实现这种基玛尔主义。想要当‘基玛尔’的人也有不少。第一个，就是蒋介石，可是这都是幻想，这都是吓坏了的资产阶级的梦想”。

　　现在的情形，已经证明蒋介石的“中国基玛尔主义”的完全破产，——史达林同志的话，完全说对了。

　　当时（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企图站在两个营垒的中间”；现在呢，已经证明他早已滚到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营垒中去”。

　　史达林同志说：中国只会是张作霖、张宗昌得胜，或者武汉得胜——蒋介石，“企图站在两个营垒中间的蒋介石”是不会得胜的，这句话亦是说得非常之对。

　　表面上看来：张作霖打了败仗，并且被炸死了，张宗昌的军队也大部分崩溃了。只有张作霖部下的军队，还保存着，但是，也只能够留在东三省，这是不是蒋介石打胜了呢！事实上，打胜仗的，并不是那个“企图站在两个营垒中间的蒋介石”。张作霖、张宗昌的个人，固然在军事上失败了。然而张作霖、张宗昌等类的军阀，却仍旧存在。军阀的社会基础——封建势力，仍旧在全中国占着统治的地位，不但在经济上，并且在政治上还是占着统治地位。所以军阀始终是得胜了。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陈铭枢[7]，陈调元，鲁涤平，朱培德，何键等等的军阀割据统治，就是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政权。南京政府的统治，也是一样的军阀统治——蒋介石变成纯粹的军阀统治。

　　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政变[8]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政变[9]的时期，还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企图站在“两个营垒的中间”。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扩大会议说，蒋介石是在南京形成新的反革命中心，站在当时的北京买办政府[10]与武汉革命政府[11]的中间。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企图改良中国，使中国变成所谓“民族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企图，极快的完全破产，所以代表当时这种企图的蒋介石也已经完全破产。当然，蒋介石个人现在还做着南京政府的主席，可是，这并不是蒋介石的“中间营垒”得到了胜利，这并不是那种民族改良主义的企图得到了实现。

　　甚么是“民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图——甚么是民族改良主义的企图？这就是说：以前是帝国主义经过中国的封建地主买办来剥削中国，使中国成为“以封建势力为基础的半殖民地”，现在中国资产阶级企图“改良”这种统治（当然并不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只是改良这种统治），怎样“改良”呢？改良到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要帝国主义大部分不经过封建地主和买办，而经过民族资产阶级来剥削中国，把中国变成“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半殖民地”。

　　我们可以用俄国的历史来做比喻，——这当然是很相对的比喻。俄国一九〇五年之后，布尔塞维克党说：“旧的农奴制度的专制政体是在崩溃，向着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方面又进了一步，这种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用假的立宪方式，来掩盖那专制制度”。中国的“以封建势力为基础的半殖民地地位”，可以比方是“农奴制度的专制政体”；中国的“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半殖民地地位”，可以比方是“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现在，能不能说：中国已经向着“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半殖民地地位”方面，进行了这样大的一步，像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后向着“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方面进行的那样大的一步呢？没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那种企图，已经完全破产。

　　蒋介石最后一次北伐胜利[12]之后，立刻就有许多种的会议：上海经济会议，财政会议，交通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等等。这些会议之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表现许多幻想：一般资产阶级都想着——以为国民党的武力统一之后，有强有力的国民党军事领袖（蒋介石），可以不但镇压住工农的革命运动，而且修改些不平等条约，得到些关税保护，有些交通上商业上的安宁和自由，有些财政上货币上的统一计划，这正是“吓坏了的资产阶级”的迷梦，这正是所谓“中国基玛尔主义”！这种梦想，事实上很快的便警醒了。中国资产阶级自己，都已经看见：国民党和蒋介石，连这一点点儿巩固反革命的任务，都不能实现。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后的事实，很清楚的表现这种情形。

　　固然，现在的南京政府，比较起当初的北京政府来，自然是有些不同：当初的北京政府，是纯粹的地主买办政府；现在的南京政府是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现在参加政权的大资产阶级之中，已经有些非买办的成分。但是，四月十二时期的蒋介石，企图实现一种所谓“新的政权”——地主阶级和全部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企图建立一种所谓“民族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民族改良主义的旗帜来消灭革命，——这种企图，却是完全破产了，——南京政府始终没有能够形成地主阶级和全部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现在的南京政府里面，现在的一般国民党政权里面，的确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成分；可是，这些成分，大半都是买办豪商、银行界的大资产阶级，以及极少数所谓“民族”工业资本——实际上也是买办或外国资本所支配的工业资本。三月二十和四月十二时期的蒋介石——代表那种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幻想的蒋介石，已经完全破产，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张作霖自己炸死了，可是张作霖的“主义”（军阀统治）却得胜了，蒋介石自己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可是蒋介石的“主义”（民族改良主义）却失败了。

　　蒋介石为什么能够当国民政府的主席？是不是因为他的民族改良主义得胜了？共产国际屡次说过：蒋介石的四月十二政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那末，现在蒋介石既然当了国民政府的主席，是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已经成了国民党政权里的领导阶级呢？是不是中国封建的势力已经是受了很大的打击呢，是不是张作霖、张宗昌等类的人失败了呢，是不是史达林同志说的话，说得不对呢？

　　蒋介石能够当国民政府的主席，能够打胜广西派[13]，——这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得到领导地位，并不是封建势力的失败。蒋介石丧失了他原来的社会基础（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之后，蒋介石已经只代表大资产阶级之后，然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一般的国际国内环境，方才容许他参加南京政府，方才容许他做南京政府的主席，请拿南京政府的例子来看一看：南京政府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在这联盟之中政治上的支配能力，还是在地主阶级封建军阀手里：一切军事上、财政上、交通上的权力，照旧是由军阀地主支配着。所以南京政府里面，还是豪绅地主的领导（何况其他地方的政府呢！）。国民党第三次大会[14]和蒋桂战争的经过，很明显的表演这种情形。广西派的失败，只是一派地主军阀的失败；胜利的也并不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别一派的地主军阀。蒋桂战争之后，陈铭枢和西山会议派占住了广东政权，阎锡山和张学良增加了在北方的权力，南京政府内部地主买办的政治路线也更加占着优势。蒋介石完全“屈服”，完全执行这种路线，他的军队也完全军阀化，所以他才能够继续做南京政府的主席。并不是一九二七年“企图站在两个营垒中间的”那个蒋介石得着了胜利，而是蒋介石移转他的社会基础到大资产阶级，投降封建地主，而和他们组织统治的联盟。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却又落到了所谓“中间营垒”，他们对于豪绅地主买办及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得不又立在“在野党”的地位。这样说来，始终还是“张作霖张宗昌等类的人得胜”了。

　　这样，现在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分裂着两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是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集团；第二个是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所谓“左派”国民党的集团；这个集团当然有他的“尾巴”——上层小资产阶级，可是其中领导的阶级，却无疑的是中等民族资产阶级。

　　现在，先说第一个集团。

　　第一个集团——是反革命营垒之中的执政的集团，他代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权，仿佛是英国在印度的总督，或者日本在朝鲜的总督似的。

　　一则这个集团是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联盟，其中是封建军阀和买办占着了指挥一切的地位。这个集团的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军阀制度的政治统治。他的内部，充满了许多的矛盾：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有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些情形就必然要形成中国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盟中，又分成极多的小派别的现象：张学良派，阎锡山派，冯玉祥派，蒋介石派，李济深派，唐生智派，西山派，安福派[15]等等，而且这些情形，必然要在列强帝国主义操纵之下引起不断的军阀混战。

　　再则，“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政治派别或者政府，能够来实行什么斯托柳宾[16]式的改良”（史达林《论反对派》第六三四页）。斯托柳宾式的改良是什么？——俄国一九〇五的革命失败之后，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一年，俄皇政府的国务总理，姓名叫做斯托柳宾，想出一种“改良政策”，他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俄历）公布一个法令，准许农民退出农村公社，自己收买田地做个人的私产。这种政策，是想从农民之中分出极少一部分富农出来，做地主政权——俄皇政府的帮手，来使“农村安静”下去。斯托柳宾是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或者经纪”（representative or broker）。俄国的斯托柳宾还能够依着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上实行土地问题上某种程度的改良政策，企图缓和农民的革命。中国呢，这一执政的反革命集团，对于土地革命问题，连这样的应付政策，都没有能力实行。

　　三则，列强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中国不但土地制度的改革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且帝国主义的经济统治，根本上是依据在中国封建残余的土地关系上。任何帝国主义，也不能经过军阀，实行什么土地改良。或者有人说，帝国主义不能实行对华的土地改良，或许能够实行所谓“民族改良”，——譬如关税的增加，治外法权的改革，租界管理权的允许华人参加等等，以至于相当的放任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呢？这亦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国际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稳定，正在走到更加动摇腐化的前途，更加要互相争夺市场，更加要把殖民地束缚在财政资本之下，所以即使有上述的所谓“民族改良”的形式上的改变，也只不过是达到这个更加束缚中国的目的。决没有所谓“殖民地之工业化和非殖民地化”的前途！况且，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得最厉害的半殖民地。这种情形，影响到中国的一般政治经济局面。列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对于中国的影响，比较对于其他殖民地起来，实在是更加直接，更加迅速，更加剧烈。列强帝国主义，英国、日本、美国等，他们对于中国的所谓“让步”（今年关税稍稍增加），所谓“帮助”（几次的小小借款），不但是更加加增对于中国的束缚，而且还是支配中国军阀混战，进行他们准备太平洋大战的步骤。他们剥削中国的总政策，不能不是更加巩固中国封建地主的立场——军阀制度的统治。

　　因此种种，所以中国的封建残余的经济统治，虽然是在瓦解腐败，帝国主义对华的强盗统治，虽然是在发展着内部的矛盾而有崩溃的危险，然而中国军阀地主和列强帝国主义，是不是能够找着甚么新的道路来推延这个危险呢？不能够的。甚么叫做“新的道路”！——就是，一方面可以保持帝国主义军阀地主的政权和收入，别方面又能够稍稍解除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道路。这种“新的道路”，他们找不着的。他们只有继续旧的道路：就是帝国主义经过军阀的割据和混战，经过买办和地主加紧剥削，利用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镇压工农革命的高潮，而同时经过中国的“小战争”，发展自己内部的冲突，而向着世界的“大战争”方面前进。

　　这种帝国主义经过中国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统治，没有能力实行甚么“地主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改良”，用来“做统治阶级的避电针和恋命汤”；这个反革命的统治，始终只能成为纯粹依靠恐怖政策的统治。

　　第二个集团——反革命营垒之中的在野的集团，他勾结着军阀帝国主义继续企图供献自己“救济反革命死亡的新方法”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

　　中国革命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怎样的破产，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中国反革命之中，资产阶级不能够得到所谓“资产阶级的胜利”。甚么是所谓“资产阶级的胜利”呢？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胜利；而只是说——他企图“站在两个营垒的中间”，而居然能够站住了，居然能够完成所谓“中间营垒”的统治。这种所谓三民主义最理想的统治，即使是实现了，亦是绝对反革命的：——保存着地主阶级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保存着帝国主义对华的统治，放任全部资产阶级得到真正参加政权，更多份的分得些对于中国群众的剥削成分——在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之下，形成新式的买办国家。孙中山的建国方略[17]（孙中山著的《中国的国际发展》），其实就是这种“伟大的”买办式的“建设计划”。如果那种“帝国主义的地主阶级的改良”，仅仅是敷衍涂砌的“改良”，仅仅是割据相安“分治合作”的“改良”，仅仅是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做主体而利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改良，尚且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这种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改良政纲，想由资产阶级取得反革命领导权而来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纲，更加没有实现的前途。

　　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的政变，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积极政策”，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叛变和第一届南京政府的成立，想“站在两个营垒的中间”。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都只是表面上树起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实际上是替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当“苦力”去维持旧的统治。一九二八年六月所谓“北伐完成”之后，上海的经济会议、财政会议等等，正是这种历史事实的表演：资产阶级没有得着对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任何“胜利”！

　　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中，那些没有占领国内经济命脉的中等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政权。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是蒋介石三月二十政变以来的政策。这个政策破产之后，国民党已经完全变成豪绅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占的国民党——蒋介石记，胡汉民记，阎锡山记，张学良记，冯玉祥记等等的国民党。于是汪精卫变成当时的“蒋介石第二”——三月二十蒋介石第二，而国民党里也就发生“第二号的国民党”（改组派）。这是所谓“中间营垒”找着新的表示，新的政治上的形成，这所谓“左派”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改组运动，亦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尝试。

　　武汉时代，汪精卫曾代表所谓“激进的资产阶级，动摇的店东小资产阶级，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智识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因为害怕工人运动和帝国主义的两面夹攻，害怕土地革命和封建地主的两面夹攻，受着反革命的威胁利诱，急急乎的投降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离开革命：武汉的失败，是“革命丧失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界”（史达林《论反对派》第六二四页）。武汉末期，汪精卫召集长江流域的商民会议，特别“勇敢的起来拥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进攻革命的工农，站在所谓“反动势力和共产党两面夹攻的地位”，“反对赤白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和反动”——这已经是国民党左派的转向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的露骨的表显。

　　从此，在一般的发展过程之中，所谓“国民党的改组运动”就成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自然附属在这种政治集团里面。这种国民党改组运动的形成，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尝试，企图救济反革命的死亡。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尝试的结果，我们已经说过——是完全破产的了。现在他的第二次尝试，根本上更连破产都谈不到——因为国民党改组运动，一开始便必然要失败；如果反革命还能够延长一个很短的时期，那末，问题只在于暂时得胜的是谁：是利用汪陈[18]的军阀，还是反对汪陈派的军阀？能够得胜的，决不是汪陈派！如果，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潮，很快的转变到直接革命的形势，那末汪陈派和非汪陈派的孙中山主义的党[19]（等于反革命党），极快的重新形成统一的反革命营垒。

　　中国的民族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剧烈的一般政治经济的危机里，日夜处于破产失业的危险前面，同时，很厉害的恐惧工农革命的发展。他们亦都是和封建式的土地制度联系着，他们并且认为工人罢工农人抗租的运动是他们破产的主要原因，而工农革命的胜利，更是他们不可挽救回的灭亡。他们“痛恨”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是为着要革命，却是为着帝国主义和军阀惹起革命的发展。他们绝无疑义的是反革命的力量。他们如果是南京政府反对派，那么，正是因为南京的反革命中心已经没有力量维持反革命的统治。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救济中国的反革命，中国国民党的豪绅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他们的运动事实上也正是维持这种阶级统治的运动，竭力保持国民党对于群众的影响。黄色工会[20]的运动，乡村自治的运动[21]，青年军官的运动里，都可以看见改组派的影响。这就是“第二号国民党”的意义。中国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决不能用什么“民族的民权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制度去对抗。恰好相反，现时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暂时失败之后，中国资产阶级，一般的都和帝国主义混合生长着，或者竭力求得这种混合生长，并且和土地的封建关系密切的联系着，——这在汪精卫改组派的政纲里亦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们的所谓改组运动，只是和第一集团里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结合起来去反对其他的派别。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和矛盾，例如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结算起来，亦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间和封建地主各派之间的矛盾。

　　这样，中国反革命营垒的第二个集团是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来积极的维持帝国主义封建豪绅统治的反革命力量；他们是用资产阶级的政纲蒙蔽群众，努力阻止群众的革命化，并且想利用群众达到自己“分赃”的目的，引导群众离开推翻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的斗争。

　　“中国只有‘北京’胜利，或者武汉胜利”！这个所谓“武汉”现在早已经改名为“广州公社[22]”了。“广州公社”就是中国唯一的革命营垒，和全部反革命营垒反抗的革命营垒，他包含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和民权主义的农民及城市贫民。“广州公社”是暂时受着了失败，但是，最近工人运动之中群众罢工斗争的发展，经济斗争常常转变到政治斗争，农民骚动的不断发展，游击战争的扩大和进展，决不是“退兵时的战斗”，兵士群众里的开始骚动，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军阀的群众示威……凡此一切，都明显的表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长起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营垒，是在“招兵买马”准备自己的队伍，收集自己的力量，向着“变军阀战争为反对军阀的阶级战争”，向着对于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总攻击的方向进行。

　　“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暂时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他的经济利益和列强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已经密切的混合生长着（英、美、日），他联合着封建的反动派，在保持中国独立的问题上是已经完全破产，而且走到反对中国独立的帝国主义营垒里去。现在中国三派军阀之间的内部战争里，这三派都是各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工具，这种战争很明显的指示：中国统治者的各派利益，根本上都和中国民族统一的利益是相矛盾的。中国的统一以及中国的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残余的肃清，是不可分割的联结在一起。然而，解决这些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要任务，却只有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革命高潮的基础之上，方才能够实现。这个新高潮的条件，无疑的是在成熟起来，他不能不引导到苏维埃的建立，用来做工农的革命的民权独裁机关”（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会议议决案）。

　　中国赞助帝国的统治的反革命营垒，必须分别下列的两个集团：一，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二，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为什么？因为，否则就有两个错误的倾向：（一）是和武汉时代相比，认为笼统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认为汪精卫的改组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不但忽视反对改组派的斗争，甚至于有联合汪陈派的提议。这种错误的观点，是不看见小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之中，城市贫民是在革命的营垒里，而汪精卫派却不能代表他；这是不看见上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能有什么独立的政治路线，他只是汪精卫派所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附庸；再则，这亦是默认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参加南京政府的国民党的政权，不会再是“在野党”，如果是在野党，那一定是笼统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并且亦是“暗中”承认国民党的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南京政府的社会基础，不是缩小，却在扩大。这是偷运机会主义估量的私货。（二）是认为资产阶级既然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资产阶级和地主没有分别，买办及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所谓“左派”亦没有分别，因此，中国只有两个营垒：一是国民党，二是共产党，绝对没有“中间营垒”（这两个“因此”就不正确了）。这种观点，亦是非常错误的，亦是引导到忽视反对改组派以及第三党的斗争，引导到忽视争取群众的任务，引导到黄色工会里工作不积极，农民原始组织里的群众工作完全不注意，而且发生农村中的“和平发展”主义，兵士群众运动的工作迟缓，而放任那些自由派的青年军官抓住兵士群众里的相当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想着：反正除共产党以外，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反动派。反正他们是没有群众的不能夺取群众的，群众天生是在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彭述之[23]在资产阶级还有相当革命作用时候，否认中国有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存在，那已经是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资产阶级绝对的反革命了，他更确定的用自己的在野党态度来欺骗民众，用所谓“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的名义来引导群众走到青天白日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样的拥护反革命统治，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否认民族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特别危险，把他们和封建地主完全混淆一起：蒋介石和李济深一样，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一样的不能影响群众，——这就是完全忽视争取群众的任务，引导到很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

　　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内部，是受着列强帝国主义的支配，而在发展着中国的军阀混战——各省区的地主军阀，是在互争市场和剥削工农的政权机关。资产阶级在这混战之中决不是“希望和平，不愿战争”。改组派当初的和平主义宣传，事实上，是准备新的军阀战争，自己供献“资产阶级政纲的旗帜”，给作战的某些军阀，而希望参加分赃。现在张发奎果然拿着汪精卫的旗帜对蒋介石宣战了。这是什么呢？照第一种错误答解的观察：应当是“以前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的战争，李济深被捕了封建势力也被捕了”——幼稚的共产党员可以做这样的结论；现在汪蒋战争又是“小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了，那么，小资产阶级拿着武器和资产阶级及地主宣战，我们无产阶级要赞助他”——又可以做这样的结论。照第二种错误见解说起来，应当说：“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都是一样，反正他们战争是军阀混战罢了，群众自然而然的最反对军阀战争，无需无产阶级政党去坚决的独立的领导”；这就完全忽视：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蒙蔽群众，赞助某些军阀去反对别些军阀，发展青天白日主义的影响。

　　最近对于“变军阀混战为反对军阀的阶级战争”口号的某种犹豫，认为没有提出的必要，——这就是对于反对军阀战争的根本忽视，将要从那忽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里面产生出来的表征。共产党现在的群众鼓动口号，应当是“变军阀混战为反对军阀的阶级战争——工农兵士群众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以至于反对帝国主义而拥护苏联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民族战争”。

　　至于反过来说：汪陈派既然代表资产阶级，那就在那里为着民权主义，为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文明道路，而和封建地主买办宣战，并且能够经过这样的战争统一中国；说这种的战争就是革命的高潮革命危机的表现，——那么，这是根本否认农民战争的革命作用，而承认资产阶级能够独立的实行革命战争。这亦是把现在时期和武汉时期做错误的比拟，这种论调简直是百分之一百的机会主义。这种论调公开的结论，应当是“赞成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统一战争”！

　　党的主要的路线，却在于格外努力反对改组派的斗争，肃清青天白日的影响，独立领导正在兴起的群众斗争，明显的指出：工农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反对整个反革命营垒，反对一切军阀的方针。

　　原载1930年2月《共产》第2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莫莎里尼，今译墨索里尼（1883—1945），全名贝尼托·墨索里尼。1921年创建国家法西斯党。1922年迫使国王授权组阁。1928年强行终止议会制度，自称“政府首脑”，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1937年正式加入三国轴心，追随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下台并被囚禁。1945年4月28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中国的墨索里尼，指张作霖、张宗昌之类的专制军阀。

　　[2]武汉得胜，指武汉国民政府得胜。

　　[3]史达林，今译斯大林。

　　[4]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

　　[5]波斯，今伊朗。

　　[6]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25—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1927年后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37年被控叛国罪，判刑10年。

　　[7]陈铭枢（1890—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6年率部参加北伐。1927年任南京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十九路军总司令，192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3年同李济深等依靠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失败出走香港。此后从事民主活动。

　　[8]三月二十日政变，即中山舰事件。

　　[9]四月十二日政变，即1927年四一二政变。

　　[10]北京买办政府，指北洋军阀政府，见本卷第136页注20。

　　[11]武汉革命政府，指武汉政府，见本卷第63页注39。

　　[12]指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军攻入华北，张作霖部队败退，6月2日，张作霖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北伐完成。参见本卷第336页注①。

　　[13]广西派，即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一派军阀，又称桂系。

　　[14]国民党第三次大会，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在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进行训政；开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党籍，开除陈公博等改组派的党籍。蒋介石极力排除反蒋的政治派别，从此，新军阀混战连年不断。

　　[15]安福派，此指原皖系军阀中的一派。

　　[16]斯托柳宾，今译斯托雷平，曾任沙皇首相。

　　[17]《建国方略》，孙中山著，1917—1919年写成。内容分三部：1．心理建设，即孙文学说，论述“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2．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计；3．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解释为实行民权而举行会议的手续和方法。

　　[18]汪陈，即汪精卫、陈公博，他们是改组派的首领。

　　[19]这里指蒋介石集团掌握的国民党。

　　[20]黄色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21]乡村自治运动，又称乡村建设运动，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人，幻想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从1928年开始，他们在广东、河南等地宣传乡村自治。

　　[22]广州公社，1927年11月广州起义时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见本卷第65页注61。

　　[23]彭述之（1896—1983），湖南宝庆人。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推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派。

　　(1)莫莎里尼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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