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6)|瞿秋白

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6)

　　六

　　“联合富农”的公式，在中国乡村里这种阶级关系之中，应当有怎样危险的结果，是很显明的了。民权革命里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方针，应当服从这里的总的战术路线：推翻绅商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摧毁军阀制度的秩序——实行彻底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策略方针上，因此特别要注意对于农民里各阶层的关系：就是依据在那一阶层上，可以最大限度的最彻底的实现土地革命的问题。

　　第一种答案，认为殖民地革命既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么，资产阶级即使不要土地革命，至少也要反对封建而要求改良农民生活；自然，富农自己，不管是不是半地主，更加要改良生活，所以至少要联合富农。实际上，这不单是联合富农，简直是联合最小的绅士的策略，这是过去所谓“乡村联合战线”，以反对土豪劣绅策略的变相。

　　第二种答案，认为中国的特别情形，使富农都变成小地主和半地主，而且会蜕化成为现成的斯托柳宾政策基础，开辟改良主义的道路；至于其他一切农民，便都是一片灰色的群众，其中没有阶级的分化，自然会跟着无产阶级来实行土地革命，不用去和富农争取群众的领导权；同时，还认为革命既然还只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那么，为避免那可能的斯托柳宾道路实现起见，仿佛应当使半地主的富农中立，主张罚咒不没收富农的土地。这虽然不是公开主张联合资本主义富农而使半地主富农中立的策略，但是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式富农的存在，否认富农参加客观上革命的农民斗争及其对于群众的影响，事实上是投降富农，抛弃和他争夺群众的任务，放任他领导农民运动到妥协反动的道路上去。

　　第三种答案，是说“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城市资产阶级乡村富农而与买办地主妥协的政府”，所以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早已完结，封建残余已不存在，于是整个的中国农民运动都成了反对富农的斗争。这是表面上左倾的空谈，实际上亦是右派的中心政纲：中国革命已经告一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进化的道路（奥国社会民主党鲍威尔[24]），一切农民游击战争，都成为无益的无政府主义的胡闹，最好是要站在“真正道地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去专门帮助“真正道地的乡村无产阶级”，进行“纯洁而真正老牌的”阶级斗争；这是抛弃反对地主的斗争，投降地主，而要实行所谓“乡村经济主义”的策略。

　　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答案，实际上都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企图屈服无产阶级的表现。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方针，应当是：——

　　推翻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军阀官僚的秩序，实行土地革命的总的战术路线之下：（一）农村斗争的中心任务，是要反对豪绅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反对站着这联盟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出租田地用高利贷包捐包税及垄断农产市场等方法剥削农民群众的人，亦就是要反对半地主的富农和反对地主一样；（二）实行坚决的斗争，去争取对于中农群众的领导权，要巩固和中农的联盟，坚决依据在贫农的基本力量之上——发动他们反对地主军阀以及富农的斗争；（三）反对一切民族改良主义（从蒋介石到谭平山）的影响，反对一切反动的混乱思想。富农，尤其是资本主义富农“参加反对军阀和反对税捐运动的时候，并不应当改变对于富农的总路线，而应当和他们争取农民群众的领导，不让富农有利用群众以遂其私利的可能”；（四）独立的组织雇农——农村无产阶级，领导他们的阶级斗争，反对一切雇主：地主绅商以至于富农，并且特别“解释：农村工人苦力的利益，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互相对立着”；同时要注意领导农村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军阀政权的斗争，而且要建立他们在这种运动的领导权，尤其是直接关联农村的土地革命里的领导作用，——农村工人是无产阶级在乡村里的支柱；“不要忘记：雇农是丧失土地的农民，他们是不能够并且不应当站在全体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对一切封建制度的斗争之外的”。

　　第六次大会议决案之中，勉强分别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富农；以及分别半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富农，而不是去明显的提出豪绅地主的统治的地位，却是去定出分别对付：联合，中立和反对的策略方针；——这都引起机会主义的解释，例如要罚咒不没收富农土地，以至怀疑土地国有；或者要削弱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或者看见富农参加反军阀的斗争，便认为他们的作用还要高于汪陈派[25]第三党[26]一等。共产国际执委，因此指出中国第六次大会决议的模糊和含混，而加以明确的指正：“一般的公律，是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乡村里的富农分子，到处公开的起来反对农民群众而站在反动方面”；“发动乡村无产阶级运动和团结乡村贫农的任务，应当不顾富农怎样，不怕富农‘离开革命’的去进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口号，解释成为不没收富农土地，是不对的”；总之“不应当对富农让步而束缚自己的积极性”，而应当和他们去争取群众的领导，“使群众脱离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影响”（国际执委论中国农民问题的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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