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5)|瞿秋白

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5)

　　五

　　中国农民阶层的问题，并且因为一般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以及极端复杂的土地关系的缘故，所以更加有特殊的意义。封建余孽占着统治的地位，再加以外国资本的压迫，造成更大的障碍，“阻止小资本投到生产里去，阻止小资本在农业和工业里的周转。这个自然的结果，就是资本的最坏最低等的形式，商业资本和高利资本，得着无限的传播。少数富农，处于“气力微小的”农民群众之中，而农民群众都半饿半饱的生活在极小的土地之上；这些富农，就不可避免的变成最坏的剥削者，放债盘剥贫农，实行冬忙还债的办法（做工抵债）等等”。富农是最坏的剥削者，必定做高利贷的勾当……这在俄国农奴制度余孽统治之下，也是这样。中国的情形，只有更加厉害。中国和俄国富农的分别，却是由于中国土地关系里租田制度的特性，土地使农民之中，极少数的人，如果能够积聚资本，就多份的投资到土地私产里去，并且出租田地而收受田租，变成小地主或者半地主。中国极大的战祸灾荒和农业危机的环境里，极严重的军阀封建压迫和绝对没有资产阶级式的法律保障的条件之下，富农避开自己经营资本主义农家经济的道路，而用封建式的租田制度实行剥削。利用雇工和新式技术的利益，比租田制度少得多，而且经常的有亏本的危险。利用租田制度，就可以把一切意中的亏耗，转嫁到佃农身上。况且，一般农业技术的平均程度，都不利于资本主义式农家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富农生长成小地主半地主的第一个条件，是租田制度。第二个条件，就是绅士统治的制度，使富农必然的要取得地方上小绅士的地位，否则他在军阀官僚的压榨机器之下，就应当破产而再降落到贫困的地位。少数富农在中国条件之下，可以做得到生长而成小绅士的事，正因为军阀制度，破毁了旧时代的士大夫世族的统治，而形成了绅商混合的统治：有钱的不但有剥削的能力，并且就有压迫的权势——就有和平民不同的身份。封建关系在中国有许多畸形的重复产生的过程，也正在这种地方表现出来。

　　中国极大多数的富农，在高利商业资本的关系上，在农村小资本更加困难投入生产的关系上，比起俄国当初的富农来，尤其要偏重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所谓最坏的最低等的资本形式；而且，还兼着用完全的封建地主的租田制度的剥削方式，——这更是俄国当初的富农所没有的情形。因此，“中国的富农——大多数是小地主，用更苛刻更残酷的方式来剥削农民的主要群众”。而且小地主的或半地主的富农，往往以乡村里的小绅士或小胥吏的资格，和军阀官僚的政权机关混合生长着，成为最直接的乡村统治机关的爪牙（包捐、包税、保甲、村长等等机关之某种部分）。固然，资本主义关系比较发展的区域，例如江浙、广东，的确有极少数的富农，单是自己经营农场，专用雇工的方法，而不兼着出租田地。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富农，数量非常之少，而且即使有的时候，甚至于是租种地主田地的佃农（为生产目的而租田的），都多少和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关联着（农业高利贷或者包捐包税）。这种极少的资本主义富农，在一般封建关系占着统治地位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发展前途，多份是向着半地主化的方向进行，否则，就是“堕落”下去。于是，在政治方面，他们亦必定要勾结豪绅，利用所谓“经济之外”的力量。[21]

　　因此，中国的富农，极少实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而多份是地主封建剥削系统的代表。中国一切富农，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之后，更加暴露人们不但不能为土地革命而斗争，并且不能成为民权主义者，而一般的公律，只是，“青天白日主义”[22]的信徒。

　　中国国民党的统治，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统治，他保持着巩固着那军阀的“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混合生长”的政权，拥护着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他的社会基础，决没有移转到富农。绅商地主和农民群众的对抗，仍旧保存着主要的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列宁，“同着全体农民”反对地主封建制度的公式，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仍旧是战术路线的总方针，亦是没有疑义的。可是，在俄国民权革命阶段的时候，富农虽然也并不是不利用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然而主要的还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能够成为民权主义者”，在一九〇五年革命[23]失败之前，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系统，立于对抗的地位，——在这种时候，联合全体农民的口号，尚且决不能够解释成联合富农的意思。那么，现在中国的富农，“多份是封建地主剥削系统的代表”和绅商统治的军阀官僚机关混合生长着，——这种“联合富农”的结论，尤其是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何况中国革命暂时失败之后，现在国民党往往能够利用富农来镇压农民运动，正是利用那种“青天白日主义”，散布党皇帝（国民党军阀）统治之下的合法主义。

　　总之，外国资本侵略之下，特殊的中国土地关系，绅商混合统治的军阀制度，破产失业的丧失土地的农民非常之广大，而工业资本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增高，受着多方面的阻碍，——农村里市场关系和货币关系发展，所引起的畸形的阶级分化，使农民在这资本主义畸形的发展之下，有特殊的形势，而富农也就带着特殊的社会性质。农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的发展，亦带着畸形的状态。同时，豪绅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的剥削阶级之内各种部分的关系，以及富农对于军阀统治的关系，都有极可注意的特点。

　　因此，必须在农民问题里，注意下列的三方面：

　　第一，极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自耕农和佃农，都在绅商地主阶级极苛酷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之下，都是极大规模的贫民化的材料。贫农不必说，中农的广大群众，都在破产的过程之中。不论是自耕农和佃农，其中都有中农贫农等的分别，都受着地主豪绅的军阀统治的压榨。“农民”之中虽然分泌出极端少的成分，变成富农，大多数更是一定变成半地主的富农，并且有许多半地主的富农，是从小地主破产贫困而“堕落”下来的；然而，这并不减弱农民和豪绅对抗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更加加强这种对抗。中国农民群众和绅商地主的对抗，很明显的表现着封建社会性的对抗。小地主、半地主的富农，甚至资本主义的富农，在这个对抗里（尤其是中国最近革命过程之中，——农民群众平民式的摧毁封建的土地关系运动之中），事实上是站在豪绅地主阶级方面的，是赞助封建式的土地关系的保存的。民权主义的力量，只是农民群众的全体，而决不能在富农方面，就算是资本主义富农方面去找。

　　第二，中国乡村里，破产失业的过程既然非常之剧烈，也就不但有经常出卖劳动力的乡村无产阶级（雇农），并且有极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自己耕田的经济不能维持生活，而必须兼做雇工的。除农场工作之外，还有一种搬运等类的苦力。雇工的劳动条件，都是恶劣到万分，工资是极低的。乡村雇工的雇主，固然大多数是地主商人和官厅，可是富农的对待雇工，只会比地主豪商在计算上更加苛刻。地主官厅等的“雇用条件”，与其说是“雇用”，不如说是强迫的劳役。商人也不是例外；而高利的债主，更是强迫债户做工还债。南方各省，这种苦力雇农之中，往往有很多农妇和儿童，跟着父亲丈夫去做工，而不能领取工资。至于普通雇农之中，长工的劳动条件比较固定些，有住宿和伙食的供给，有每年或每月的工资，然也是很低的；短工的工资看各地情形不同。中农往往亦用雇农，大半都是短工。最近饥荒之中，更有以“以工代赈”的名义，骗使饥民做工，不付工资，而只发极少米粮（一日三合米，陕西）。

　　中国农村之中雇用劳动的使用，不是不广泛；可是，有两点可以注意：（一）农村资产阶级（雇主的富农）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固然也在增长，可是，还大半隐蔽在豪绅役使平民的总形势里——大多数的雇主是地主豪商，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的雇用条件，是由他们支配着，富农的不能有几多事实上的不同。然而“宗法社会的浪漫主义”，恰好是富农利用的工具，说什么“亲友帮忙”等等，而剥削雇农和短工。（二）农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大半还是模糊的，一方面是因为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他们的斗争，不能和争土地的斗争分开；别方面，更因为极大多数还保存着自己耕田的小经济，反抗雇用条件上的剥削，不能明显的感觉到。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正要脱离“农民的共同利益”的圈套，而争取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无产阶级应当领导农民群众的民权斗争，独立的去发动抗税抗捐等的斗争，要认清中国农村半无产阶级是土地革命的大力量。同时，主要的，亦要认定封建社会性的对抗之外，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指出农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当然，如果保存“不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就不能有真正组织农村工人的工作，不会加紧他们的斗争，提高这些最落后的无产阶级意识。至于否认资本主义富农的存在，否认田租高利剥削之外，还有农村中劳资斗争的任务，那就不用说了。

　　第三，中国军阀统治之下的混战和豪绅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竞争排挤，是如此之剧烈，形成将近二十年的割据局面，互相斗争的紊乱状态。这种情形，不但影响到一般群众的破产失业和生活恶化，而且还加紧每县每区之内小豪绅地主之间的吞噬：每一县的豪绅之中往往也分成两三派，而经常的斗争着。乡村中的小豪绅小地主以至富农，为着保持和争夺自己的剥削所得的份数，往往依附着某派军阀官僚，某派大的豪绅地主反对别的一派（青天白日主义）。农民群众反对军阀统治的总斗争之中，这些富农小豪绅的“反抗”军阀，足以造成一般群众的幻想，以为他们亦是革命的，或者以为他们的争斗道路（勾结军阀，大刀红枪的迷信方法），是真正解放的道路。如果半地主的富农，在斗争转到抗租形式的时候，比较容易暴露反动的面目（小豪绅小地主的反动面目，当然，更容易看得出），那么，资本主义的富农对于群众的反动影响，就比较得更加厉害些。所以，否认这种情形，而忽视争取农民群众的任务，尚且必定间接的赞助资产阶级和富农，以及其他反动思想对于农民群众的影响，何况是联合富农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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