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瞿秋白

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1)

　　（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

　　中国革命的枢纽，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里，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必须站到土地革命的领袖地位，方才能够真正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中国革命里无产阶级策略的中心问题。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不但证明：革命动力的变更过程明显的指示出，不肃清中国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便决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暴露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里的机会主义，大部分和中国土地革命问题相关联着。机会主义策略的基础，“便是宁可联合妥协的资产阶级，而抛弃革命的农民群众”；随后，事实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式土地关系，密切的联系着，因而坚决的起来反对土地革命，同时，亦就投降帝国主义，成为绝对的反革命力量；那时，机会主义又暴露于“宁可联合富农而抛弃乡村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的公式。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使农民运动的策略里，表现许多次极严重的动摇；这些动摇的根本意义，其实，就是拒绝资产阶级民权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里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一

　　中国革命的初期，共产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农民土地问题，就绝对没有注意——没有农民问题的政纲。虽然一九二三年冬天，已经有同志提起土地革命的问题，但是，当时绝对没有人注意到。当时的注意在什么地方呢？——在“反帝国主义运动”！当时资产阶级对于一切种种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示威游行抵货等），还是“表同情的”——还是想利用的。共产党的目光，“很奇怪”，也只注意到这个问题：怎样进行所谓“反帝国主义运动”，而得到“社会的同情”。至于农民运动的发展，仿佛是和反帝国主义革命是没有关系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农民土地革命的发展，是“违背着”党的意志，“反对着”党的意志而进行的。因此，最初是反对“农民自动决议减租”，随后是要求“乡村的联合战线”——联合正绅反对“土豪劣绅”。武汉时代[1]，因为“国民党内只有赞成反帝国主义的左派，没有赞成土地革命的左派”，所以认为两湖农民运动太危险了，而有发动“第二个五卅”[2]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提议，目的是在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这样，农民运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的第一方式，就是把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土地革命对立起来。八七会议[3]之后，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例如美国的彼彼儿[4]），还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5]上，企图说广州暴动[6]是盲动，断定中国共产党只是“关门革命”——领导农民运动，而“忘记了”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国内的敌人和国外的敌人，仿佛应当分别对付似的，而且，仿佛首先要紧的是“国外敌人”；为着反对“国外敌人”，安安逸逸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示威，集会，叫口号）起见，可以暂时不管农民土地革命运动的指导，只要去要求“乡村自治”，民权立宪——和“国内敌人”妥协！

　　当农民群众自动的从减租减息，进到抗租抗税，自动的打倒“四权”（绅权、神权、祖权、夫权），——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均分田亩，到了这种时候，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固然坚决起来组织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屠杀政策，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也极快的动摇而至于反动。共产党的指导机关呢？——逼不得已要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了。从前有很久，是否认中国有土地问题的，以为中国并没有教科书上所说的封建诸侯，也没有农奴制度，就不会有土地问题。农民要求分配土地了；然后没有办法，要再想法拖延这个问题。于是机会主义者又苦心研究大地主和小地主的问题，——要想定出一个限度叫农民群众不要过火，尽在这个大地主的范围内没收土地。临时的对付敌人的策略，固然可以在相当的战斗时候，加紧进攻地主的某一部分。但是，机会主义的对共产国际指令的解释，却是认为中国地主有严格的“大”“小”之分，中国士绅有严格的“正”“劣”之分：于是不去领导革命的群众前进，却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按照“党的命令”去阻止群众的斗争。仿佛小地主既然和外县中等商业资本家很难分辨，而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又是“国际的命令”，所以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从“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变成了“决不没收小地主”的罚咒。地主的大小问题，所以在党内费着这许多精力去研究，正是因为问题的所在，恰好是怎样保存资产阶级在革命战线之内，——“罚咒不没收小地主，亦许资产阶级可以安心了”。农民运动策略上机会主义表现的第二方式，就是把小地主和大地主对立起来。

　　武汉时代终了，农民群众不管大小地主，不管二百亩一百亩，到处暴动起来就没有一切地主田地。于是又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均分田地，这是再彻底也没有的了，再激烈也没有的了。凡是彻底的和激烈的，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凡是均分财产的，都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7]的逻辑。这是抛弃无产阶级的观念，而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完全混淆起来。同时，对于这种剧烈的农民群众行动害怕，而梦想着安逸的职工运动，于是说这种农民暴动和游击战争是无政府的运动，中国历史上这类的农民骚扰多得很，不能算做革命势力，这不是我们真正十二分道地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事情。——无产阶级的事情，只是有组织的职工运动。这又是行会主义的表现，用“无产阶级”的名义，来做抛弃领导农民土地革命的旗帜。漂亮是很漂亮的了，但是同列宁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总之，农民运动里机会主义策略的表现的第三方式，就是或者抛弃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去领导农民，而做农民的尾巴，或者抛弃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而暴露行会性的经济主义。

　　最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8]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这些机会主义的动摇，加以严重的驳斥之后，中国革命正在完全新的条件之下重新收集力量，向着新的高潮进行：巩固无产阶级的基础，争取主要的产业和城市，准备去领导那正在酝酿的农民战争，正是共产党的任务；在中国革命的这种新的阶段之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正需要极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需要更详细的确定的对于农民里各阶层的策略，需要正确的争取农民群众的策略；可是，我们又发见机会主义的倾向：说——“总的策略任务，是反对地主阶级，必须和富农结合联合战线，如果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那就是不对的”，“党的总的策略路线是联合富农，可是并不因此而应当停止贫农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这样，因为“了解了”中国革命还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上，所以反对没收土地的行动弄到富农身上去；因为要反对地主阶级，就只看见富农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这样的了解，根本和列宁主义是不相容的。所以农民运动策略上机会主义表现的第四方式，就是联合富农，抛弃农民群众，以及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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