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2)|瞿秋白

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2)

　　二

　　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因此，虽然很早就发生，——和中国工业的最初发展同时就出现于中国的，——可是，一直隐蔽在这种“同乡反对外乡”“秘密结社反对贪官污吏”的形式之下，而手工工人的斗争更是蒙混在业主之间的竞争里面。同时，资产阶级（从最初期的商业高利资本起），就经过这种绅士式、酋长式、家长式的影响，把持着工人苦力的群众，不放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直到一九一八到一九年，方才因为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高潮开始，因为工业工人阶级的生长和扩大的斗争，而产生现代式工会的萌芽。一九二〇年以来的中国工人罢工潮流，经过二七屠杀[13]、五卅运动[14]、省港罢工[15]，直到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形成中国工会发展的极剧烈极迅速的整个过程。中国赤色工会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之中，从“五十四万会员，增加到二百八十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工会运动最早发展的时期（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年），就由工业无产阶级的巨大斗争（如香港海员罢工，铁路罢工，矿工罢工），开辟了历史上空前的局面；甚至于使手工业者的组织和斗争，都竭力附会“新文化的”“社会主义的”色彩，例如广州谢英伯[16]等所谓无政府派的协作社运动，以及各种各式劳动团体和劳动组合；至于工业工人，例如海员，更是明显的从同乡式秘密结社式的团体（联义社等）进到新式的工会和俱乐部的组织，尤其是北方的铁路工人的组织和斗争，一开始便带着共产主义的色彩和影响。

　　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于劳动群众的影响开始动摇，——无产阶级独立的组织起来，而且去领导一切劳动者——手工工人的阶级斗争。当然，这不是说：资产阶级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从此便立刻消灭了。这是“共产夸大狂”的错误见解。中国赤色工会成立和发展的过程里，资产阶级也就寻找新的道路和新的方法来箝制工人斗争。原来，赤色工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如果中国豪绅和资产阶级，对于工人反对军阀政府的斗争（如铁路罢工），一开始就表示厌恶和敌视的态度（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绅商”已经发誓不再“奖励”“下等人”反对任何政府），那末，他们当时却还有可能和必要去设法利用中国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斗争。这种利用，不但为着和帝国主义工业竞争而“提倡国货”，并且是在政治上要取得工人运动的领导：蒙蔽阶级间斗争的实质，而移转到民族间斗争的方针。一九二五年八月以前，差不多比较巨大的罢工都发生在外国企业里（英国轮船公司，日本纱厂等等）；赤色工会最早发展的地方，也是外国企业。华商纱厂香烟厂等等的赤色工会，直到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前，还是异常的薄弱。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正在于曲解这一策略，无意之中使赤色工会的斗争方针，也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能充分的去反对“民族高于阶级”的观念，却有时候反而助长群众之中这种观念的发展。

　　赤色工会的发展，固然很迅速的扫除一切“旅沪劳工同乡会”等类的组织，排斥江亢虎[17]谢英伯等类的所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18]的影响。固然，中国工会当时没有赤色黄色的分别，纯粹是赤色工会国际的影响，但是，赤色工会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之中，却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的成分和杂乱的影响。当时工会运动的发展，差不多纯粹是自发的，潮流似的。客观上斗争的剧烈和工人生活的痛苦，使工会发展的速度，超过其他一切的国家。同时，国民革命高潮的猛烈和工人群众文化程度的十分落后，这两方面的情形便造成一种特殊的现象：一方面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往民间去”，跑到工人里去办工会；另方面，工会的指导不是由群众之中选拔出来，而是完全由群众信托这些学生去办。所以虽然会员人数可以一天增加几千几万，而工会下层机关和基本组织，始终是没有实际的，和群众没有密切联系的。“工会从罢工运动之中生长出来，罢工委员会逐渐变成执行委员会或干事会，罢工工人成为工会会员”（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机械式的过程。所以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二百八十多万的工会会员，实际上都没有组织好的，当时的工会都缺乏下层的基本组织。至于斗争的方法——指挥群众的方法，一部分仍是运用中国旧式方法：以同乡的关系联络感情（例如海员之中实际上广东帮和宁波帮是分别组织的），以“抱义气”的青红帮式的口号号召同情罢工（这一口号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中曾经有极伟大的作用），有时，也用“帮助中国同胞反对东洋人”的民族主义口号鼓动斗争。这些斗争方法的初步，固然也是善于运用群众当时的情绪，善于适合群众当时的程度；可是，同时这也表现着赤色工会之中曾经有过什么样混淆的成分。最主要的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空气之下，工人群众觉得：工会是爱国的“学生先生”去替他们办的，是他们之外的人去替他们“打抱不平”的。因此，赤色工会在组织上便大部分有散漫空洞和“尚未成形”的现象。

　　如此情形之下，很自然的，赤色工会之中很久很久的实行着委派制度和命令主义。群众当初是只知道“青天白日”大老爷应当救他们的苦命——从农民之中带来的对于绅士阶级的观点：认为恶霸劣绅贪官污吏作威作福的时候，最好是有正绅清官出来“打抱不平”；现在，“学生先生”办的工会，就是仿佛正绅一样。这样，在组织上各工会由总工会委派职员去办理——这对于会员群众没有什么奇怪；在斗争上，罢工只由工会职员下命令——这也是当然的事。赤色工会在当时是极少注意发展群众的基本组织，实行群众的选举和决议；反而有过上海总工会[19]“十大不准”的告示，去禁止群众斗争的事实（上海三月暴动[20]时候），这一类的例子，武汉时代更多。总之，工会没有成为群众自己的组织，而仿佛变成一种衙门，这是极大的错误。

　　革命高潮初起的时候，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反动为止，赤色工会和帮口流氓以及国民党争夺群众的方法，也不是在群众之中建筑巩固的革命核心——党的支部和工会小组；而是偏向于联络流氓帮口的某些领袖，联络某些“好的”工头，去反对坏的工头职员（反对交通系等）的方法，越到后来，越是这种上层的政客式的勾结方法占着优势。

　　中国工会运动的发展，事实上完全在极端紧张的经济政治斗争的扩大和深入的过程里。一九二五年二月间开始的上海青岛纱厂罢工起，直到广州暴动[21]的前夜，经济斗争的罢工潮流普遍全国，到处极快的转到政治斗争。工会运动里保留着如此之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而始终有如此之大的发展，这正是因为工人群众生活状况的万分恶劣，所以群众的斗争力量，能够不管那些豪绅或资产阶级影响的束缚，而仍旧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没有巩固的群众自己的组织，而罢工斗争，始终是极端剧烈的发展。问题是很明显的——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利用民族主义来控制阶级斗争，而罢工潮流到五卅之后，不久就发展到华商的工厂；不管工会的组织怎样散漫松懈，而上海总工会，尤其是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22]，一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23]，在工人群众之中的信仰迅速的扩大，享有极大的威权；不管委派制度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如何厉害，而武汉时代[24]的工会群众，纠察队，童子团，直接表现群众的自动力和建议力，客观上实行着群众的革命独裁；不管工会机关对于帮口流氓的首领和资产阶级绅商的代表，怎样实行政客式的勾结方法，而群众斗争的发展，发动了极下层的苦力以及各地各县的手工工人店员，吸引了他们组织到赤色工会的系统之下。当时——武汉时代，已经显然是经济斗争之汇合成为总的政治斗争，争政权的斗争，正需要工会机关的指导能够适当的实行这一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却说：“过去偏重于政治斗争。不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经济斗争是工会的日常生活，必须如此，才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加紧群众的组织。”固然，第五次大会已经正确的觉到：以前专用工会名义通电宣言反对帝国主义或者张作霖吴佩孚，欢迎蒋介石冯玉祥，这种“政治斗争”，已经使工人群众对工会冷淡了。可是，反对着这种工作方法，而在武汉那种时代专指出“人所尽知”的经济斗争，这就是暗示着工会少问政治，不要妄想参加政权的斗争！这是一种暗藏的经济主义。

　　总之，中国革命高潮时代，工会运动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发展起来，显然是工人阶级阶级组织的形成，逐渐在群众扩大的斗争过程里，清洗那些同乡主义、秘密结社主义、行会主义——亦就是脱离豪绅和资产阶级对于劳动群众影响的旧有方式；同时，客观上群众对于豪绅资产阶级的新式方法，如民族主义等类束缚阶级斗争阶级意识的方法，也在宣战，一直走到最剧烈的政治斗争——政权的斗争。二百八十万会员的中国赤色工会，确是一部分尽了这种领导群众的任务。同时，不可讳言的：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机会主义，对于工会运动，也正部分的帮助了豪绅资产阶级，保持他们对于劳动群众影响的新旧方式：中国赤色工会里的民族主义，委派命令主义，政客式的勾结方法，以及工会组织在群众之中的没有基础而成为类似于青红帮式的团体，——以致于在斗争最紧迫的时候，用经济主义去阻止群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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