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瞿秋白

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1)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

　　一

　　中国的工会组织，是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辛亥革命[1]的时候，工人参加革命斗争的事实，虽然已经很多，但是工人的职业组织——经济斗争的组织，至多也不过是最原始的形式。直到五四运动[2]期间，方才开始有工会的组织。因此，往往有人说：中国的一切工会都是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都是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团体，中国的职工运动是共产党所制造出来的。其实，中国劳动者的团体，很早便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中国工人的斗争，也很早便有种种特殊的方式。这些最早时期的工人团体和工人斗争，当然和当时的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当时还简直没有工业工人，而都是手工工人以及苦力，因此，只有行会[3]，只有帮口[4]，只有中国式的“秘密结社”。而且这些旧的组织和斗争方式，遗传下来，在现时工业工人之中，还保存着很大的势力，影响到后来的“现代式的”工会运动。直到工业工人斗争开始之后，现代式的工会方才发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就在于他开始指导工人群众组织现代式的阶级的工会，开始和工人阶级之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影响斗争。同时，中国工人一开始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竭力想法抓住工人组织的控制权，经过各种各式的方法渗入工人的组织——从经过“帮口”等组织来影响工人，一直到后来国民党的委派工会黄色工会[5]为止。中国革命之中，我们看得见：豪绅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夺对于工人组织的影响之整个的过程。

　　中国工业工人阶级还是很新的阶级。极大多数的工人是刚从乡村之中破产失业而到城市之中来的，而且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农民破产的速度比较起来，落后得好几百倍。因此，自然的结果就是：（一）全国只有极少的几个大城市，乡村里破产农民必须走出家乡很远的路，方才可以找着有工作的城市；（二）“多余的”劳动者的数量是非常之广大，他们互相之间必须经过极残酷的竞争，方才能够得到工作；（三）极大多数的工业工人都要经过在城市之中很久的流浪生活，或者极简单的苦力生活，方才能够进到工厂里去；（四）手工工人的失业和手工业主的破产往往是同时并进的，而且同样也不能加入工业里去，这些手工业主和手工工人就很久的保持着自己行会关系，有时候，还迫不得已要组织极小的集股资本的生产——工人和业主的“互助合作”。这些现象，就规定了中国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之中的许多特殊的情形，也就使豪绅资产阶级能够经过许多很特殊的线索来影响工人运动。

　　中国劳动者的组织从前是一种神权的行会式的组织，这当然都是手工业的组织，其中雇工学徒和业主是混和组织的。业主在这些组织之中，自然处于绝对的指导地位。这种组织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同行公会”的任务，是所谓生产者对付消费者的组织。例如木匠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工作的价钱和条件，一致的对付雇主。同时，这也是业主对付雇工学徒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收学徒的条件，学徒的年限等等。这些行会的公约，都请一个“神”来保证，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鲁班[6]（行会的神都是道教的）。雇工和学徒在这种组织之中，只是听从业主的决定：每年工资或每次工作工资的多少等等；不过，这里所谓工资，仅仅在形式上都带着分红的性质，而且行会的组织总给一种业主“团结”自己的雇工去对付消费者的幻象，使雇工和学徒觉得业主的事业和营利就是自己的事业和营利似的。

　　再则，还有一种会馆式的组织。这种组织本是绅士阶级的组织。例如北京各省甚至各县的会馆：每一省或一县一府的人住在外乡做事，他们之中最大的绅士官僚就收集金钱建设“会馆”，准备同乡人暂时居住的地方，碰着同乡之中有争端发生，或者受着外乡人的欺侮，“会馆”的主持人物，就要出来调解或者“争面子”。苦力和劳动者在外乡做事，当然受不着这么许多的帮助。但是，因为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都离着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着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种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商人小官吏等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乡组织，也要靠“有权有势”的同乡（工头、包探、“有面子的人”）。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实际上这些同乡帮口，都只是大小绅士的工具，譬如虞洽卿[7]、蒋介石利用上海的宁波帮，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上海工人过渡到现代式工会的最初一步，正就是这种帮口的“欧化”，变成什么“旅沪安徽劳工总会”“旅沪□□劳工总会”等。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豪绅、军阀、资本家等，利用同乡、同学、同事等的关系，直接影响工人；例如：北方铁路上，交通系[8]的政客，利用“交通传习所”出身的技术工人，来影响工人破坏工会；广州办理市政的官僚利用从南洋招收的技术工人，组织机器工会，来反对赤色工会运动，而且和其他资本家抢生意。

　　中国“下等社会”之中，还有一种组织，便是“秘密结社”性的组织，例如青帮，红帮[9]，哥老会[10]，三点会[11]等。这种组织的历史很长，此地不能叙述。比起同乡性质的帮口来，这种组织更进了一步：他有一定的头目，一定的系统，秘密的暗号等。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一定要经过许多神秘的手续。这是一种斗争的组织：破产失业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会”里的人找着这种组织方式，互相帮助着反抗官厅的追捕，保护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可以为豪绅资本家利用，去反对自己的仇敌。他们这种组织，往往用武力斗争的办法，相打，械斗等。他们的首领，大半都是职业的刑事犯。这种组织深入到“下等社会”的群众，在新起的工业工人阶级里，也留着极大的势力。这种组织的系统，是极严重的宗法社会[12]的形式：大龙头，二龙头，师父，徒弟的辈分分得极清，纪律极严。“下等社会”的组织，却是模仿“上等社会”的帝制主义族长主义。自然，他们的群众要变成首领互相械斗的炮灰和谋利的工具。因此，即使现在的青红帮，有的时候会和各个的资本家捣乱，也不过是敲竹杠的性质；表面上是要“大家抱义气”，实际上是首领得钱，牺牲群众。这种组织的首领，而且必然与警察包探有关系。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间开始反动的时候，就依赖这种组织，实行捣毁工会——这是蒋介石法西斯蒂化的第一步，这就可见这种组织的作用。

　　凡此一切，都是中国新起的无产阶级组织的障碍，中国的旧社会秩序对于工会运动遗留下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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