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瞿秋白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九年七月六日）

　　屈维它[1]（中国）：我认为，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危险，不仅表现在有关西欧的共同政治问题上，不仅表现在宗主国，而且也表现在殖民地内。同时，殖民地的机会主义者比他们的宗主国兄长走得更远。如果把军事危险和第三时期[2]的矛盾这两个问题做一番分析，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相当好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纲领的中文译本。

　　中国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人就开始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迅猛发展了。对于这一点，还存在这么一个说法，道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在中国遭到失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有了大踏步发展的可能性”。甚至有人说资本主义不仅在中国迅猛发展，而且其发展并不依赖帝国主义者，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也曾做过这种暗示，声称要实行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非殖民化。看来，英国同志直到现在与这种观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因为他们建议地方组织研究英国代表团对大会殖民地提纲所做的修正。此外，如果说殖民地和宗主国的机会主义者都认为第三时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修复时期”，那么战争危险是否存在，国际范围内各种矛盾是否在发展就成了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右派会就此停步，不再发展。法国就有一些同志认为法帝国主义在退却，帝国主义者要和平，因而战争危险性减小了。机会主义者还看不到中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有战争危险。他们说，既然美国给了南满公司[3]二千万美元，那就是说美国奉行的是通过日本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方针，而且因为国际资本利益的瓜葛，太平洋战争的威胁就会推延开去。工党[4]在英国执政和所谓日本自由主义者的民政党[5]在日本的登台，都被说成是和平与民主主义新时期的开始。对于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危险性估计不足的倾向表现得则更为严重。这些机会主义者关于中国情况的议论是：在中国，经过二十来年的连绵内战后，人人都渴望和平。此外，帝国主义者将会阻止中国军阀，不让他们再混战，帝国主义者定会给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提供可能性。这样，中国就有可能在资本主义进化的道路上发展本国工业。所有这些观念归结起来就是：西方将有一个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新时期，而东方，在殖民地内将有可能实行非殖民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殖民地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只消读一读印度的材料就可知道，英帝国主义正在加剧剥削，印度民族资本对英国资本的依附性越来越大。中国虽然提高了税率(1)，但中国海关的监督和管理仍在英国人手中。英国外交部与中国签订了在英国培训中国军官的协定(2)。英国帮助修建粤汉铁路和粤桂公路，其目的不仅是扩大市场和搜刮原料，而且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将由英国人操办的“中国海军”意味着什么？这实际上是英国的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

　　至于说日本，那么不管是政友会[6]或是民政党掌权，这都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日本过去和现在执行的都是在满洲和部分地在内蒙、山东、河北巩固军事基地的政策。日本打算召集太平洋国家的代表大会，届时日本代表将论证满洲应属于日本，否则日本就会受到布尔什维主义威胁。日军撤出山东[7]、新内阁召回南满的某些头面人物等花招都不会引起什么变化。相反，无论是英国工党政府还是日本民政党政府却都在掩饰其强化的备战活动，掩饰对印度、中国等殖民地加剧剥削的政策。

　　说到美国情况，那么即使现在美国事实上给中国一些钱，这也完全不意味着美国想使中国工业化，想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美国极力想在中国建立太平洋军事基地，因为美国比某些“共产党人”更了解，要想从英、日手中夺走中国市场，非兵戎相见则一事无成。至于说其他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国都不愿中国内战，不愿使军阀间混战，那么仅举近几个月的事实就可以完全推翻这个说法。

　　英国和日本都在秘密或公开支持中国的军事集团，为挑起中国内战制造条件。应该说，南京政府在蒋介石战胜桂系之后，更多地是处于美国影响之下。但是在南京集团内部却为在日、英、美三国间由谁来主宰这个政府而进行着激烈斗争。这正在为内战的展开而不是为统一制造一切条件。英日在中国有势力范围，它们不会善罢甘休，将会千方百计支持各军事集团及其混战，以求蚕食中国领土，巩固势力范围。

　　就连德国，“没捞到实惠的”德国也在争取得到几块租借地。南京政府的德国顾问鲍威[8]曾写道，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统一，应该在中国恢复战前的制度，也就是说德国应该得到租界并在中国拥有军事基地。

　　某些中国同志想，如果现在不能说我们过去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那么无论如何也应指出，蒋介石和李济深之间的战争[9]是民主资产阶级与封建军阀间的战争，蒋介石在其中代表进步势力，因为蒋介石的胜利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实行某种非殖民化和工业化，从而必定在中国造就强大的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不会出现任何革命高涨的。所以，这些同志说，虽然不能支持蒋介石，但是仍应当认为蒋是进步分子。此外，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中国和印度这样大的殖民地内，可能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苏维埃道路，一条是“美国”道路（即借助美国资本发展工业化）。说是在全世界没有革命形势，在中国革命浪潮低落的情况下，第一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只剩下第二条道路了，它必定给殖民地工人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在开展工业化过程中殖民地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将会提高。机会主义者们只凭这点好处就让人们放弃革命。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所以我预先表示歉意，我将不涉及瓦尔加[10]同志，他说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毕竟是略有提高，不管怎样，不是在降低。如果我们要研究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情况，那么也应该把中国苦力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工人包括在内。我不懂，您怎么能忘记这一点而做出统计。也许您以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统计学，所以在统计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时就可以把中国排除在总统计之外。

　　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封建关系不断衰亡，这是否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即向纯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取代封建残余统治的方面发展的趋势？——我们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无论在哪一次代表大会或全会上都还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可是它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党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在宗主国特别是甚至在殖民地内，资本主义正在推行合理化和加强资本输出，那么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向殖民地经济的过渡——从封建残余向更多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更近于工业发展的过渡从此就开始了，而且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分将会不断地战胜殖民地的封建残余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说蒋介石是进步分子，说他毕竟代表了民族资本主义，而后者正在消灭中国的封建主义就是对的了。不过，依我看，情况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在中国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勾结更加紧密，而帝国主义者则全然不想仅仅支持某个“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支持旧的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关于印度的材料就说英国政府采取了对印度资本施加压力的方针。英国政府同时声称，印度国内的邦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应予保留，甚至应避免国大党[11]或资产阶级政权染指。帝国主义者追求的是依靠封建势力，同时利用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其统治的新支柱。至于说到经济关系，那么帝国主义资本在殖民地的发展，在宗主国合理化过程中外国商品对本国商品日甚一日的竞争，最后是残存的封建关系，这一切都为本国小宗资本向生产中的渗透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其结果便是本国资本只能加紧向高利贷和高利贷的贸易形式渗透，到头来又为进一步维持殖民地封建关系，为多少兴办一些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更加密切地与封建剥削分子结合起来创造了先决条件。中国的战争首先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普遍危机增长的迹象之一。不能把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军阀战争[12]视为纯属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间的角逐。我们知道，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和冯玉祥、李济深一样，都是由军阀构成的。大家知道，吴佩孚、孙传芳，还有李济深都是英国的走狗。吴佩孚被赶到庙里，李济深现在被捉了[13]。但这丝毫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势力也被赶到庙里或被关进南京监狱。为什么呢？因为广州和广西还剩有旧军阀，他们过去听命于李济深，现在则服从蒋介石，而明天则会再发展为独立的势力。如果说冯玉祥走了，那还有他的左膀右臂鹿钟麟，鹿暂时在形式上会服从南京政府，但实际上将要准备再开衅端反对蒋介石。此外，蒋介石在与李济深和冯玉祥作战期间向其他军阀提供和被迫提供许多好处。因此这只能促使中国的军阀和封建政权更为加强。

　　蒋介石作为上海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正以争取国家统一、争取非殖民化、争取建立德国的货币制度等词藻当掩护，竭力控制像广州、青岛、天津等的地方市场。民族资产阶级想用这种手法维持它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阻止他们的反战斗争。如果不能说中国有人对立宪抱幻想，那么可以说对“统一”抱幻想的人是有的。

　　至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在未来的战争中起什么作用，那么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组织将来甚至会起到积极反对苏联的作用(3)。这已有许多事实佐证。我只举一件。去年胡汉民到伦敦，后来又去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与凯末尔国王有一席谈话。[14]国王对他说：你应看到，苏联的伊斯兰教民受到苏联政府的压迫，苏联政府正在推行一个庞大的征服新疆的计划。胡汉民借此事在南京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号召中国的回民组织起来反对苏联红色帝国主义。

　　我们地方上的同志经常是只读书本，这一点不能忽略。书上说资产阶级拥护民主，而封建主拥护君主制。于是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掌权，它就应该提倡民主。但许多事实却说明了完全不同的情况。武汉政变[15]以后有一段时间，一些共产党人曾指望，如果不是蒋介石，那就是汪精卫能在中国建立某种民主制度，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去夺取群众，从而得到“安心建设这些合法的群众组织”的可能性。几天之后得知，不仅仅蒋介石，连汪精卫、邓演达也马上大动干戈开始杀害工农了。南京政府狂热宣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16]，邀请意大利顾问到南京，为中国写“联合国家”(4)的条令。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称，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不过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不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尚未掌权的印度资产阶级都已开始拿国内和社会上的蛊惑做掩护，用恐怖和独裁的手段镇压工农了。如果德、英、美等国的垄断资本统治已开始通过社会法西斯主义向公开的独裁统治过渡，那么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权在殖民地将表现为什么形式呢？帝国主义者在“第三时期”对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议会制度是将要起促进作用，还是要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在其中起相当大作用的专制恐怖制度呢？我认为是后者。

　　再说，在类似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这样大的殖民地里，如果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是一支明显的反革命力量，如果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将要充当而且现在已经充当着社会民主党[17]的角色，如果它帮助帝国主义者维持其统治，那么像汪精卫、邓演达、独立联盟[18]（青年尼赫鲁）之类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在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依我看，就是社会民主党左翼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开恐怖手段，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国家独立的赤裸裸的叛卖立场，势必使它们自己在国内威信扫地，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则会用和平主义与假革命的词藻揭露资产阶级这种政策的实质。资产阶级将努力遏制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将欺骗群众，从而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效劳。当然，我指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它们是能够也应当被吸引到革命方面来的。我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那些所谓“独立的”领袖，他们声言“我们要革命，但是不要共产国际托管”。

　　这些人将要扮演比民族资产阶级更加危险的角色，因此，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针。同时，罗易[19]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建立一个“人民革命党”，如以前他们所坚持的那样，想让工农组织参加印度独立联盟。同志们，不必大惊小怪，甚至中国现在也有一些“共产党人”说是应该恢复与汪精卫、陈公博的合作，理由是“我们太孤单，脱离群众，我们应该有人来支持，应该有民族革命运动的同盟者”。右派实质上愿意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愿联合农民，他们的策略是放弃独立领导工人斗争的策略，是放弃争夺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和放弃开展土地革命的策略，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去适应殖民地“民主化”前途的策略。现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怎样呢？战乱、饥荒、有五千七百万人挨饿，种种事实说明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境况在恶化，但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却是既害怕共产主义又害怕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汪精卫的一篇题为《我们是在夹攻中奋斗》的文章是很说明问题的，在这种状况下，这些小资产阶级领袖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将扮演左派社会民主党的角色或者是波兰社会党[20]那样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们会高喊革命，对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表示抗议。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掩人耳目。他们在反动阵营内起着某种非组织的作用，事实上是掩盖南京政府那套制度的本质、国民党的本质和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本质。因此，我们应当对这些领袖、对殖民地小资产阶级上层展开无情的斗争。

　　我们知道，土地革命是殖民地特别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反帝民族革命的中心任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已经清楚了。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应当面向农民中的哪些人呢？有这么一种提法，说殖民地的农民是一些十分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全都会跟随我们去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的人则走得更远，干脆提出我们应当与富农联合，与富农一道去排除封建地主制度的问题。似乎这样“我们就将建立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一离开富农，马上就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中国共产党内是存在着这种倾向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对农民问题还有别的一种提法，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南京政府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甚至是一个富农的政府，因此我们的任务仅仅在于组织雇农并从事所谓的‘纯粹阶级斗争’。已经没有任何封建残余了。所以可以指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了，如托洛茨基[21]所说，其他国家把帝国主义都推翻了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就来临了。这样提出土地问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当反对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当然，帝国主义者正试图通过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促进富裕农民的发展并且依靠那些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正在做这种尝试。可是，某些同志却据这种情况得出了下述结论，认为斯托雷平式的内阁[22]在中国或印度当权比在俄国容易得多，因为俄国富农已构成一股反动势力。所以既然中国、印度农村中善于经营的农民不断发展起来，那么农业在工业化和合理化方面就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我们的同志由此做出一个实际取消土地革命问题的论断：农村平安无事了，农民战争很快就将偃旗息鼓，只要在农村从事经济斗争就行了。如果在革命的一切教训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些糊涂看法，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碰了壁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说的殖民地土地革命，指的是这些国家的革命暂时是在两种性质矛盾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是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者与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二是所谓“农民”同封建地主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两类矛盾是中国、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革命发展的出发点。

　　显然，见到殖民地农民分化的过程是不必束手无策的。这种分化只能有助于革命，促使贫苦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向城市无产阶级靠拢。我们首先应当为反对地主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而斗争，因为后者与封建残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起劲地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不能进行认真的土地改革；还应当反对半地主的富农和小地主，不能糊里糊涂地把这些人称为农民。第二，我们还应该反对那些正参加反军阀和反地主斗争的富农，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动，而且归根结底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还因为他们在农村所起的作用就像汪精卫、谭平山之类在中国起的作用一样。他们有时也吸引农民参加抗捐税和反对帝国主义狡猾阴谋的斗争，以便向群众指出他们不走共产党人所提倡的道路（即不没收土地）也能领导贫苦农民取得胜利。我们应当与这些富农争夺在抗捐税等运动中对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权。第三，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在一切形势中力争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这番话二十五年以前就说过了，至今它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应当予以特别的注意。只有对富农采取这类的策略，我们才能真正在争取农民当中取得胜利。我们应当联系贫苦农民，在这个基础上巩固无产阶级对全体农民的领导。对这一点起促进作用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速度，因为我们要的不是先在殖民地争取建立民主制度和实行议会制，然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那样的前途。关于俄国革命的发展列宁说过：我们将利用农民对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的胜利，不是为了帮助富农来打击农村无产阶级，而是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一道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我们也有权说这番话。

　　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据其总的政治方针在工会运动问题上做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是应当争取在黄色工会[23]内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只在黄色工会中工作，而且要奉行“经济斗争”的方针，现在连想都不要想“政治斗争”。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的合法主义散发着浓烈的机会主义气味。有材料说，在我们中国党内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我们应当参加黄色工会，我们就不该组织红色工会。为什么不该呢？这些同志说，因为我们如果在已有黄色工会的地方再开始组织红色工会以及在黄色工会内建立党团或支部，那么国民党就可能指责我们搞分裂。

　　（皮亚特尼茨基[24]：“指责又有什么可怕！”？）

　　因此，我们不应当组织红色工会和红色党团。我们党中央存在这个问题，而且看来，至今也还没有解决。我认为，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不同，它有许多独特之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指出代表团内存在动摇现象，这是对的。我只做一点不大的订正。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说群众参加的黄色工会内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这不确切。某些组织内有共产党员，不过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好。每逢胜利或失败过后，工厂主和黄色工会都开始搜寻和逮捕共产党人，也逮到一些人，这就使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不能说无法工作，因为中国工厂的条件太恶劣，尽管经常有些干部被逮捕，群众仍然坚持斗争，一批批新的领导力量也就涌现出来了。大家知道，日本人开的工厂都建造得像堡垒，几千名工人住在这个堡垒内的公共宿舍里，外人不得进入，工人也只是在星期天有半天时间可以离厂外出。上海的中国厂主和国民党一起组织了一些“工会”。这些工会是政府机关，录用工人进厂工作时，就是通过这些工会向工人提出十八个条件，例如其中就有这样一项：上班时交头接耳者，当予解雇。同意这些条件的，就被录用，如果不同意，就被拒于工厂大门之外。不过，这也不妨碍我们在这些工厂工作。一些在地方工厂工作的同志想出了许多巧妙的主意去“欺骗”厂主并同他们斗争。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在工会国际内和太平洋劳动大会上[25]仔仔细细地讨论。必须帮助中国同志找到一些实际的工作方法。务必使他们首先就必须争取工人群众的问题有一条坚定的路线。

　　第一，不仅要加入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而且要在这些工会内部工作。（顺便说明，如果这些工会里有人不交会费，则予以解雇。）在这些群众中工作，这是我们应当提出的第一个坚决的条件；第二，我们工作的重心在于以下三方面：恢复红色工会组织；在黄色工会内部建红色党团，以便在工厂里进行切实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组织上的巩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中国的弱点，也是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弱点。必须反对右倾，但是也应注意到消极态度虽然用左的词句做掩护，它却是机会主义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有人说不能参加黄色工会，因为这样我们就帮助国民党争取群众。这听起来多么“左”呀！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黄色工会有群众呢？仅仅是因为唯独这些工会是合法的。我国的黄色工会可不像欧洲工会，它们的活动很单纯。与企业主的冲突开始时，工会领袖便去找工人，对他们说：“我们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们有权进衙门，有权和当官的说话，我们能解决这些冲突，使你们得好处。可是如果有人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就要把他枪毙，他就休想以任何办法解决冲突！”这个多少有可能解决冲突的仲裁机构强迫工人参加黄色工会。我们的任务应该是经常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去揭露这个仲裁机构和黄色工会的叛卖作用。

　　下面我极简要地谈谈党内状况。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替布兰德勒[26]辩护，说列宁在世时总是靠说服教育办事的，可是现在把犯有左右倾错误的人都开除出去了。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总的看来不仅是软弱无力，而且没有一点用处，布哈林下台[27]后，共产国际内部什么力量都没有了。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它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班子里全是机会主义者和犯有左右倾错误的人等等。所以群众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了。中国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党，没有革命。这种诋毁性言行流毒甚广，尽管是私下的。

　　（埃尔科利[28]：“这是左派还是右派干的？”）

　　这是右派干的。

　　我们还有些材料说中国有托派分子[29]，它们在上海甚至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他们的理论是很清楚的，他们只不过在掩盖自己的反革命取消主义的实质。此外，我们还有某些调和主义情绪，有一份文件就流露了这些情绪。文件中肯定认为对于中国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党内和平”。一位同志写道：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论述过集中力量的问题。如果你们现在开始批判这个或那个盲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那你们就会因此使党内争论公开化，违背“友好合作”的精神。可见我们既有布兰德勒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又有调和主义者。另外，我应该指出，过去我们对殖民地各党的态度是欠妥当的，总以为这些党年青，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知之甚少，所以对它们应持宽容态度。可以指出它们的错误，纠正错误，做法上要宽宏大量。我认为这里就潜藏着某些消极的东西。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时期？与战后“第一时期”[30]相比，现在殖民地国家里的新情况表现在哪里？如果在战时和战后我们看到殖民地革命发展中有很大的自发性，那么在后来的革命事件中我们则应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在殖民地中所起的组织作用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我们则看到俄国革命与土耳其、中国和印度（1921年）革命之间几乎有一种偶合的雷同之处。而且，如果那时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革命中起领导作用，那么现在我们则处于完全不同的时期，当今殖民地、半殖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发展到如此的程度，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强烈仇恨”甚至将在反苏活动中表现出来，而目前它已经在进行疯狂的反共产国际活动了。所以，我们应该在建立殖民地的真正革命领导方面百倍加强党的组织作用。共产党的组织作用在今后的斗争中将要比前一个高涨时期重要得多。因此我们应提请全会注意，要把这个时期建立和巩固殖民地共产党的任务提出来，予以更大的关切。应当使这些共产党有一条明确、清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去进行反对右派、反对调和主义情绪和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并在这条真正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基础上建立对群众运动的真正革命的领导。我指的是印度、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因为我们在那里面临的是组织、建立和巩固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至于说争取群众的斗争，那么在殖民地，除了工人运动以外，如某些同志所正确指出的，还应注意农民运动和整个反帝运动，以便相应地建立工农等的群众组织。在活动初期，我们要同不愿加入国民党、不愿做民主革命等左倾幼稚病的种种现象做斗争。现在我们则应持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们应当提醒人们注意殖民地国家的左倾危险。除了反对“左倾”情绪宗派主义和其他现象之外，还应该特别强调右倾危险，要无情地同那些紧紧抓住“中国式”的机会主义遗患的倾向做斗争，因它们导致的后果是放弃无产阶级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是放弃对工人群众斗争的独立领导权；是放弃对农民战争的领导；是过低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是同“左倾民族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妥协；是否定党的作用；是取消主义。应当全力以赴去反对这些倾向和调和主义。

　　译自《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速记记录），1929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版，第1卷，第162—172页

　　注释

　　[1]屈维它，瞿秋白的化名。

　　[2]第三时期，见本卷第10页注②。

　　[3]南满公司，即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见本卷第388页注③。

　　[4]工党，此指英国工党。见本卷第389页注④。

　　[5]民政党，见本卷第389页注⑥。

　　[6]政友会，见本卷第389页注⑤。

　　[7]日军撤出山东，指1928年初，日本为阻挠北伐军北上，出兵济南，酿成济南惨案。事后，中日双方进行多次交涉，终于1929年3月28日达成协议，决定从是日起，日军在两个月内全部撤出山东。

　　[8]鲍威，今译鲍惠尔。见本卷第389页注⑦。

　　[9]指蒋桂战争。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10]瓦尔加，见本卷第389页注⑨。

　　[11]国大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简称，1885年创立。建党初期，主张通过宪法手段在印度立法和代议政治。1920年党内通过甘地提出的不合作运动的议案。1927年，掀起新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潮，出现了以尼赫鲁为首的激进派，同年，党的年会通过了尼赫鲁提出的要求民族独立的决议。1929年拉合尔年会决定把印度完全独立作为斗争目标。

　　[12]即蒋冯战争，见本卷第376页注⑩。

　　[13]指李济深于1929年3月21日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

　　[14]1928年1月，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一行赴欧洲考察，于3月16日抵达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在此访问期间，曾同代理凯末尔执政者伊斯美帕沙进行会谈。

　　[15]武汉政变，即1927年7月15日的反共政变。

　　[16]法西斯主义，意大利语fasismo的音译，来源于拉丁语fasces，原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一捆棍棒，象征暴力与强权。法西斯主义是极端沙文主义、最富侵略性的反动思潮，又指专制独裁统治。

　　[17]社会民主党，见本卷第15页注11。

　　[18]独立联盟，即独立同盟。见本卷第390页注22。

　　[19]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1954），印度人，1920年任共产国际中亚局负责人。1926—1927年代表共产国际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离开中国。后来脱党。1940年创建印度人民激进民主党，1941年组织印度劳动联盟兼任《独立印度》周刊主编。

　　[20]波兰社会党，1892年创立，从1918年波兰获得独立至1939年被德国侵占这一段时期内，波兰社会党作为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一直是波兰的执政者。

　　[21]托洛茨基，见本卷第60页注18。

　　[22]斯托雷平式的内阁，斯托雷平在沙皇政府任首相时期，利用宪兵、警察、特务和讨伐队，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此指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参见本卷第97页注⑨。

　　[23]黄色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24]皮亚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1882—1939），原名奥西普·阿朗诺维奇。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起，他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预算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同时，他还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斯大林“肃反”期间被捕，1939年10月被处决。1956年平反。

　　[25]太平洋劳动大会，1927年5月20日至26日在中国汉口举行。苏联、爪哇、朝鲜、法国、美国等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等15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赤色职工国际主持，总书记罗佐夫斯基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决定成立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作为该会常设机构，办事地点设在中国上海。

　　[26]布兰德勒，今译布朗德尔。见本卷第173页注⑧。

　　[27]布哈林下台，指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了撤销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书记处的职务，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对他的解职。

　　[28]埃尔科利，陶里亚蒂的化名。见本卷第82页注38。

　　[29]指取消派，见本卷第403页注20。

　　[30]第一时期，在1928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指战后至1923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尖锐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发动的时期。

　　(1)指中国政府对外国向中国进口的货物征收的关税。1928年7月25日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马慕瑞）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其中明确规定取消过去中美间订立的条约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同年，国民政府还与德意志、荷兰、英国等签订了《关税条约》，有关国家均同意放弃所有“限制中国自定关税税则及船钞数目权之各条款”（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628—631、653—655、661—667页）。——编译者

　　(2)即1929年6月20日中国国民政府海军部长杨树庄、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签订的《海军援助协定》，全文共五项（即在英国训练中国海军；英国向中国派出由军官及军士组成的海军派遣团；关于会计供给事项；关于建舰事项；杂项）五十六条款，后又于1929年10月9日追加四条款，计共六十条款。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698—705、728—730页）。——编译者

　　(3)这句话的内容，中文版《布尔塞维克》杂志（1930年1月15日出刊第三卷第一期第118页）所载更为明确：“至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在未来帝国主义间战争中或在未来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中之作用，则殖民地资产阶级在这样战争中是要帮助资本主义政府来抑制群众之革命斗争的。”——编译者

　　(4)俄文为“корпоратив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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