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状况|瞿秋白

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中国共产党的状况(1)（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九日）

　　一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很幼稚，他的组织也是很散漫。可是革命首先就教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教会他们如何去建立自己的政党，教会他们如何去清除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侣伴”和机会主义[1]的成分，教会他们如何去锻炼铁的布尔塞维克[2]的干部和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五年初，全国统共不到九百个党员，但是在一年半两年的期间，革命的群众斗争极有力的发展过程之中，党员的数量达到六万人（一九二七年五月），青年团员有四万人。但是当时的组织，不论他有多大的工人成分（约占百分之五十一），领导的基础是建筑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党在那时候的确是一个群众组织，同时在革命之中也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还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党的组织是任其自然的发展，没有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团结。

　　这样的党，在革命失败的时候不可免的更要受到极大的损失。一九二七——二八年国民党的凶残的白色恐怖，真是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单是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一年之中就杀掉了二万到二万五千人，真是所谓肉体的消灭。上海暴动[3]和广州暴动流血的失败之后，镇压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民协会的无数次的清乡、追捕、拘禁和枪杀红色工会的工作人员及革命的工人——这种的白色恐怖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可是在同一个时期（一九二七——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关于改组的工作，将谭平山以及和他同样的人开除出党[4]。同时有许多叛徒也离开了党，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施存统[5]等。

　　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6]的时候，党员的总数有十三万人，这里面只有百分之九的工人。城市党的组织的党员数量一天一天减少，湖北、湖南和广东的组织屡次完全破获。这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城市里格外厉害的压迫工人□□[7]反动的恐怖手段的结果。党员数量减少一部分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叛徒的逃亡，——最不稳定的知识分子都逃出共产党去。至于党员数量里农民成分的增加，不过因为在“苏维埃区域”里（被农民的苏维埃暴动所占据的地方）党公开起来，许多革命的农民潮流似的加入。党员数量如此的增加，只能说党对于农民群众有很有力的影响，但是党在乡村里稳固的根基，却还差得很远呢！

　　党自从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8]以后，便开始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经过了许多农民的暴动和游击战争，领导了广州暴动，和机会主义的遗毒斗争，后来又和盲动主义[9]情绪斗争，这都是无疑义的开始在新的路线之上团结自己的队伍。但是，党的第六次大会仍旧要指出了党的指导机关在这个时期中的许多重要错误——这个时期是由公开的情形传到极其秘密的状况的过渡时期。党第六次大会特别指出当时城市工人组织的减弱，很明显的有与群众相当脱离的情形，因此提出了新的组织任务。

　　同时，从前建设起来的公开的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等都被毁坏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就非常薄弱，并且差不多断绝。因此，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10]便指出来：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现在党的（中国）主要任务是征取群众！就是在工农之中进行群众的工作，恢复他们的组织，为了革命争斗发展的目的，利用一切的不满去反对地主、资本家、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因此要用一切的方法去巩固自己的党。

　　二

　　从那时候起，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了，巩固中国党的工作，一直到最近都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据今年一月二月的情形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可以说有了些进步。（所得材料，还只是描写一二月间的情形）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党的无产阶级的成分，一部分有原则的布尔塞维克化的知识分子是忠实于共产党的，至于有些成分脱离我们的党，这正是党的自我清洗的过程——使党脱离那些动摇的，不可靠的“朋友”和“同道者”，脱离那些不能和我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分子，这些都是当初暂时附和无产阶级的分子，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或者“非阶级化的”队伍里出来的分子。同时我们要知道：党在工人群众中之组织上的巩固，和党在乡村里组织上的稳固根基的真正建立，——还是非常之不充分。党和群众的联系，党在工人群众自发斗争里的领导作用也还非常薄弱。

　　最近党员的数量有十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五个，其中只有五千余人，在工商业中心的城市里，而其余的分散在二百多个县市乡镇里。这里面工人的总起来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五个人，散布在三十几个城市里。因此，以党内工人的百分数看，与第六次大会时的情形差不多了，并且百分数是更少了。但是倘若以各个大城市来看，如上海、香港，那党内工人的成分有百分之六十二——六十五，这里面店员和手工业工人还不算在内，那末，比较过去是有了进步了。此外，还要计算到许多大城市（武汉、广州）曾经过了三四次的大破获，那几次党的委员会都是完全被捕，因此有几千几百工人同志与党部接不到头。同时还有这样的事实，许多城市工人因为“共产主义”而被开除。他们不得不离开城市，因此便和党失掉联系。农民党员也同样的有很多变动：就是在这一年中，许多苏维埃区域里，经过清乡队的破坏，只有极少数的党员积极分子保存着；可是，同时有许多别的地方发生了新的组织，建立了新的苏维埃区域。

　　中国共产党新的引力，不仅在工人和贫农之中可以见到，并且在一部分有反抗情绪的学生之中也可以见到。倘若在武汉时代[11]之后，特别是在广州暴动之后，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脱离党，那末，一面有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失望灰心而脱党的情形，一面却有少数新的知识分子党员增加（当然是极少数）。很明显的，这部分知识分子，比之于以前的又是另一种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最主要最重要的任务，是大工业中心各种企业中生产支部的建立和巩固。最近的计算，中国共产党在现时全中国恢复和建立了一百一十个工人支部，其中有五十个在上海。大半是在纺织工人、市政工人和邮务工人中，北方则大半在天津矿工中，在最近的时期，我们的支部多少巩固了些。这种支部已经是各工厂工人自己起来领导。这种状况不但是因为党能够执行新的工作方法，吸引起工人自己做领导工作，并且有很健全的按照这方向去做，而且也因为军警追究得非常严密，“局外人”不但不能混入工厂，连工人区域里也混不进去。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的进步，严格说来还没有很大的成绩，还须要最大的努力，去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党的根基。

　　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六次大会之前，中国共产党便提出来了，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三十二个正式和候补委员之中有十九个工人同志。现在，经过许多省代表会议之后，省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最主要省份和工业中心的书记、组织部长）都是工人同志。下级党部机关比较差些。乡村的党部机关和领导的干部那是更差了。

　　据最近的消息，党的组织状况上，党的确是站到新的道路上去，建立并且巩固产业支部和领导干部的工人化，清除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但是，旧的组织方法的遗传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阻碍。

　　三

　　现时党和群众的联系，和广州暴动刚刚失败的时候比较起来，当然要好些。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是非常之不能使人满意。国民党统治时代和以前非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分别，是这样的：如果从前，是禁止一切工人的组织和一切罢工，同时也没有特别对付工人的警察和侦探，那末，现在国民党是设立“朱拨托夫斯基”式的工人组织，让工人的经济斗争多少可以公开，“工人的组织”要直接隶属于国民党，并且要用这种组织的名义反对共产党便可存在。别一方面，国民党在工人之中组织了专门的警察和暗探，破坏工人的罢工等等。这样的客观的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要用完全新的形式。在上海和天津发现了所谓黄色工会[12]。——工人群众因为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一天一天加重，他们被压迫得不能不起来斗争，即使在国民党工会旗帜之下也是好的。于是这些黄色工会的领袖对工人说，他们是“不问政治”的；否则就在所谓“左”派国民党（汪精卫、陈公博）影响之下，用在野党的态度反对南京政府，反对在朝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去征取群众，不但要将先进的分子组织到秘密的赤色工会里来，并且要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去揭露黄色工会“不问政治”和左派国民党领袖反革命的和叛逆的作用。

　　自第六次大会以来，不论白色恐怖如何厉害，工人群众为改善自己生活的斗争是没有一天停止过的。在一九二八年十月里，上海、天津、北京的邮务工人同时罢工。十二月里上海法租界的市政工人（电车工人、自来水厂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一月汉口日本人打死一个中国苦力，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总同盟罢工[13]。在三月和四月里天津工人有示威运动。五一节在上海有二十几个工会响应党的号召。今年的五卅[14]节，上海工人和学生在一起举行了示威，打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民国日报馆[15]。

　　仅仅在上海一处，已经可以见到，工人运动已经从衰落状况中复活起来。一切罢工多少都带有一点自发的性质，党的领导还是很薄弱。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影响是在扩大，有几个黄色工会中，已经有了很坚强的（虽然很小）共产党的支部。上海市政府的“社会局”在那里抱怨，说许多罢工总是工人胜利，都是受了“可恶的共产党绝灭人性的阶级斗争的影响”。

　　党对于农民的影响，关于直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组织确实的消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不过可以知道一些，例如江苏，并没有苏维埃区域，可是在各县里每每有二三千农民共产党员（江苏全省共二万党员）；在湖北省，党的省区中心组织到如今没有恢复，可是在各县党的组织——还能保存着五千二百五十二个党员——不论清乡清得如何厉害，可以说党与农民的关系还保存着，并且稍稍有些扩展。并且还有这样的消息：我们在红枪会、小刀会等的组织也有些影响。但是在这些组织中，反对他们绅士富农的，反动领导的斗争，还没有得到什么重大结果。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各省，游击战争最近很有发展，都是共产党员领导的。据官场中的消息，游击队的武器很好，训练很好。朱德和毛泽东的军队有六千战士。彭德怀[16]有一千人。方志敏[17]的队伍有二千多人。王卓[18]和袁文藻[19]有一千多人。这些消息我们觉得稍为有一点点夸大，但是所有这些区域，“小小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有一年多了，至今任何摧残的方法，都不能消灭他们。

　　在反动军队中兵士的党的组织（兵士支部）完全是新的工作范围。经验告诉我们，兵士支部有他自己的顺利发展条件。这个工作开始得不久。但是毫无疑义的，应该一开始就注意到，将兵士群众和工人联结起来去反对国民党的军阀。当然更加应注意到工人运动和农民斗争之间的联系。

　　首先必须要认真的建立在乡村中雇农贫农的共产党支部的根基。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支部，才能保证党对于农民群众组织正确的关系和领导作用。农村工人的独立组织之外，必要组织农民委员会，作为农民革命斗争的下层组织。这种的农民委员会必定要使农民的基本群众及乡村无产阶级，在他们日常斗争的基础上很密切的团结起来，并且可以引导农民群众到农民协会里去，巩固农民协会的群众基础。

　　四

　　薄弱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在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反对政治思想上的紊乱，为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而斗争，是特别重要的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有些动摇的分子，为国民党“统一”的幻想所影响。这种幻想经过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波及到我们党内的某些成分，因此，党员里的这种分子简直丧失了革命的前途，而灰心失望。所以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除反对“左倾”的盲动主义之外，反对右派的机会主义的和取消派[20]的倾向是最主要的任务。虽然，右倾在中国党内，还没有组织的形成，没有布置好了的政纲，但是根据党内的材料，和各种发表的意见看来，已经可以一直听到取消主义的声浪。在有些省代表会议上，我们听到这种的话：“反动势力因为帝国主义的帮助一天一天巩固起来，在帝国主义未战争以前，在中国是没有任何高潮的希望的！”

　　并且还说：美帝国主义用他的极大的财政力量帮助中国的资产阶级，帮助他们去反对英国和日本，将中国工业化。这样，照他们的意见，南京政府已经是“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的政府，和买办及地主妥协的政府”。因此，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已经完了，说什么“革命高潮的不可免，都是无意识的空话”，“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了，但是第二个高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如回家干活去。”有一个代表在山东省代表会议上这样的说。

　　有些同志是完全不信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他们说：党的领导都是小资产阶级，一切理论已经完全破产，中国的革命群众亦不信仰并且也不会信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等等的话。中国的托洛斯基派[21]——一小群学生，他们最近开始发行他们的机关报，宣传他们所谓“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否认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恶毒的咒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却不敢公开的说：他们的领袖托洛斯基，正和社会民主党奥多鲍威尔[22]同声主张“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进化的道路”，并且说“中国需要国民会议式的国会斗争”。托洛斯基派的结论和右派一样，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希奇的。此外，并且还有如此右倾的主张，提出“联合富农”的口号。很可笑的，他们认为汪精卫、陈公博和谭平山一类的人还有革命的作用。还有更多其他的说法：“减低口号”、“一切力量都用到公开工作上去”。他们否认一切纪律，要求绝对自由讨论和“党内绝对的平等”。这些种种右倾或取消派的观点，现在还是零零碎碎的，但是客观上形成整个的机会主义的“向右转”的政纲。

　　另一种“取消派”是直接的叛变。这些悲观主义者简直是自首告密，他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登申明、宣誓做国民党的孙中山主义的信徒等等。

　　反对取消派和右倾的斗争，在中国党内必须是最无情的斗争。如果没有思想上政治上反右倾斗争，不清除出许多动摇的机会主义的分子，党的组织的巩固和征取群众，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这些分子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影响的传达机关。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反映，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潮流是环绕着无产阶级，薰染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之中经常的引起时常发露的病症；小资产阶级性的不坚定，散漫，个人主义，忽然是手舞足蹈，忽然又是灰心丧气。此外，中国的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候受着了许多教训，他们现在遣送并且将来还要遣送密探到我们党里来。与这些危险斗争的方法，就是很完善的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联结起来。必需要最严厉的集中制和纪律，抵抗小资产阶级的潮流，使无产阶级的组织作用能够正确的有成效的实行起来。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定要努力的使广大群众，更深刻的思索和了解，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丰富的政治教训，使他们利用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且将共产国际的指令完完全全执行，在实际生活中去运用。最近的时期，是无产阶级准备力量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教育和组织时期，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千百万工人，又要用他们新的力量，起来领导着农民战争，给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以致命的打击，而推翻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

　　领导一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表现，建立巩固的坚决的党，这是责任极大的工作，这种工作，正要准备群众到新的真正革命斗争的爆发，并且要保证这种爆发转变到革命。现在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要巩固自己的组织，要肃清一切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秽物，团结自己的力量，去进行艰苦的伟大的工作。

　　放在中国革命前面的任务，还没有解决。新的革命高潮的要素，不但没有消灭，而且一天天的加深和扩大。这种新的高潮的到来，就必定要无产阶级站在一切劳动群众的领导地位，去实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完成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准备好！

　　此篇本是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材料，原本我不是预备发表而写的。再则，其中有些罢工统计，党员统计的数目，在付印时，已经由编辑者删除了，可惜他所删除的，有些地方是不必删的，有些地方应当删的，却没有删，这确是疏忽。

　　瞿秋白

　　注释

　　[1]机会主义，源于法语。意思是应付或妥协。用来形容19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客。后来指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或路线，机会主义包括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

　　[2]布尔什维克，这里为马列主义的代称。

　　[3]上海暴动，指1927年2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

　　[4]指根据1927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组织纪律决议案》，开除谭平山党籍。

　　[5]施存统，见本卷第327页注25。

　　[6]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大会正确的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大会选出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23人为中央委员，邓中夏等1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

　　[7]此处两字不清。

　　[8]八七会议，又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二十余人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等决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9]盲动主义，见本卷第108页注11。

　　[10]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见本卷第325页注①。

　　[11]武汉时代，见本卷第276页注⑩。

　　[12]黄色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13]指1929年1月9日爆发的因汉口人力车夫水杏林被日本水兵炮车撞死，对日交涉失败，汉口工人实行的对日总罢工。

　　[14]五卅，即1925年五卅运动。见本卷第60页注19。

　　[15]民国日报馆，位于上海的《民国日报》出版发行机构。该报于1916年1月22日创刊。原为中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而创办，邵力子、叶楚伧等主编。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为国民党机关报。1949年停刊。

　　[16]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12月率部到井冈山坚持斗争，任红五军团军团长。

　　[17]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1934年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7月在南昌牺牲。

　　[18]王卓，即王佐（1894—1930），江西遂川人。1924年在井冈山组织绿林军劫富济贫，后改称农民自卫军。1927年10月率部迎接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改造。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副团长。1929年1月红五军突围后，奉命留守井冈山，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员。1930年被错杀。

　　[19]袁文藻，即袁文才（1898—1930），江西宁冈人。早年参加绿林军。1926年7月任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军进入井冈山后接受改编。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等职。1930年被错杀。

　　[20]指取消派，是由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部分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的学生被遣送回国后，同陈独秀等人结合而成的小团体。亦称托陈取消派或中国的托洛茨基派。

　　[21]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又称托陈取消派。见本篇注20。

　　[22]奥多鲍威尔，今译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首领之一。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抄件刊印。写作日期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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