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瞿秋白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

　　——广州暴动周年纪念（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广州暴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他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工农兵的暴动，成立了东亚第一次的苏维埃政府——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他是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反革命势力所摧残了，几千百的英勇的广州公社烈士被残杀了，中国革命的最好的领袖张太雷[1]周文雍[2]等都成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工农群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都在纪念广州的烈士，都在继续广州公社的斗争。十二月十一日将要成为世界的革命纪念日，他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荣的一日。广东的广州，从此成了苏维埃革命的广州了！

　　一　苏维埃与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经过极迅速极猛烈的斗争，发动了极广大的群众——这一革命过程之中阶级分化的表演亦是非常之剧烈与迅速。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质，亦就同为他这两种任务而决定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引起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参加，而为民族资产阶级所利用，这是一九二四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及一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事实。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抵制仇货”，示威游行，无数次的学生会议，罢课罢市，一直到五卅的上海总同盟罢工，广东省港的大罢工[3]，以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的夺回英租界[4]，他的发展是非常之猛烈的了，他的发动群众是极广大的了。但是，一般中国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自然要激起广大的农民斗争，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争取土地的斗争。只有地主豪绅的政权与封建关系推翻之后，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基础方能彻底肃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及经济发展上是极深切的与地主豪绅相勾结的；因此，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之深入，不但必然要转成土地革命之发展，并且不能不危害到民族资产阶级。此其一。其二，一般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在最初，当然中国资产阶级，甚至北洋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压迫之下的豪绅地主都会参加，都想利用的。这种反帝国主义运动既然不能永久限于示威游行，抵货罢工，而必须汇合起来，组织成革命的中心，成立广泛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联盟，以至代表这种政治联盟的革命政府，于是即发生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组织。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一）中国革命初发展时，有代表反帝国主义的广泛的政治联盟之国民党及其政府；（二）中国革命的深入与发展之过程中，国民党或者成为工农势力独占的政治组织——政权形式，或者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独占的反革命政权之形式，因为当初广泛的政治联盟，到此已不能分化而至于完全破裂，豪绅资产阶级不能不反动了。

　　当武汉时代，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渐渐的由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变成了反革命的旗帜的时候，革命的群众虽然还在自发的斗争，但是，革命的指导机关已经动摇犹豫，不能率领群众斗争，以彻底打击反革命的势力。于是革命受着接连的巨大失败：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沪粤反动[5]，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七月的武汉反动[6]，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的叶贺失败[7]。当这种时候，广州的工人，久经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一，首先提出鲜明的口号：“青天白色旗已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只有镰刀斧头的红色旗，是我们革命的旗帜。”（十月十四日广州工人的示威）

　　总之，国民党从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联盟，变成了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这是广州工人群众所明显的看到的了。中国工农群众的斗争，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间英、日、美各国帝国主义决然的联合进攻中国革命之后，受着极巨大的压迫。因为，列强帝国主义的威吓和军阀官僚的反动势力，共同进攻革命势力，于是早迟不免叛变的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更快的投降反动，自己抢着做保障“外人生命财产”，维持“安宁秩序”的帝国主义统治之健将。反革命营垒之中，因为中国社会阶级的相互结合形势变更而增加了新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久已要想完全扑灭工农革命势力的地主豪绅性的国民党将军（李济深[8]起一直到唐生智[9]），便大胆的进攻，公开的反动，将国民党完全变成反动的政党，先后宣布清党——开除一切革命的工农及共产党以及普通的革命分子。

　　中国的工农革命势力之伸张，促成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改组[10]。中国的工农群众已经将国民党相当的变成了群众的政治联盟，变成了特殊的政权形式。中国群众亦就不会轻易放弃国民党的旗帜的：他们从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政变之后[11]，曾经经过无数次的英勇的斗争，要想将国民党最终的变成群众的革命的组织，要从这种群众的革命组织之中产生革命的群众独裁的新的政权。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上海暴动[12]，实现了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同时，湖南、湖北等省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同样运用国民党的旗帜，事实上建立起工农民众的革命独裁，——帝国主义与军阀资产阶级都惶恐失措的叫骂“这是第二政府”！这很明显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力争革命领导权之斗争。

　　上海暴动失败之后，无产阶级在力争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之中受着一次巨大的失败。沪粤的反动使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激发更剧烈的斗争。当时广东五华、海陆丰的农民暴动起来，广州的广九、粤汉、广三铁路工人武装的反抗李济深，以及武汉工农的积极赞助武汉政府镇压反革命，尤其是反蒋的斗争，这都是工农群众竭力保持革命胜利而要使革命深入的过程之中开辟新的前途。随后，武汉政府之下反动势力也进攻起来，那时，最明显的这种斗争，便是马夜事变[13]之后，四方农军的十万扑城。这些斗争——上海暴动，广州反动后之工农武装反抗，马夜事变后之长沙扑城——虽然革命指导机关的策略并不明显，并无坚定的建立工农独裁的目标，但是，客观上群众的斗争是自发的向着这一道路进行：上海暴动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民党形式之市民会议政府，广东的工农武装反抗是以国民党工农讨逆军的名义要领导起武汉反对南京的革命战争，长沙扑城是农民答复许克祥解散湖南的国民党省政府之战争。工农群众自己斗争之中得来的胜利——是要占领国民党而形成工农独裁的新政权，这是他们斗争进一步的前途。直到南昌暴动，革命的旗帜仍旧是国民党，斗争的形式，仍旧是工农与豪绅资产阶级争夺国民党，斗争的实质就是工农民权独裁与豪绅资产阶级反动之间的斗争。

　　可是，历史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些斗争之中无产阶级是受着屡次的失败，每次斗争之后，革命势力客观上是往后退却。同时，国民党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他的旗帜已经被豪绅资产阶级所占领，而最终的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帜。

　　于是广州暴动，便高高的举起苏维埃的旗帜。苏维埃旗帜的意义，便是证明中国革命中阶级分化的剧烈，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力量，完全变成赞助并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并且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剧烈和农民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一切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都震恐失措，急急抛弃革命的旗帜，投降到反动营垒之中。苏维埃旗帜的出现于殖民地，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上反对封建的革命斗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能够实行；殖民地上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真正势力，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胜利，建立起来的革命的群众的独裁政权。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不但是被白色恐怖所包办了，而且已经不能适合这种历史使命了。因此，苏维埃的旗帜便由广州暴动的工农兵所举起了。他指示东方各国受压迫与剥削的群众：最终的解放，只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是可能的。

　　二　广州公社之英勇的斗争

　　中国工农群众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伟大的艰巨的斗争之中，自发的要争取政权。然而政治上的目标是不十分明显的。国民党形式之下的斗争，虽然客观上始终发展到了政权的斗争，但是革命的指导机关当时是过于薄弱，不能领导群众去认识斗争的目标。

　　广州公社的特殊意义，便在于他指出：中国工农群众的斗争必须要建立革命的群众独裁——苏维埃。广州的工人代表会，包含各种职业的工人群众，他自己选出苏维埃的执行委员，广州革命的兵士以及市郊的农民，也都选举自己的执行委员，这些执行委员组织广州的苏维埃，指挥暴动，形成革命的政权。中国的民众第一次见着：普通的“下等人”——工农兵士自己的代表，能够组织政权，管理“国家大事”，只有如此，才叫做革命。广州苏维埃公布没收地主土地的法令，公布分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的口号。这使几万万农民和兵士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出路：只有在世界的以及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只有赞助中国共产党，他们能够组织广大的群众力量，去战胜豪绅地主和军阀。中国工人阶级自己，也在广州暴动之中看见将来胜利的模范：除非是武装暴动胜利，不能实行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反革命资本家的银行企业……一直到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在殖民地落后国家之中，开辟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种广州公社的伟大意义，是深入于中国劳动群众的意识之中。

　　广州公社的存在期间不过三天，英勇的广州工人不能开展他的革命事业。广州暴动之中，群众的热烈参加与英勇的斗争，都被反动势力所摧残了。可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广州暴动之中的英勇的模范，可能的疏忽，以至很大的错误，都值得研究的，都必须研究的，世界各国的革命者都要加以慎重的注意，而获得他的教训。

　　对于广州暴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14]说是共产党的盲动，国民党的刽子手杀人凶犯胡汉民[15]等说他是共产党“扰乱北伐后防”的阴谋。甚至杜洛茨基[16]也说“广州暴动是纯纯粹粹的盲动，是绝对的军事冒险”。何以如此呢？难道是因为广州暴动失败了吗？如果凡是失败的暴动，凡是因此而牺牲很大的暴动，都称之为盲动，那么，自有天地以来，无产阶级暴动的胜利，还只有一次——就是十月革命，其余的暴动都是盲动了！不是的，决不是因为广州暴动失败，所以他们称之为盲动的，而是因为广州暴动足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而这些人（社会民主党及国民党）正在热心拥护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呢！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说：

　　大会认为将广州暴动认做盲动的企图是绝对错误的。广州暴动虽是中国革命过去时期中中国无产阶级之英勇的退兵时的一战（Arriergard Fight），虽然指导方面有很大的错误，但是仍旧是革命之新的苏维埃阶段之旗帜。

　　军事冒险和盲动是什么？就是不得群众赞助的暴动。难道广州暴动不得群众的赞助么？

　　广州暴动之前，正是全中国反动派内部纠纷混战的时候：武汉方面有桂系军阀与唐生智派的战争[17]；南京方面正是西山会议派的“中央特别委员会”[18]倒台而蒋、汪各派纠纷互斗的时候；广州方面尤其是桂系军阀与张发奎派直接战争的时候。工农民众在广东久经李济深的压迫，已经几次起来武装反抗。广州市的工人示威与罢工运动，自十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初不断的发展。海陆丰则十一月初苏维埃政府已经占领县城，海南岛的农民暴动也已发展了好几个月。兵士群众间的革命情绪，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正在开始发动。暴动的当时，工人代表会之下的一般工人群众都是热烈的同情、赞助以至积极的参加（十二月十一至十二日，工人群众拥挤在暴动参谋部之前要求领枪的，自早至晚总有四五千，实际上发出的枪也确实不下八千）。“广东总工会”之下的群众工会以及所谓革命工人联合会（汪精卫派）之下的群众也都求参加。甚至完全在资本家指导之下的机器公会的群众也鲜明的表示中立。只有资本家所办的机器公会之雇用的打手（所谓机器体育队）开枪攻击暴动军。暴动之中有一千二三百兵士的自觉的参加，随后，政府军队中的兵士转到暴动方面来的，又有三千人光景。广州市郊以及花县、东莞、佛山等等地方的农民，都在这几天（十二月十三日）暴动起来，他们暴动的所以失败，大半是因为广州已经失败了。海陆丰的革命军队没有开到广州，也只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原来是有了些准备的。不但工农兵士群众积极的赞助广州暴动，而且广州暴动显然的得着贫民小资产阶级的同情，甚至一部分贫苦的智识阶级的赞助。

　　广州暴动中群众的英勇的斗争，真是东亚历史上的空前的事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从初期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期起直到广州暴动，他所发动的群众是非常之广大，尤其是在广东——革命的发源地。三五年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群众的组织，如省港罢工以及广州工人代表会的组织，显然是“国民党时期”革命发展的成绩，广州暴动中，工农兵士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与拥护，显然是革命初期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正确策略之结果。

　　可是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策略之中，也有机会主义的成分。这些机会主义余毒，对于广州暴动中的错误与缺点，也有显然的影响。机会主义的表现之一，便是完全不注意群众之中对于革命独裁的宣传与解释，群众夺取政权的意义是非常之模糊。因此而有很奇特的现象：在北伐时北方群众之中“等候北伐来解放”宣传无意之中减弱许多群众的积极性；武汉时代李济深、蒋介石叛变之后，上海群众可以等待东征，广东群众可以等待南伐。武汉反动之后广东又可以等待叶、贺南征。对于群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国民党的群众的下级党部）之自发的变成政治机关之现象，不去加以领导，甚至加以抑制。这些机会主义的倾向，有年久的全国的性质。因此，虽然广州群众自己觉悟起来，自己提出苏维埃红旗的口号，可是往年的对于夺取政权之消极态度，仍旧保存着自己的影响于落后的群众之中。广州暴动前政治上准备的不充分，亦就包含在宣传“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之意义尚未能深入群众——极广泛的群众之中。至于组织上：暴动参谋部，工人赤卫队，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以及宣传鼓动的系统与工作——自然更有许多弱点。我们这篇文章之中来不及一一详论。

　　错误之中的主要点，却是暴动一开始的时候，不能一直取得进攻的形势。暴动军主力所攻击的地方，并非敌人的要枢。于是经过一些时候，李福林[19]的军队由河南过江，暴动军便陷于反攻为守的形势。革命初期，对于国民革命军之中的兵士运动，绝对不加注意，这也留着很大的影响。反革命军队中的兵士运动是太不充分。革命方面虽然已经得到三四千兵士的赞助，但是李福林的兵力并未动摇，加以英日帝国主义积极的组织反动势力，直接帮助他们反攻广州的暴动，于是广州暴动便失败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广州暴动之中，我们看见的是：变军阀的混战为工农兵士群众反对军阀的战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推翻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反革命各派各种势力的联合，超过了革命的势力，战胜了革命势力。但是应当知道：广州暴动已经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受着三次巨大的失败之后，已经在许多次工农群众武装反抗，以求保持革命胜利，要使革命转入更高的阶段，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而建立工农群众的革命独裁，而屡屡失败之后。广州暴动之前的这些斗争：广东四月间工农的武装反抗李济深叛变，湖南五月间的长沙扑城，湖南、湖北九月间的农民秋收暴动，八月一日南昌暴动与叶、贺南征……等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保持革命而要使他进于更高阶段的斗争，他是有完全的权利来实行这种斗争的。这些斗争的最高的表演，树立新的阶段之旗帜的，便是广州的苏维埃暴动。广州暴动的失败，不能不使新的高潮，屡次要想抬头起来的新的高潮，受着最终的打击，而广州暴动的本身便成为过去革命高潮之退兵时的一战，同时，也使他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之旗帜。

　　广州——是革命工人运动的广州，是反帝国主义运动最高发展的广州，是两年久经战斗的省港罢工工人的广州。广州——是孙文改组国民党及国民党最初组织国民政府的广州，是国民党还是革命组织时最初建立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政府的广州。同时，广州——亦是最初发展农民运动的中心，最早听见农民的土地革命呼声的广州。广州是工人、农民与革命的兵士军队结合联盟的最早的表演地。不但如此，广州是中国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相互矛盾表演得最剧烈的地方，他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北方官僚买办阶级互相矛盾互相斗争得最长久的地方，他又是英、日、美帝国主义互相冲突的焦点之一（省港罢工时的实例）；同时，他也是英国帝国主义剥削南部中国的总口岸，他是在香港与沙面帝国主义舰队的直接监视之下。广州暴动虽然在蒋桂汪[20]各派国民党政客军阀互争的时候，但是他们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到绝对崩溃的程度。武汉上海无产阶级经过严重打击之后，还没有能恢复自己的气力。因此种种，广州无产阶级当时斗争的环境是非常之艰巨。广州工人与农民兵士的力量，这一次是没有能战胜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广州暴动到如今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广州暴动的失败，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时期，更加艰苦的争取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在这时期之中收集积聚自己的力量，领导农民群众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领导他们的游击战争。伟大的强有力的国内的革命联盟者——对于中国无产阶级，便是中国几万万的农民。中国资产阶级是决没有能力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广州暴动正是表示只有无产阶级能解放中国农民于封建关系之下，也只有如此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广州公社的英勇的战士，在这解放斗争之中牺牲了，我们的张太雷、周文雍等以及五千七百戴红领带而被杀的广州工人，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战死，在英勇的斗争之中牺牲了。中国工农的责任，不但是纪念他们，并且是继续他们所开始的事业，继续他们的斗争！

　　“伟大的人物，革命的战士，不但用自己的生命和斗争去从事于伟大的事业，而且往往用自己的死和血去填平达到胜利之艰难荆棘的道路。”中国工人的胜利之道路铺满了最好的战士与领袖的尸首，流满了他们的鲜血！国民党帝国主义等等反革命的刽子手，如胡汉民、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21]、李济深、汪精卫、张发奎[22]之流，将革命的广州变成屠宰革命工农的场所。他们必然要重重的偿还这些战士的血呵！

　　至于广州暴动的国际的意义，我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殖民地问题结论[23]之中（见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莫斯科真话报[24]）就说的：

　　如果以为没有殖民地小民族的暴动，没有欧洲小民族的暴动，没有一部分具有种种成见习气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不觉悟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堂民族君主等等的压迫之运动，就可以有社会革命，如果这样想法，那就是放弃社会革命……只有如此之迂腐可笑的人，才会去骂爱尔兰暴动是盲动。谁要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他永世也等不着的。这种人只是口头上是革命家，不了解真正的革命的。（列宁）

　　马克思就说过的：如果德国会有第二次农民战争，那么，革命进行起来便很好了；马克思就说到所谓德国农民战争的“第二版”的。现在马克思的希望是在实现起来，而且是在世界的规模之中实现起来。我们现在有中国的农民战争，我们一定将要有印度的，罗马尼亚的，阿拉伯的以及一般东方国家之内的农民战争。马克思对于农民战争的态度是如此的。我想，马克思对于农民战争的这种态度，也就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应当如何去观察中国革命与广州暴动，国际的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去对待中国革命和广州暴动。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已经在他的告中国工农书里，说出这种态度，让我引他的话来结束我的结论罢：

　　广州暴动已经深入劳动群众的意识之中，这是中国工人之伟大的英勇的模范。将来广泛的工农群众暴动，组织在列宁主义的彻底坚决的策略之下的，得着国际无产阶级之赞助的——必定要成为中国之胜利的十月革命。

　　统一独立的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受压迫民族的暴动胜利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原载1928年10月《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2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张太雷，见本卷第65页注60。

　　[2]周文雍，见本卷第117页注24。

　　[3]省港大罢工，见本卷第61页注24。

　　[4]1927年1月3日，武汉工人、学生和市民在英租界附近集会，庆祝北伐战争胜利，遭到英国水兵袭击，当场死伤数十人。1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汉数十万人举行大示威，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示威工人当即驱逐英国巡捕，收回了英租界。2月19日英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5]指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6]指1927年6、7月汪精卫在武汉搞反革命政变。

　　[7]指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南下潮汕，遭到失败。

　　[8]李济深，见本卷第11页注⑩。

　　[9]唐生智，见本卷第63页注43。

　　[10]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全国大部分地区也改组或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各级国民党党部。

　　[11]指蒋介石一手制造的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12]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见本卷第63页注40。

　　[13]马夜事变，即马日事变，见本卷第63页注45。

　　[14]西欧的社会民主党，见本卷第15页注11。

　　[15]胡汉民，见本卷第62页注32。

　　[16]杜洛茨基，即托洛茨基，见本卷第60页注18。

　　[17]1927年“七一五”后，宁汉合流，唐生智不满南京政府的权力分配，与南京方面实力派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激化。10月，便发生桂系与唐军的直接冲突。不久唐兵败下野，出国赴日。

　　[18]中央特别委员会，见本卷第136页注23。

　　[19]李福林，见本卷第66页注62。

　　[20]蒋桂汪，即蒋介石、桂系军阀、汪精卫。

　　[21]冯玉祥、白崇禧，见本卷第15页注⑤、⑦。

　　[22]张发奎，见本卷第64页注55。

　　[23]即本卷第83页《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的结束语》一文。

　　[24]《真话报》，即《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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