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巴古的中国工友信|瞿秋白

致巴古的中国工友信

　　致巴古的中国工友信(1)（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巴古的中国工友：

　　前日到巴古[1]，因为苏联共产党党部及许多当地工人区域屡次开会，因为代表团要参观许多地方，所以我的工夫非常之少，没有能够到中国工友的大会，实在非常之抱歉。但是我有幸得和王金先及安万山两工友谈话，知道巴古的中国工友之生活状况的大概。我想你们在苏联境内做工，自然很少知道国内中国工友的痛苦状况，以及革命的经过情形。即使知道，也是很少。固然你们之中有许多是出国了十二三年，离开故乡日久，中间受过许多痛苦艰难。然而，你们和中国国内的工友比较起来，至少现在是要好得多。中国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经过了极大的革命运动，情形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你们在此地，也亲眼看见俄国的革命，受着许多艰苦，经过许多斗争，可以利用这些经验，将来去帮助中国革命。工人阶级是世界的，不分国界的，工人阶级同贫苦的农民，总合起来实在是全人类之中的极大多数。资本家、地主、官僚、军阀，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统统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可是世界的工农却有几千万万人。大多数的工农在共产国际（世界共产党）的指导之下，去反对极少数的资本家、地主、帝国主义者，是一定胜利的。但现在革命成功的地方，还只有苏联，其他各国，革命还没有胜利。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没有能亲自和诸位谈论，向诸位报告，现在写这封信给你们，借此谈谈罢。

　　第一，革命要成功，必定要工人阶级有觉悟，必定要群众有组织。诸位工友，你们在苏联每天只要做八小时的工，有学校可以进去学习，赶紧趁此努力，学俄国工人阶级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样，你们增高自己的觉悟，得到阶级的觉悟。诸位工友，你们在苏联有集会的自由，你们必须要学习俄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你们可以加入工会，去保障自己的利益，增高自己的组织能力，工会就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便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他是一天也不忘记怎样去使群众有觉悟有组织。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成功，就是因为俄国有极好的共产党，就是因为在俄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工人阶级有很高的觉悟，有很好的组织。别国革命还不能马上成功，也就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群众之觉悟和组织，都还不够。中国也是如此。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要努力去提高群众的觉悟及组织。

　　第二，中国革命之中的情形，大概如下：民国三年（1914年），欧洲大战的时候——你们出国的时候，中国的军阀，袁世凯[2]、曹锟[3]、吴佩孚[4]、张作霖[5]等等，便也在中国打起仗来。中国军阀的战争，他们的打仗，一刻没有停止，到现在已经有十六七年了。起先南方的小军阀，陆荣廷[6]、杨希闵、刘震寰[7]、李济深[8]等，也在反对北京政府。于是孙中山便利用这些小军阀的军队来革命。孙中山那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因此也是革命的。但是孙中山的革命只是利用军阀的革命。后来，香港的中国海员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一年），京汉铁路的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二年），同时唐山矿工工人罢工，再则在此以前已经有上海工人（香烟厂、丝厂等）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民国九年、十年）的罢工。这样，中国革命之中便发生了新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此外，民国九年以来，中国的学生运动大发展，也有革命的意义。在这时候，一九二〇年秋天（民国九年）中国共产党也成立了[9]。中国共产党便决定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共产国际也如此主张。国民党之中便有许多工人、农民及共产党加入。中国革命之中因为有了这种群众的工人阶级的新力量，就从利用军阀的革命变成发动群众的革命。国民党也变成工农群众和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的革命联盟（中间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还有代表小地主的南方军阀）。国民党那时是革命的，因为国民党之中工农及共产党员的势力一天天的大起来。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上海因为英国、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工人和学生，引起极大的总同盟罢工，香港、广州的工人也宣布总同盟罢工，全国都有极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所谓五卅运动），群众的革命力量大大的发展。从此之后，工会的组织达到二百八十万会员，农民也组织起团体来，在广东、湖南、湖北等三四省地方，有到一千万的农民协会会员。那时，孙中山已经死了[10]。国民党里的军阀分做两派，一派是旧的，代表地主、土豪、绅士，一派是新的，代表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旧派和新派互相斗争。旧派是李济深等，新派便是蒋介石。新旧两派起先利用工农的帮助北伐，打掉了湖北的吴佩孚、江苏的孙传芳[11]。后来，蒋介石看见上海的工人阶级有力量，起来组织了工人纠察队，起来大暴动[12]，他又看见北伐军最先打到的湖北、湖南，工农都起来了，农民自己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并分配土地了，他又看见军队里的兵士受革命的宣传，有些觉悟起来了；蒋介石看见革命发达得这样厉害，他和资本家、地主都害怕起来。于是蒋介石便不再反对帝国主义了，不再革命了。他和李济深便在上海、广东反动起来（一九二七年四月）[13]，杀了不少工农，禁止一切革命的团体，禁止革命的工会和农民协会。武汉政府起先也还反对蒋介石。武汉国民党反对南京蒋介石冒充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因为武汉政府之下的军队还是在军阀（唐生智、张发奎[14]等）的指挥之下。他们虽然反对蒋介石，可是渐渐的也怕工农的势力了，加之帝国主义者威吓他们。因此，不久（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的国民党领袖也反动起来[15]，屠杀工农，投降南京的反革命派，投降帝国主义。于是国民党便把一切共产党员和工农分子开除出去，杀他们，捉他们。从此之后，国民党之中只剩得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国民党变成了完全反革命的政党。国民党之中的各派军阀和北方的军阀，仍旧继续打仗。蒋介石、冯玉祥[16]、阎锡山[17]打掉了孙传芳、张宗昌[18]（山东）和张作霖（北京）。这是今年六月间的事。可是，国民党内部更不能统一。因此，中国也不能真正统一。现在中国分成好几国：张学良[19]（张作霖的儿子）占着满洲东三省，听日本人的调度；阎锡山占着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冯玉祥占着陕西、甘肃、河南、山东，他们两人都想勾结日本；广西派军阀的白崇禧等占着湖北、湖南，广西派的李济深等占着广东、广西，他们都勾结英国（胡汉民是他的首领），在中国虽然表面上有一个南京的中央国民政府，其实这一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实际上不过只管到江苏、浙江、福建等几省。南京政府的蒋介石现在正想勾结美国。这种情形，可见：（一）中国并没有统一；（二）国民党内的军阀瓜分中国，互相打仗；（三）国民党的各派都做了帝国主义（英、美、日）的走狗。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更厉害了：今年五月初日本出兵济南，杀了中国几千人[20]。中国的平民、农民和工人苦得不得了。工人以前因为有真正的工会，罢工往往得着胜利，加了工钱，减了工作时间（湖北的童工实行过八小时的工作制），订了些有利于工人的条件。现在这些条件都被国民党政府帮着资本家取消了，工会不得自由，工人连谈话、大便小便都不得自由。中国的农民，每年收获之后，要交出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租税给政府和地主。中国的兵士，国民党军队里的兵士现在更是苦得不了，有些兵士有四五个月没有得到兵饷了，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中国要统一，要解放，要工农群众得到自由，便必须要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大暴动，，推翻国民党和张学良，推翻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的中国中国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然后中国才能取消不平等条约，才能和苏联联盟，发展实业，提倡农业，和苏联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中国现在的革命势力怎样呢：一九二七年七月间武汉国民党也反革命之后，共产党员叶挺、贺龙[21]在八月一日起兵南昌。那时有两万兵。他们打到广东的汕头，失败了（现在叶挺已经不在中国，贺龙还在湖北指挥农民暴动）。可是，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各处都有农民暴动，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22]，成立三天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有极大的意义。广州暴动之中，我们很好的同志，像张太雷[23]、周文雍、陈铁军[24]（女）等，都死了。他们也和巴古的二十六位共产党员，巴古第一次苏维埃政府的平民委员（被帝国主义者及孟塞维克杀死的）二十六死难烈士[25]一样，值得我们纪念的。广州暴动失败之后，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广州死了六千工友）。现在已经不能立刻组织暴动，而要有新的政治路线——争取群众，尤其是大城市里要发动工人群众，实行艰苦的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使工人阶级领导起农民的游击战争（反对军阀的战争），领导一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时的武装暴动，自然，更要比以前十倍百倍的去注意领导兵士起来革命。国民党军阀不能统一中国，工农兵的暴动始终是要胜利的。

　　现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工人阶级虽然受压迫得极厉害，但是他们都一天天的更加相信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秘密的工会有好几万的会员，罢工运动最近又在发展起来。农民暴动还在发展：广东的海陆丰，海南岛仁化，湖南的南部，醴陵、平江，江西的西部，湖北的西南部，都有农民的苏维埃。单是湖南南部，据英国办的通讯社说，便有十五万的红军，中国革命正在艰难困苦之中发展呢。

　　中国革命要胜利，必要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领导得起农民的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发动这几万万贫苦不堪的农民群众，领导起贫苦的兵士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打倒军阀和地主，打倒资本家——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是中国地主、资本家的党。他帮助帝国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大暴动成功之后，中国统一的苏维埃政府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没收外国资本家的银行工厂等等，才能解放中国，实行八小时工作，保护劳动，救济失业。如此，中国实行工农独裁，便能开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直到实行无产阶级独裁，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完成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同着全人类进到共产主义。

　　我抱歉得很，病得很厉害，不能详细写。祝你们努力，愿你们多多注意政治，学习成功。

　　谨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瞿维它[26]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巴古二十六烈士死难纪念日

　　蒂佛里斯[27]

　　注释

　　[1]巴古，今译巴库。见本卷第107页注①。

　　[2]袁世凯，见本卷第21页注⑨。

　　[3]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直系军阀首领。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与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把持北京政权。1923年以5000元一票收买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次年10月“北京政变”被冯玉祥撵下台。

　　[4]吴佩孚，见本卷第59页注11。

　　[5]张作霖，见本卷第15页注④。

　　[6]陆荣廷（1859—1928），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旧桂系军阀首领。1917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元帅。次年与唐继尧、岑春煊等主张改大元帅府为七总裁制，逼孙中山离粤。1920年11月因反对孙中山返粤任非常大总统，被粤军打败，本人逃亡上海。1922年又潜回龙州，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广西军务督理。1927年所部为李宗仁的新桂系消灭。

　　[7]杨希闵、刘震寰，见本卷第59页注⑥。

　　[8]李济深，见本卷第11页注⑩。

　　[9]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规定1921年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10]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11]孙传芳，见本卷第64页注53。

　　[12]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3]指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济深在广州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14]唐生智、张发奎，见本卷第63、64页注43、55。

　　[15]指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6]冯玉祥，见本卷第15页注⑤。

　　[17]阎锡山，见本卷第81页注31。

　　[18]张宗昌，见本卷第80页注21。

　　[19]张学良，见本卷第81页注32。

　　[20]即“五三”惨案。

　　[21]叶挺、贺龙，见本卷第64页注50。

　　[22]广州暴动，见本卷第21页注⑩。

　　[23]张太雷，见本卷第65页注60。

　　[24]周文雍（1905—1928），广东开平县人。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青年委员、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和工委书记；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是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周文雍和广州市委女干部陈铁军以假夫妻名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于1928年1月一起被捕，2月6日，在刑场上当众宣布相互的真挚爱情，从容就义，被称为“刑场上的婚礼”，成为传世佳话。

　　[25]1918年8月，土耳其军队进攻巴库，巴库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英帝国主义求援，苏维埃主席邵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1918）等26名布尔什维克被迫向临近据点撤退途中，于9月20夜被英国武装干涉者杀害，是为巴库二十六死难烈士。

　　[26]瞿维它，瞿秋白的化名。

　　[27]蒂佛里斯，即第比利斯，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首府和经济文化中心。

　　(1)本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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