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结束时的讲话|瞿秋白

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结束时的讲话

　　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结束时的讲话(1)（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因为今天早上与格勒尔同志互相商酌的结果，认为草案[1]中有几点要修改的，以及对于工厂委员会问题尚没有弄清楚。或者因为是他用外国语解释的缘故，所以叫我用中国话再来说一遍，我要说的共有七个问题：

　　①政治路线问题，在这草案之中，没有这样一条能够与整个的政治路线联结起来，我们同意加上一段解释下面三点：

　　（a）指出以前的过去的最错误的倾向，就是在武汉时期的职工运动的方针简直不是阶级斗争的路线，总的方向完全是错的，职工运动的总方向是脱离了阶级争斗，有些甚至走到了阶级妥协的路上。

　　（b）新的高潮是没有，但是快要来到，职工运动是在新的任务之前，新的方向之下，在这个时候是要加剧深入阶级争斗。有阶级争斗的巨大的开展，无论是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里，对于新的高潮有比以前更加大的作用。要特别注意不可以再走入妥协的道路上去，要使阶级争斗在城市之中激烈起来，发动群众，使他们在新的高潮之下发展，担任起他们最大的作用。要有广大的阶级争斗，才能领导起中国的革命。

　　（c）说以前在职工运动没有竞争者，这是太死板了。应该这样说明：以前在工人之中是有各种小的团体的，如交通系，汉口的工业会，广东的总工会派，上海的旅沪□□劳动同乡会。同乡会、帮口、行会等等，很多同志在发言中已经说出来了。不过这种组织在过去一起来的时候，很快的时间即为工会运动所战胜，职工会运动遂成为共产党一手独办的形势。

　　这三点，是要在决议草案中第一段中要加进去说明的。

　　②我们所提出的委派制问题。这个问题所要注意的不是在于委派制度本身的不好，不是从上面派一个人到下级是绝对不可能，譬如现在秘密环境之下，有些地方，无论如何接不上头来，非先派人去活动是不实的。就是欧洲，如德国等有些国家，也用委派的办法。委派制的不好，不是它的本身根本用不得，而是在运用时的不得当，尤其到了最近更明显的暴露出来，这种方法竟成为党对群众的直接行动了。这里所见并非本身的不好，而是对群众的态度不正确（命令主义）。即使用选举的办法，如运用得态度不当，也未必一定会是好的。从前的错误就是在运用态度的不正确，对群众工作的态度不当，或许不止于是委派。如周秀珠[2]同志所说，以前我们党往往是跑到工人群体里去看一看，谁是他们原有的领袖，于是就想法子将这个领袖变成同志，或是与他弄得很好的私人感情。以前就用这种方式去取得群众的，这当然是错误的。这一点也要说明，要说明怎样怎样，便发生如何如何的弊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所有以前一切职工运动都是委派的，这是太笼统了，这种错误是一天两天渐渐增加积累起来的。在五卅前后，这种办法渐渐成为主要方式。在武汉失败之后，党与群众脱离关系，便以此为唯一的方法了。这是要在括弧之内注明的。第三点，决议草案上要加上一点，这一点是大家所已说出懂得了的，就是委派制是有它的客观来源的，决议草案上没有明显的指出来，在讨论之中也没有说到。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是在总的政治的倾向里，在革命的高潮中间起来的。如五卅时候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中国厂的工人也起来罢工反对帝国主义并反对资本家。并且不仅工人运动是在这样高潮之中生长，在一个统计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那里说在五卅时北京有一个工厂主人下命令给他的工人，要他们罢工，工资仍照发给，以表示他的爱国。工人运动就受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影响而很快的发展。又如北伐军到武汉的时候那样，一天不知成立多少工会，不用委派的办法是无从料理，于是不得不先派人去，才能发生关系，委派问题在这里就暴露出来。然而在第一次委派之后，不再继之建立真正群众的基础的方法，这才是错误的根源（并不是一次都不可委派）。

　　③命令罢工问题——（a）命令罢工是非常之坏的，不是政党的行动。命令不罢工是更坏的，如以前上海、武汉的事情，又如北方为了冯玉祥下命令坚决的禁止罢工。这也要说清楚，一定要说清楚。可要说明纠正“命令”的不对，不仅是纠正“命令”罢工，或“命令”不罢工，并且要纠正“命令不准”，如上海二次暴动时之“十大不准”之命令……。（b）要说明这种错误的客观原因，要说明是有这种原因的。我们记得，在很早以前，五卅之前的上海罢工，就有这种事情，在每次罢工的时候，少数的工人罢下来了，怕别的人去上工，于是派些工人或学生去门口路头去拦工。这种情形，不仅是在职工运动开始的时候有，并且在没有职工运动以前就有了的，如上海码头工人的打码头等等。这种行动在群众中是确实有根源的。我们不认识这种行动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不但不去纠正这种错误，叫他们去说服群众，并且跟在他们的后面，自己还以为这是群众热烈的情绪的表现呢。这种方法开始用得很少，慢慢增多，拦工不够继之以骂，还不够就打起来，到最近更进一步，手里有了手枪就杀起来了。党不纠正这种行动，实是错误。（c）周秀珠同志说话时已经说到，如果一件事情或如罢工，已经为多数人所赞成，所要求，而一小部分不肯，那时候是可以用群众的“命令”，用群众的“强迫”办法。列宁论独裁的时候，且不谈民权独裁或无产阶级独裁，真正革命是必须首先赞成“革命的独裁”，群众的“命令”，群众的“强迫”，就是革命独裁的意义。例如“五四”时，一部分（北京的）学生将章宗祥[3]打了，曹汝霖[4]房子火烧了，全国的人没有一个说他们不好。抵制日货中有一部分人将没收的货物烧掉，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反对命令，而是反对以这种方法做成工作的路线，以这种方法表示自己仅是“革命的绅士党”。这种观念存在的结果，将要使党脱离工会，工会脱离群众。至于多数人所要的，是应当去领导的。

　　④决议草案第十条，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我们以为是要修改的。武汉失败的原因，不能说完全是为了失掉小资产阶级，如不失去小资产阶级就一定胜利。这是太空了。要说明：（a）小资产阶级运动确实有些是非无产阶级的非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他只为了多得一些钱，说：店主你是舒服了，我也要与你一样，于是才提出增加十几倍的工资的，分红要分一百元，固然有些增加了十倍都不能维持生活。不过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去，这个确实是武汉失败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说明工人的要求是必要的，并且是有作用的，但是如果说成当时让了步就不至失败，是不可以的。（b）在经济争斗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说明：“中外大小，一律待遇”。就是说，中外大小的一切资本家，工人对于他们同样都是要求加资的，是要……是要……。（c）如说一定不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这是不对的。如果在政治上，对于反军阀、反帝国主义问题上是可以的。比如反日运动，工会是主张的，而商民协会也是赞成的，我们是可以同他们在一起的，很可以暂时的同路走一下，同时在他的工厂内、店铺内仍旧要求增加工资，如同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时一样。工人与资产阶级都是要求关税自主的，但决不能因此而不反对资产阶级。如在五卅时期，工人一方面反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资产阶级。那时候你越反对他，他越感觉到要求关税自主，因为他独自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但是没有关税自主，又不能得到多的利息，只能向工人剥削，现在工人又反对他，就不得不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再不然就是投降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者哀求，可是向帝国主义者要求是很困难的，现在他们已经卖掉了整个的中国的革命还是换不到。对于小资产阶级也是同样的，阶级斗争愈激烈则愈可以促进他们反苛捐杂税反军阀，因为他们在店员、工人身上抽不出东西，就只能希望消灭苛捐杂税了。如果他们不是如此，那也没有为顾全他们而我们让步，只能由他们自找出路。（c）同时要注意，我们不可以跟了小资产阶级性的工人——多发财的心理，所提出的要求必使店铺倒闭的。我们应该经过党团，决定一定的策略，说服群众，提出如何样的要求，不提出过于高的要求，提得过高是容易失败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工人是会如此提出要求的，所以第四点要说明对小资产阶级是没有让步的，而要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性的工人。

　　⑤关于黄色工会问题。草案上应该说得更清楚一些，一种是政府官办的，一种是黄色工会，我们对于黄色工会与纯粹反动的是不同意的。（a）反动的工会完全只是一个机关，由国民党委派几个人来做的，说不上什么加入。如果加入的话，做什么事情呢？去当委员吗？当科长吗？还是当秘书呢？对这种政府的工会只有打倒它，暴露他。（b）对于黄色工会就要用另一方式，如上海的邮务工会，他们是有一部分工人的。这种工会我们是要看做另一目标，如果他们有的群众是比较高级的工人邮务生等，则我们也要取得他们，更要取得下层的群众邮务工人。我们是要加入他们之中去，团结群众，领导他们，站在前面，指出黄色领袖的妥协与卖阶级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反对与否认。同志们或者说，他们的群众很少。问题不在群众的多与少，而是在他们有没有群众，而是在于他们有公开的可能，我们在外面反对，拿出上总[5]或别的名义是不可能，不得不加入进去。上海有一个同志在这里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黄色工会，八千人之中可以收到三千人的会费，这一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这不能算少了。（c）除开黄色工会之外，还有帮口结合，兄弟团、姊妹团秘密结社等等。决议草案上已指出，我们不可以否认他们，简单的说要入赤色工会，到革命工会来。我们要加入他们的组织中去，经过党团的作用引导他们到我们这方面来；不能说，他们落后，不要他们了，而是要去领导他们使他们觉悟，加入到我们这一方面来。这种组织在中国非常多，非常复杂，有很多名词，但是在职工运动之中，我们是要去实际了解，不是在形式上表面上来看的。

　　⑥工厂委员会问题。格勒尔与奥尔加同志对于这一点另外起草了一条，在这里面说明了三点。不是工会系统中的某级机关的一种组织，至于它的名称可说是工厂委员会、交涉委员会，或者别种名词，是一种斗争的方式。比如一个工厂之中，只有很少的同志，以工会的名义是不能进行工作，厂主会加你以共产党头衔而拒绝你，拘捕你，而落后的工人将因工会在秘密状态之中而畏缩。如用黄色工会的名义，那就是代他们作事了，如果是胜利，工人以为是他们的功劳，如果是失败，他们又可以造谣说共产党捣乱。因此必定要用一个另外的方式，这就是工厂委员会。这一个委员会可以用反抗一件很小的事情来领导工人起来斗争，比如反对早上工半小时等等。这种事情全厂工人没有一个不反对的，不论是哪一派的工人都反对的，不论是红色工会的，黄色工会的，兄弟团的，青红帮的，信教的，以至于复辟派的……，可以利用这种机会，用全厂工人的名义选举代表与资本家办交涉。所以，表面上完全是为经济的意义，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经济的要求与政治的连在一处，自然它也要领导政治的斗争，比如说，蒋介石要在工厂工人那里每人每月捐一角钱的北伐捐时。至于说它是经济的，是与共产党的政党支部的区分，而不是说不可以做政治斗争。工会支部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赤色工会。从前的工会是全体工人的，罢工胜利，工人都加入工会，罢工失败，工人就多又退出，这样的组织是没有群众基础的，一般群众不以这种工会当做自己的组织。和森[6]同志所说的是对的，就是加入工会的必定要是明白一点的工人，因此加入赤色工会的比较少了。一个工人他明白必须推翻现政府，要有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等等口号也是比较少的。要他们明了要反对黄色工会的妥协，改良，让步，可以多一些。红色工会的组织是要靠同志发展的，可以由几十个人慢慢的发展，算做上海总工会或是别个的工会支部，它要在全厂之内起“党团作用”（“会团作用”），这样可以去影响工厂委员会。（“这样的双重秘密，工人是要弄不清楚的”——若飞[7]插话）这固然是一个问题，一般工人同志不能明白，是在一种非常困难的状态之中，但是除了这个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们必须要使他们明白，使同志在工会之中起作用，使党的主张，工会会员都能赞成，又使这会员在工人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了解不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到委员会[8]中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明天再详细讨论，想出新的方法更好，不然也要使它写得大家愈易看清楚愈好。

　　⑦产业工人中的问题。那一部分工人是我们所注意的？我们总的精神是要集中于产业工人的身上，如铁路工人、海员、五金工人、大工厂工人等等。手工业人数多而产业工人组织少，这是危险的，但也决不是丢弃了手工业工人，这是要注意的。讨论时曾说到，决议上要说得更明白一些，如邮电、市政、兵工厂、机器厂等都要说清楚。对于工人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草案上是说得太少了一点，并且太弱，要更明确一些写。在委员会中可以提出具体的条文来。女工童工问题，周秀珠同志在这里说了很多，但没有具体办法，在这个决议中不能详细说到，就要在青年与妇女决议中有清楚、明白、详细、具体的规定。

　　注释

　　[1]草案，指由瞿秋白和格勒尔、奥尔加等参与起草，提交给中共六大讨论的《中国职工运动议决案》草案。

　　[2]周秀珠，女，出席中共六大的广东代表，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秘书。

　　[3]章宗祥，浙江吴兴人。曾任袁世凯政府法制局长、司法总长。1916 年6月任段祺瑞政府驻日公使，多次经手对日借款和签订丧权辱国协定的谈判。五四运动时被爱国学生列为三大卖国贼之一。1919年6月10日，被北京政府免职。

　　[4]曹汝霖，上海人。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与陆征祥一起同日本进行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并多次私访日本公使，密谈达成协议条件，5月25日签订这一卖国条约。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5月兼外交总长。袁世凯死后，在皖系历届内阁中担任交通、财政总长。多次经手对日借款，出卖国家主权。五四运动中，被列为卖国贼之首，住宅被示威学生烧毁。

　　[5]上总，即上海总工会。

　　[6]和森，即蔡和森。

　　[7]若飞，即王若飞。

　　[8]委员会，指中共六大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瞿秋白为委员之一。

　　(1)本文选自六大会议记录。标题是编者所加，并校正了个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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