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时的发言|瞿秋白

在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时的发言

　　在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时的发言(1)（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

　　我只简单的说一说，详细的意见在委员会[1]中去发表。

　　1．豪绅的问题　如果不解释这几个字也无不可，不过决议草案上已写出：“凡是强占庙产等，就是土豪劣绅。”这样说会使人不明白的，仿佛除此以外的人便不是绅士或土豪了，所以要说明中国的绅士是什么东西。中国在以前不一定有钱的人就是绅士（如盐商）。从前有一个笑话，就是郑板桥[2]喜吃狗肉，异常讨厌盐商。盐商某愿出万金求他写一副对子，他无论如何不肯。后来他到扬州，便有一个极雅致的“书生”请他吃饭，并且已有他最喜欢吃的狗肉。这一家有许多纸笔，该主人就请他写了一副对子。板桥问那个人的名字，恰与某盐商的名字一样。板桥才知道自己上当了。这个例子就证明绅士与富人在从前是不同的。绅士一定是要做官的，甚至是科举的人。

　　资本主义侵入了中国后，商人渐成绅士了。商会会长及会董等都是绅士了。以前的绅士阶级就是士大夫阶级，故带有贵族性，他们在外面赚钱更大，回乡来就要买田地或重利盘剥，变成了商业资本地主阶级——剥削阶级。现在与以前不同了，土财主、富商也成绅士，他们很普遍的不但用经济势力，并且还用政治势力来压迫农民（其中的土财主、富商就是所谓土豪）。所以这个观念不清，对新策略是很有影响的。

　　2．农民分化问题　立三[3]所引毛泽东对于富农的定义：“有余钱剩米者为富农……”，当然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不拿有生产工具为标准，只由消费方面看而不由生产方面看。

　　A．富农　剥削雇工，这特点是资本化的。乡村小资本家（与城市工厂主无大分别），因为他主要的是剥削雇工。中国富农不完全是资本化的，中国农村技术很低，不能多赚钱，自己做不完的就得出租，是半地主性了（以地租为生）。

　　B．雇农　与富农是相反的，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做出来的生产品都归地主或富农。他的生活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力，他是农村无产阶级。

　　C．中国乡村是半封建的，所以有过渡的阶级，就是最小农。他一方面种自己的田，不够生活而兼做雇工（短工）或作手工业以维持。他一面自己生产，一面出卖劳动力。他可算是农村半无产阶级。

　　D．小农　用不着做雇工，完全靠自己种田。即使自己生活不够而做雇工，也是偶然的事情。

　　E．至于中农就是富农与小农之间的过渡，他完全靠自己，甚至雇人做工（偶然的）。

　　这是农民内部的分别，在草案上应该增加上去的。

　　3．策略　农村中最有力的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中国雇农很少，富农也很少。有时做农民有时做工人（运输、码头），半无产阶级数目最大，与无产阶级很模糊。他们是最好的先锋，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草案规定是对的，我们应该领导中、小农推倒地主。在这过程中，要使富农中立，因为在海陆丰与万安的事实，证明富农与其他农民无大利害的冲突。现在是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领导中、小农去打地主的斗争而使富农中立。

　　任旭[4]同志所说联合富农与从前联合资产阶级一样的不可能，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

　　在五卅时，我们与虞洽卿之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可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反对他的三北公司[5]。那时他只知道反帝国主义，等到帝国主义对他拍拍让步，就反对我们了。地主如果已打得落花流水，富农一定也会反对我们，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现时使富农中立是对的。一方面是和他反地主，一方面是向他进攻。

　　土匪与红枪会，在草案（农民运动）上说得太简单了，我赞成详细一些。

　　4．大烧大杀问题　任旭讲的，我是同意的，可是我要说明我们并不反对杀得太多，杀人并不一定是盲动，盲动并不一定就大杀大烧（如七十二烈士[6]）。但是大杀大烧不是我们革命的目标。如三K党那样以什么人都杀掉做目标，这是流氓无产阶级报仇的心理，是空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对于土豪、劣绅（正绅也是一样）、地主，完全消灭是我们的目标，凡是农民要杀的就杀，而不是暗杀（固然有时得要）。“八七”以前连戴高帽子也禁止了，当然是不对的。我们的第六次大会并不是不准大烧大杀，是反对以大烧大杀为目标，这是应该告诉民众的。固然烧杀是代表农民的愤怒，不能强加禁止，然而要注意往往执行者不是农民，只是我们机械的应用（如规定杀多少人足数）。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有组织的烧杀。

　　5．土地斗争　决议草案已有清楚的观念。第一是指没有土地的农民（佃、雇与失业农民），第二是未完全没收的（自耕农）与独占土地的人之间的斗争（因为不见得都是地主），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不会怀疑了。北方土地是封建的，以政府名义按亩抽捐，因此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差不多是军阀的。很明显的，北方的抗捐与抗税就是土地之争。不管中国的革命怎样的不平衡，农村的土地斗争总是为争土地——不管现在是抗捐抗税。这在议决草案上已指明。

　　6．农民与社会主义问题　有同志以为平分土地或公耕就是社会主义，我是不同意的。这完全没有看清目前革命的阶段——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厂未入我们的手，无论土地怎样分配，是不能转入社会主义的。因为公耕如果没有社会经济的调剂，是不成功的，一定要拿农产品换进工业品的金钱贸易，为全国经济基础，所以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公耕是用机器生产还可以说，何况中国的技术很落后呢？公耕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因此土地国有与土地的分配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要认明白。

　　土地国有，只是转变入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公耕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然而我们不妨赞助。在俄国一九二二年托尔斯泰派主张公耕，苏维埃也帮助他们（因为是集体的经济）。

　　平均土地，我们过去在武汉的错误就在于：一方面是完全没收，别一派又有主张完全平均。平均这办法是不可能的，就是革命成功了也不会有办法。所以我们的党纲决不能是平均地权。我们不要把党当成皇帝，像洪秀全[7]或王安石[8]下令分成九等土地解决一样。详细的规定，大会是不可能的，要因各地情形决定，要看农民的要求来决定。

　　我们的空想应该去掉。

　　注释

　　[1]委员会，指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土地委员会。瞿秋白为该委员会成员之一。

　　[2]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书画家、文学家。为“扬州八怪”之一，有《板桥全集》传世。

　　[3]立三，即李立三。

　　[4]任旭，出席中共六大的湖北代表，六大前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并曾代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5]三北公司，指虞洽卿1913年在浙江余姚三北投资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

　　[6]七十二烈士，指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参加广东起义而牺牲的革命党人。因起义失败后曾收殓得遗体七十二具，合葬于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7]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

　　[8]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世称荆公，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神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后任宰相，积极变法，推行新政。

　　(1)本文选自六大会议记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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