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2)|瞿秋白

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2)

　　（二）民生主义的真面目

　　“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名剥削主义”，——我们是如此断定的。这亦许太“刻薄”了。孙中山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么？固然是的。但是，世界革命史上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之中，拥出左倾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来做领袖，差不多是一般的定律；所以即使孙中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所要实行的革命，却十二分道地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无论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的用意如何的好，但是，民生主义客观上始终只是发展资本主义于中国的方法论。

　　民生主义究竟说些什么？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础是“大贫小贫”的中国国情观，——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全部理论的基础。国民党要硬说中国没有阶级，不用阶级斗争，所以要这么一个大贫小贫的国情观，来做一切反动政策的根据，来残杀实行阶级斗争的工农贫民。其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说是要平均地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根台柱子。再则，民生主义之中，还有所谓节制资本。这算是民生主义的第二根台柱子。

　　附言：

　　——读者注意，实际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原本只有“平均地权”，并无“节制资本”之说。直到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直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剧烈的斗争，然后国民党方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加上节制资本。我还记得，当起草这一宣言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等接连在起草委员会之中向我声明十三次：“节制资本是国民党理论以前所没有的。”

　　大贫小贫的国情观，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三样法宝，便是民生主义的全部；除此以外，孙中山的演讲集之中，还讲什么“衣食住行”。其实，这些都是甜蜜的话头，是中国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幻术，他借孙中山的口来向民众说：你们忍受些痛苦剥削屠杀，将来（不知何年何代）给你解决吃饭问题（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解决穿衣问题（同上第四讲），解决住宅问题，解决走路问题。关于住宅和走路问题，孙中山没有讲到便死了。可是，讲到吃饭问题，孙中山的结论是：“人民对于国家能够大家尽义务……吃饭问题才算是真解决”；讲到穿衣问题的结论也是：“人民对于国家，又当然要尽国民之义务。”所以我们不必再到棺材里去将孙中山拉出来，问他究竟怎样解决住宅和走路问题，因为他的答案一定又是：“人民当尽义务”！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都只是民生主义的枝节。民生主义的根本，只是两件事：第一件是以民生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件事，我们在前一篇“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里已经说过；第二件就是根据大贫小贫的中国国情观，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学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论列的。

　　一、大贫小贫的国情观

　　孙中山说：“中国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遍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顶大的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他因此说：“中国止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办法，才是正当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来希望翻北风的方法。”

　　“思患预防”——便是民生主义的全部解释。他的思患预防是防些什么呢？他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发达么？当然不是的，因为，他说中国患贫，所以国民党总是主张“中国不要共产，而且无产可共，中国只是要造产”。既然要造产，当然是要发达资本主义。那么，他要防止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当然是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了。民生主义就是防止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主义，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呢！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孙中山所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一名共产主义”，完全是谎话。

　　其次，他既说“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小贫”，又说：“中国止是患贫，不是患不均。”这两句话已经是自相矛盾。中国既有大贫小贫的区别，何以又“不患不均”呢？孙中山真是伟人！伟人说话可以随便乱放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如果是别人说出来，就是三岁小孩子也可以知道是胡说八道。但是孙中山说了这种荒谬绝伦的话，一般“忠实信徒”和“纯洁青年”，却还捧着他的“三民主义”当圣经呢！哈哈！

　　既然中国有大贫小贫的区别，那么，那些具有几千万、几百万、几十万家财的中国人，就算是比起外国几万万家财的资本家来，算是“小贫”，然而他们是不是剥削中国的工农呢？如果中国工农贫民是“大贫”，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是“小贫”，那么，中国的这些大贫是否可以实行反对这些“小贫”而斗争呢？孙中山的答案，却是“不用阶级斗争”。他的办法（平均地权及节制资本的实施法），便是叫“大贫”等一等，等“小贫”大发其财之后，中国实业大发达之后，那时大家都有饭吃了！这种阶级妥协的理论，显然是帮助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的。况且，孙中山既然承认“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他何以对于中国大贫小贫不均的社会，又反对阶级斗争呢？这显然是矛盾不过的理论。这更显然是他站在豪绅资产阶级的观点上说话：——这就是中国的资本家、地主对中国的工农说：“我们虽然是资本家、地主，但是我们比欧美资本家穷得多，所以我们剥削你们是有理的，是应该的，你们不准实行阶级斗争！”

　　况且，中国的国情是否只有大贫小贫而没有阶级呢？中国的国情是否因为“实业尚未发达”而可以“用不着阶级战争无产专制”而用“思患预防”的方法进于所谓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呢？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的说明，我们还要专篇讨论。现在，只说一说大概。

　　中国的国情实际上是不断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国的旧社会之中，士大夫缙绅先生的豪绅阶级，显然是压迫中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匠的（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工人）。中国历史上每一朝代更换的时候，赤眉[9]、黄巾[10]、太平天国[11]的“匪乱”，客观上都是农民贫苦群众对抗绅商阶级的大斗争。那时的中国自然比起现在来，更是所谓只有大贫小贫，而没有欧美那样大的资本家。但是，阶级斗争是如此之剧烈。即此一端，已足证明孙中山的大贫小贫的国情观，说中国用不着阶级斗争，完全是鬼话。何况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经济相当的进于资本主义，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党国伟人养尊处优或者可以不看见上海、汉口、青岛、广州、天津，有几百万无产阶级天天在工厂里受剥削虐待。但是，五卅以来，这几百万工人，这几千万手工工人的罢工，不知道几千次；各地农民暴动普遍的发展起来。这些工农的阶级斗争，至少可以惊醒一下党国要人的清梦罢！你们现在要停止民众运动，要禁止罢工，要屠杀工农，——广州暴动失败后你们在四五天之内屠杀到五千七百多人！这是什么？这些“大贫”的人是应该被你们党国要人屠杀的，是应该受“小贫”的豪绅资本家剥削而不准实行阶级斗争的，——这样说法就算是民生主义，就算是“思患预防”，就算是“合时用的温和办法”，是不是呢！孙中山说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来希望翻北风的方法”。如今国民党这种屠杀是什么呢？难道不是证明“北风已经大翻而特翻，非多多穿起大毛皮衣不可”吗？

　　总之，中国的国情，很明显的是：阶级斗争一天天的剧烈起来。中国现在社会之中，极大多数的工农贫民，不但是“大贫”，而且是贫得不能生存；农民收入之极大部分被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剥夺了去，工人每天至少要做十小时的工，工资低落到不能生活，几千万的贫民失地失业，变成了兵匪游民，这是不是事实呢？——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中国社会之中少数豪绅地主资本家，却天天的在剥削这大多数的民众。你说他们自己也算穷的。但是像张謇[12]、盛宣怀[13]、曹锟[14]兄弟、周自齐[15]、潘复[16]、梁士诒[17]、聂云台[18]、穆藕初[19]、虞洽卿[20]……等等，谁不是有几百万以至几千万的家财的，其余的阿猫、阿狗、张三、李四，——我们没有知道姓名的大资本家，还不知道有多少？杨希闵[21]、刘震寰[22]、李济深、白崇禧、蒋介石等等，谁不是靠着“国民革命军”的军阀权位挣着了几千万、几百万家财的？孙中山先生，你讲民生主义的时候（民国十三年八月），不正是要预备解决商团陈廉伯[23]等，并已开始准备解决杨希闵、刘震寰的时候么！单就陈廉伯、杨希闵等说，他们那一个不是巨富！广州的“巨富”（并非什么小贫），那时正组织了商团，正有钱购买枪械私运入境。那时，至少广州地方人人知道，杨希闵一人有几千万现金，存在香港银行里。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上午在大本营商量解决商团买办的武装，下午在广州大学礼堂里讲什么“中国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你这是什么“政治道德”，这是不是当面说谎？利令智昏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因为阶级利益的关系，都可以如此乱说的。何况孙中山呢！

　　中国社会之中显然有大富的特殊阶级，而孙中山说没有。中国社会之中显然有阶级斗争，而孙中山说用不着。中国社会之中显然必须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般贫民群众，实行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和劳动问题，必须在这种阶级斗争之中，工农能战胜豪绅资产阶级，自己取得政权，才能救全中国经济崩败，才能真正为工农民众造产，解决他们的所谓衣食住行的问题。而孙中山却说只要用思患预防的方法，只要“人民对国家尽义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思想，根本是反动的。姑不论他所谓“思患预防”，根本不合事实——患已经有了，无所谓预防了；单就他们思患预防的方法来说一说，这所谓思患预防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退一步说，即使孙中山想防资本主义之患，那么，这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方法是不是真能“预防”呢？

　　二、平均地权

　　孙中山说平均地权，通常人都以为他主张“耕者有其田”。诚然不错，他说农民很可怜，每年收入百分之六十都被地主拿去了；他说：“他们要马上用政治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但是，他用什么政治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他的平均地权方法，便是先叫地主将自己所有的田地报价，照价抽税，而且一方面又“可以”照价收买；定价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高涨，这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他自己说，如此办法，现在的地主很可以安心，这是地主和政府两不吃亏的。这叫做孙中山的“共产，是共将来不共现在……。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的道理，便不至害怕。”

　　这种办法之中，还有可以注意的四点：（一）他的全部中山丛书之中，找不出一句话，说什么时候就要将田地给农民，他只说“可以照价收买”。究竟什么时候收买田地发给农民呢？他始终没有回答。（二）他全部的对于土地问题的分析，都只说城市的地皮如何涨价，可以抽许多税；但是他始终没有说乡村中的田地如何无代价的交给农民。（三）他说可以照价收买地产，但是还恐怕地主资本家误会他的意思，说他是帮助农民及工人，而使资本家地主吃亏，所以又特别声明一句道：“如果地面上的楼宇是一百万元，地价是一万元，那么，照价收买时，就要给一万元地价之外，另要补回楼宇价一百万元”。（四）他因为并不真想由国家收买田地，所以他始终没有说出，究竟从什么地方去找这么大一笔钱，来收买全国的土地。

　　平均地权办法是如此。“耕者有其田”照此办法，要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实现呢？我想，大概是在孙中山从棺材之中爬出的时候！如此的平均地权方法显然是：

　　一、平均地权只要地主和政府两不吃亏，农民如何，他并没有想到。

　　二、平均地权的这种政治法律方法，只是替政府设法筹款（抽税），并没有指明什么时候收归国有。

　　三、平均地权，即使设法收买地产，政府需要一笔极大的钱，去付给地主；这笔钱不知何处去拿。

　　四、平均地权的办法中，并无将田地交给农民的说明。

　　平均地权的方法如此分析起来，原来并没有什么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也并没有土地国有的明显办法。通常以为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主张耕者有其田，原来都是谎话。照这种办法实行起来，好呢，政府多收些地税，少收些苛捐杂税，照价收买都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即使能照价收买，地主可以得一大笔的金钱去做资本家。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呢？当然是的。实行得不好呢，国民党政府的唯一原则，是要使地主不吃亏，所以像广州市及最近上海市的地主稍稍反对地税，便立刻停办；如此是永世也不能实行的。

　　所以我们说：平均地权的方法，就他本身而论，竟完全是与农民无关的问题，而且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他根本在于不使地主吃亏。最好的情形之中——就算实行平均地权，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办法。

　　孙中山真心要解放农民么？——并没有。他真心要实行社会主义，去“预防”资本主义么？——也没有。

　　固然，他口头上说：“农民可怜呵，可怜呀”。但是即使他真想帮助农民，也和俄国皇帝的解放农民一样。他是幻想着一个神仙似的办法：又要农民不太苦，太苦了他们自己要动手革命侵犯“小贫”的地主阶级之利益；又要地主老爷不着恼，答应他们筹一笔几万万万万万的钱来，给他们去当资本家。这个方法，他始终是想不通。他何尝能解决农民问题呢？

　　三、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做得好，充其量不过请地主变做资本家。节制资本的方法，再来节制一下，仿佛这样私人资本主义就可以不发生了。

　　我们退一万步说，孙中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亦许他也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他主张节制资本也是相信社会改良主义，相信不用社会主义革命，不用无产阶级独裁，可以由“极民权主义”的政府，实行劳动法，保护劳动，八小时工作制……渐渐进到社会主义；这些限制资本家剥削的办法，亦许就是他的所谓节制资本。但是，事实上却大谬不然。孙中山连做社会改良主义都不够。

　　他在论到西欧英、德各国的时候，他还仿佛赞成这些劳动保护办法。但是，找遍中山全书，他曾经坚决的说过：“我的国民党政府必然要规布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吗？——没有。他曾经坚决的说过：“资本家的剥削，应当限制”吗？——没有。他是如此之怕中国资本家呵！他是如此之帮助中国资本家呵！他承认中国很穷，“人民要为国家尽义务”，否则失去国民之资格，——此等游惰之流氓，就是国家人群之蟊贼。总之，他所讲的节制资本，并没有丝毫限制资本家剥削的断语，他却责备“人民”为游惰了。

　　他虽说到“实行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接下去，他立刻又说：“中国不单是要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

　　细细的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们找不出怎样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他说所得税。所得税是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实行的，但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是存在着。他连劳动法都不说！他唯一的口头禅，便是，发达国家资本。欧美各国的国家资本也是很发达，他只忘了一件“小事”：要工农执政的苏维埃国家，然后国家资本方能成为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忘了几件“小事”：——他说中国并无拥有机器的大资本家，这又是他当面说谎。他为什么要当面说谎？单是上海便有几百家工厂！这是因为他不敢答复几个问题：中国资本家的大工厂、银行、公司等，是不是没收？他敢回答么？——不敢！这样胆小的“社会革命家”！如果将来真正“平均地权”的时候，照他自己的计算，一块地皮连一座楼房值得一百零一万块钱，这个地主资本家的房屋，经政府收买后，他自然可以将这一百零一万元去开工厂，那么，孙中山又用什么去节制他呢？——他自然也是不敢回答这一问题。幸而孙中山死了。如果他还活着，经我这样一问，他只好再闭上眼睛躺到玻璃棺材里去，等他的忠实信徒来放手屠杀工人。如此的节制资本，真能“预防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吗！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里，还讲着一大套的发展资本，请看他自己的描写：“第一，交通事业……，第二，矿业……，第三，工业……。全国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他所描写的民生主义的天堂，就是如此而已。全国工人的劳动条件什么样，全国工人是不是能做中国的执政者……这些问题，他都不敢回答了。如果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回答，那么民生主义之下，中国实业大大发展，私人资本的节制又是因为不敢得罪资本家，不肯使私人资本家吃亏，不敢说没收私人资本，——这岂非十足的资本主义么！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名剥削主义。”

　　（一九二七、十二、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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