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瞿秋白

就《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

　　就《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1)（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

　　志益同志：

　　来信讨论党内组织问题，布尔塞维克报[1]上当然亦可以登载，但是布尔塞维克报上仍以偏重于讨论党内的策略或理论问题为宜，因为他是为一般读者而设，所谓党内问题是指这些问题。故你所提及的“党内未决定的革命问题”，当然是可以在此刊物上讨论的。至于党内组织问题，则太专门些。虽然如此，我仍旧简略的答覆你于此：

　　第一你说党内不应有封建式的集权。什么是封建式的集权呢？如果说是上级党部或多数的决议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就算是封建式的集权，那就不对了。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党内同志对于决议及党内生活，当然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他所认为是革命的主张，必须经过多数同志或上级党部的采纳，方能变成党的主张，方能见之于党的行动。如果各个同志可以自由行动，还有什么党呢！封建式的集权，必定是以领袖个人的意见威权来集权。这种现象，当然是党内所不容许的。如果各个同志自己都要以个人意见自由行动，以领袖自居，那么，这种所谓反对封建式集权，适足造成封建式的纷争。

　　第二党内民主化的主要意义，是要一般党员、工农分子，都参加政策的决定，了解政策的意义，并且能自己选择自己的指导机关（选举支部书记区委等）。并非说既要民主化，便不可以批评。严重的地底下的生活[2]，不能容许完完全全的民主化，这是显然的事实。固然，批评的时候单说某某有机会主义倾向等等而不加以解释是不对的。但是，秘密集会，是党的斗争行动机关，不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教授的雄辩会，可以容忍长篇阔论的空谈。“服从党的命令去干”，是非常之好的精神。你如何说是这就“把党内活泼泼的气象，都限制了消灭了”呢？如果党员只听命令方才行动，没有积极的建议力，一拨一动，这种现象方才是你所谓机械式的动作，若单是能听命令而行动，如何便是机械式呢？照理应当：第一各同志能建议，能在党的总政策（革命的阶级的政策）之下想出许多具体的提议（在未决定之前，自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第二能将这些提议经过党部指导机关而变成党的决议；第三能够勇敢积极服从这种党的决议命令去干。如此的党部才是活泼泼的阶级的斗争的机关。不服从这种党部机关的决议和批评，自然要绳之以纪律，难道必须一般同志各自发表与党不同的意见，才算“活泼泼的气象”吗？你这段意思，很有些倾向于小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权主义。

　　第三你说“一般同志不能从机械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如此而要造成一批党内的新领袖，是困难的事”。你这句话的根本精神，非常之不对。工农党员群众中，拥出新领袖，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决不能专从解放所谓机械的束缚去造领袖。工农的领袖，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纪律和党的实际斗争中去造。谁能真正勇猛无畏刻苦的在布尔塞维克政策之上，率领起群众奋斗，谁便是新领袖。而这种行动只有在党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很用不着说：一定要破坏纪律（所谓机械束缚），才算是“新领袖”！

　　第四总之，你说党要在斗争的新方针之下，造出新的党的组织与生命，要实现党的民主化，要实现党员群众集体的政治生活，要真正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这些思想都是对的。现在党的主要工作，正在于此。中央正在督促各地进行这种改造。旧时机会主义的精神，以及反乎布尔塞维克组织原则的现象，固然还有许多存在着，我们大家应当努力的来扫除。然而你信中的倾向，不免矫枉过正的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之观念。

　　秋白　十二月二日

　　附：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

　　秋白同志：

　　《布尔塞维克》出版了，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欢迎。尤其是《布尔塞维克》上能发表讨论党内问题的文字。我们很相信中国共产党，得了《布尔塞维克》的帮助，一定能使党内意见政策及一切工作，更加集体化民主化，从此创造一个新的党的生活，淘养所有的同志及中国无产阶级都布尔塞维克化，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党所必须有的“群众的党生活”。

　　我们每个同志，必须拥护及参加《布尔塞维克》的创造，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对《布尔塞维克》才开始创造的时候，便有几个疑点，也可说是意见，希望在《布尔塞维克》上求一个明确的解答与认识，不知可否？

　　我们党过去所以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说是没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与政策，没有党内的民主（德谟克拉西）与集体的行动。今后如何改正这个错误，当然不是空谈，在党内已经决定的，我不在此地讨论，我所要讲的是党的最近的状况与我个人的几点意见。

　　第一，党内封建式的集权，机械式的纪律，及现在所谓集体化的行动，对于这三点，最近在党内可算改进了一些，但仍脱不了机械式的状态，仅仅在党内指导机关里的几个负责同志，集体集权，而一般同志并没有充分的享受到党内的生活。所谓民主化纪律化，自然不免流于机械，党内没有真正的民主，则集权的结果，自然仍滞于封建式的集权。我们相信党的集体化，必须先有一个党的新生活。这个党的新生活，就是党内群众民主的集聚，将一般同志的意识集合为一体，同时每个同志都能在党的范围以内，尽量发挥他的能力，这样才可形成党内统一的集体化。若是党内群众一般的生活（这个生活当然是指党的生活），比较负责同志落后，甚至连水平线还不能达到，即对党的一切政策行动都不能了解，如此而要讲整个党的集体化，亦是徒然。

　　第二，因为过去党内既不能民主化，再加上机械式纪律，“东大”式的批评[3]，将党内一般同志，束缚得像小媳妇一样。对于执行党的政策及决议时，至多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还记得负责同志说过：“你们应当过分的相信党，服从党，党是决不会错的。”即使同志有了一点意见，或者与党的议案不一致，在党的会议中发表，结果，对于意见还没有得到一个真确的解答，便得了一个“东大”式的批评。什么不虚心啦，左倾啦，右倾啦，幼稚病啦，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啦，无政府主义倾向啦，现在又加上一个“机会主义的倾各”啦。固然这些批评是准确的，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往往负责同志，先做出这个批评的结论，而不去详细的解答或虚心的讨论。如果某同志不服从这个批评，必绳之以纪律。这样一来，吓得那个同志再也不敢发表与党不同的意见（当然只限于对党内发表）。于是一般同志，对于党总是抱一个“党的决议总是对的，服从党的命令去干就是了”这样的观念；自然把党内活泼泼的气象，都限制了，消灭了，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恐怕也因此而变为机械式的动作了。此种现象，如果不能彻底的改变，恐怕再过一个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也未必能够扫清，布尔塞维克化恐怕终成了一句空话。

　　第三，整个党的生活不能改变，布尔塞维克的精神不能在同志中表现出来，一般同志不能从机械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此而要造就一批党内的新领袖，是极困难的事。我以为党内领袖的产生，必须是在斗争的行动中，党内经常生活的经验，才能发现。决非死板的拖几个工农同志到党的指导机关里来，偶像的供奉着，事实上又不积极的使他学习负责，同时他也不能学习负责，仅仅在负责同志成分的比例上，落得一个好听的报告，这样就说我们的党，从此可以避免机会主义的错误了，可以布尔塞维克化了，这岂不是笑话？所以最近的改组[4]，固然是很对的，党的指导机关里多参加工农同志负责，也是很对的。但这机械式的改组，不能创造一个党的新生活，不能使每个支部的同志都享受到整个党的生活，养成革命的人生观，则党始终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行动的政党——布尔塞维克党。如现在各地的工农暴动，不能在暴动的过程中创造一个新的党的组织与生命出来，仅靠极少数明白的同志，指挥得力，结果，必重使党陷于滞疲而不能斗争。所以造党，是目前暴动中惟一的任务，并且没有健强的布尔塞维克党，领导暴动到胜利，是一件极困难的事。

　　第四，要创造布尔塞维克的党，必须先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所以《布尔塞维克》，是布尔塞维克党生命的原素之一。理论政策及一切党的设施，都要由这个刊物传播出去，同时党的新生活，亦须藉这个刊物帮助创造，这是《布尔塞维克》的重要使命（自然是比从前向导的意义广泛得多了）。但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党内问题到怎样程度为止，我还不知道，是否除去关于秘密的消息，行动，计划外，都可以发表呢？在党内未决定的革命问题以前，是否可先在这个刊物上讨论？还是只限于宣传主义政策，传播革命新闻，评论时事呢？

　　以上几点，是否错误，可否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和讨论？请即示知。

　　志益　十一月二十六日

　　注释

　　[1]指1927年10月24日创刊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参见本书《〈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注①。

　　[2]指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中共在白色恐怖下所坚持开展的地下秘密斗争。

　　[3]“东大”式的批评，即“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式的批评。这是当时在“东大”形成的教条主义的批评方式，即动辄给被批评者戴“大帽子”，上纲上线。

　　[4]最近的改组，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的指导，结果造成了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农化的倾向，影响了中央机构的领导能力。

　　(1)1927年12月12日《布尔塞维克》第8期“读者的回声”栏同时发表了11月26日志益就“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问题写给瞿秋白的信及秋白12月2日的回信。本篇即是回信，并附志益来信。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