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瞿秋白

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国民政府之武汉方面与西北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会师河南，革命的北伐战争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但是，国民政府的危机也正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国民革命的危机开始于蒋介石[1]的叛变；自从南京政府僭窃的成立以来，这种新军阀，事实上已经代替旧军阀而形成一切反动势力的中心。现时革命政府的职任，便是集中势力进攻新军阀旧军阀，而尤其重要的是击毁那反动势力之中心，巩固扩大革命的领域。这就必须彻底扫除反动封建的余孽，以及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制造革命危机的工具。必须实行建立民权主义的平民自治、开始土地革命没收大地主，保障工人阶级的权利；如此，方能巩固深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领导其他中等阶级，如小地主等，猛攻新旧军阀而肃清之，达到国民革命的成功。

　　蒋介石的叛变，其意义正在于要毁灭革命的民权联盟——推翻工农联共联俄之三大政策。武汉国民政府之所以下令讨伐蒋介石，也正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应当保持这革命联盟，而且要加以发展。武汉与南京之争，是革命领导权之争。南京政府，以反动的中国资产阶级为领导，联合封建的豪绅官僚军阀，而摧残工农小商，谋与帝国主义妥协而出卖革命。武汉的国民政府，应当以工农联共联俄三大革命政策为领导——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而彻底实行推翻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为甚么武汉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企图摧毁工农的革命主力军而出卖革命。因此而武汉的国民政府是革命的。双方斗争的胜败，足以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足以决定中国是否能肃清军阀统治、解放中国民族而完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派的新军阀，很明白这层道理。他们用全力进攻武汉：武力干涉，经济封锁，离间挑拨，捣乱后方，使武汉欲求肃清奉鲁军阀[2]而不得。蒋介石的反动的南京政府不消灭，不但肃清北方军阀不可能，而且武汉政府破灭于蒋派的反动之手，也说不定！

　　国民政府的危机现在紧迫到万分了，蒋派反动的阴谋，不仅在于勾结杨森[3]、夏斗寅[4]、于学忠[5]、张联升[6]叛乱于湖北腹心之地，使许克祥[7]辈捣乱于湖南，而且尽力煽惑，离间国民革命军的内部，组织反动团体，率领土豪巨绅贪官污吏反攻，使在国民政府领域之内，也发现摧残党部，屠杀工农及共产党的事实。这就是摧毁革命的国民政府的社会基础——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些蒋介石派的目的，是使湘、鄂、赣民众亲身体验武汉领域之内，也有与南京政府共同的政纲之实行家，因而不致于努力赞助武汉政府。他们要使武汉国民政府消失其革命的意义，即与之同化，向之乞降，或者被他们这些蒋介石奸细的捣乱所推翻！

　　请看最近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危机：

　　一、湖南　许克祥叛乱，解散省政府省党部，实行所谓救党，屠杀工农并解散其团体，以及纠察队自卫军，违抗中央及省政府主席之命令，实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独立。这种屠杀，一直蔓延到全省，各县土豪巨绅实行反革命的残杀。湖南事实上的政权，已在许（克祥）、仇（鰲[8]）、萧（翼鲲[9]）、彭（国钧[10]）四凶之手，纯粹是右派的土豪巨绅的反革命的政权。

　　二、江西　南昌城内外早已发见秘密贴布之标语：“打倒共产党，欢迎蒋总司令。”公安局某队长被暗杀；万年县的豪绅雇用流氓捣毁农民协会，以煤油焚毙其委员长；都昌、永修、东乡、贵溪、遂川、宜丰等县，都发生同等的事实，而且大都连国民党党部及委员都在被摧残屠杀之列，甚至逮捕县长（如宜丰）；鄱阳更有摧残工会的事实。最近，甚至发见所谓“欢送”共产党的事，其实是驱逐党部工农团体及军队政治部之革命职员（左派亦在其内）。

　　三、湖北　杨森、夏斗寅、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军所到之县份，如江陵、嘉鱼、武昌乡区、通山、鄂城、大冶、天门、公安、枣阳、沔阳、宜都，以至鄂西一带，土豪巨绅，都相率反攻，党部农工团体都被捣毁，民众惨遭残杀；其他叛军并未到达之地，如钟祥、麻城、随县、罗田、黄安，土豪巨绅贪官污吏，亦蜂起反动，勾结土匪，摧残党部、工农以至商民；湖北受屠民众现已不下数千，叛军战祸所死，还没有计算在内。

　　最近蒋介石派种种奸细，利用工农民众运动的几件无组织行动，大呼其“工农运动过火”。革命的政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指导，固然是应当加以组织集中巩固。但是，决不应当因此而放纵反革命！这些蒋介石派事实上的奸细——土豪巨绅、贪官污吏及右派的凶顽，却敢以“过火”为借口，大施屠杀。他们背叛政府而独立，解散工农团体及其自卫的武装，残杀革命党员或加以驱逐，残刑惨杀：洋油焚身，活剐千刀，砂石磨死，炮烙烤毙，挖眼断舌……甚至迫令妇女裸体游街，刀穿其双乳，以绳系其孔而牵之。这些难道还不过火，其他乡村间，经济金融封锁等的反攻，还不曾说在内。他们还敢借口国民党中央训令，捏造事实诬告民众，颠倒黑白的施其反动伎俩。

　　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居然发生这样的事实。如果革命政府不立即加以严厉的镇压，还有甚么联合战线可言。工、农、小商以至国民政府在此种恐怖之下，都要被反革命派所摧残颠覆了。

　　武汉既是革命的国民政府，就必须坚决的执行革命政策，团结工农及一切革命平民于自己旗帜之下，战胜这种严重万分的危机。

　　国民政府必不能和蒋介石及其奸细妥协，必须严惩一切屠杀工农捣乱后方的反动派，明令保护工农团体及其纠察队、自卫军，而以实力执行之；切实实行国民党三大政策，保障国民党党部工农共产党等革命团体之自由。因此，对于湖南，应当立即严惩许、仇、萧、彭四凶，恢复省政府的政权，启封被许等所封闭之一切革命团体，恢复各县被捣毁的民众团体。对于江西，应当明令制止其驱逐共产党及左派之行动，严惩各地屠杀民众之豪绅反动派。对于湖北，则须尽力来肃清逆军土匪，以及一切反动的土豪巨绅；尤其要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巩固武汉之革命基础。这些不但是政府，而且是民众的迫切任务。

　　革命的民众与政府，必须如此努力斗争，方能战胜革命之危机，同时团结全国一切革命势力，巩固工农商学兵的革命联盟，实行讨伐蒋介石，击毁反革命中心之南京政府，肃清危害国民政府之一切反动势力，使革命得到真正的胜利，只有这样，武汉政府才能保持其革命的意义，方能歼灭蒋介石以至张作霖[11]完成国民革命。

　　六、一三、晨三时

　　原载《向导》1927年6月15日第198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蒋介石，见本卷第42页注15。

　　[2]奉鲁军阀，见本卷第592页注⑧。

　　[3]杨森，见本卷第745页注11。

　　[4]夏斗寅，见本卷第592页注13。

　　[5]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山东蓬莱人，生于辽宁旅顺。1926年任吴佩孚讨贼联军长江上游副司令。次年任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吴部溃败后下野，后转入奉系。

　　[6]张联升（1876—？），字仲三。直隶宝坻人。曾任江西留鄂陆军旅长、陆军第十七混成旅旅长、湖北襄郧镇守使、中央第五师师长等职。

　　[7]许克祥，见本卷第744页注②。

　　[8]仇鳌，见本卷第744页注③。

　　[9]萧翼鲲，见本卷第745页注④。

　　[10]彭国钧，见本卷第745页注⑤。

　　[11]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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