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瞿秋白

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

　　五七、五四、五卅、五一——五五（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国的五月有许多革命运动的纪念日——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惇[1]，经过去年五卅的惩创之后，正在这“革命的五月”之前寝食不安的担心着。可是，他所最担心的，并不是登在广告上力争华董[2]的商界——因为高等华人是中国的优秀分子，和气而驯服，只消轻轻抚摸一下，立刻便会替帝国主义者蒙蔽群众，减低要求，消沉革命运动，使帝国主义者无须真实让步，便可高枕无忧；他所最担心的，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学生——因为有保帝党的研究系[3]之类的高等士绅，如上海同济大学的袁希涛[4]、阮忠介[5]……，替他保驾；他们原本是在前清保护满洲皇帝的保皇党，如今无皇可保，转而效忠于帝国主义者，鞠躬尽瘁的保护“外国皇帝”，他们调动军警摧残学生，迫令学生签订“卖身契约”，剥夺学生的自由和学生会的权利；同时当然还有许多破坏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新式研究系，如国家主义派[6]之类自然要从旁助一臂之力；他们所希望的这种计谋如果奏效，帝国主义对于学生运动也就可以大大的放心；他所最担心的，更不是叛党的国民党右派——因为右派不但赞助陈炯明[7]、杨希闵[8]等破坏革命，分裂国民党，甚至于加入帝国主义的反赤组织，并且主张劳资妥协，使工人不敢反对中国资本家，于是帝国主义者便可以会同中国资本家，宣言中国政府未颁布工会条例以前，不承认工会，帝国主义者便可以和中国资本家同样的压迫中国工人，使工人没有反对的理由。然则费信惇——帝国主义者所最怕的是什么呢？便是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和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斗争，能领导起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能建立强固的革命中枢，而实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这些事实和原理，在五卅以来，一年之中，尤其明显正确的表暴出来。不但如此，我们在这些历史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更可以证明。

　　我们这里所要论的，并不是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五五，偶然和中国各种纪念日同在一月，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纪念日的历史上的意义，处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济、哲学及政治学说，证明马克思主义正在指导着中国革命行向胜利的道路。

　　五七（一九一五年）——是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战时机向中国进攻，贿卖北洋军阀，赞助袁氏帝制[9]，而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10]的日期。五九——便是中国屈服于这一哀的美敦书的国耻纪念。这一纪念日的意义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末后一期，马克思的历史公律断定这种发展必然要变成帝国主义——一方面列强帝国主义因经济利益冲突和争夺殖民地而实行空前大屠杀的欧战，别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又趁列强不暇东顾而侵略中国，征取新殖民地，制造中国国内十年来的军阀战争，并且种下世界第二次大战的祸根于东亚。可是，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因受列强的侵略束缚而不能发展，那时不但无产阶级幼稚而弱小，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十分之七八还属于买办阶级；中国社会里没有任何阶级有能力来领导革命的反抗运动，所以只能听凭士绅阶级的研究系装腔做势的反对袁氏帝制，实际上做他的工具来破坏压迫革命平民的国民党，援助卖国的北洋军阀统治；于是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便终止于袁氏所领导的可笑的“爱国储金”了。

　　五四（一九一九年）——是中国革命的学生运动发难的纪念日。自从五七之后，经过了三四年，中国可怜的本国资本主义，因为列强互争殖民地而战争，却偷着了小小的机会，发展这一半殖民地上的生产力。中国自己的所谓“国货”——如纱布、火柴、毛巾、人丹、化装品、香烟等渐渐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说：“商品的关系并不仅是物与物交换而生价值的问题，却是人与人交换其劳力而互斗的关系。”中国货发现，便和外国货发生竞争，于是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尤其是和日本资产阶级互斗。于是五四运动便不能不发现了。五四运动的主干，表面上虽则是学生，实际上上海商人的罢市要求及各地国货商人的努力参加，很明显的表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之第一步。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宣传，普遍于穷乡僻壤，这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的实质；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政纲，如果没有这一经济基础，是决不会变成群众运动的。其次，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既然到了一定的程度，民族觉悟和社会觉悟必然要要求摧废一切旧式宗法社会的关系，以撤除资本主义发展之思想上、社会上的种种障碍。马克思主义说，社会的实质决定社会的思想。中国的经济基础既然渐渐从封建和小农经济进于资本主义，他的社会意识也就开始从宗法礼教等的学术思想进于科学的自由的思想。五四运动的副产物——新文化运动[11]，白话文、反孔教、恋爱自由、赛恩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权）两先生……都在这时候跃登历史舞台了。

　　五卅（一九二五年）——便是中国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族解放革命发难之日，也就是帝国主义屠杀中国革命民众之日。五四运动虽然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斗争而终于失败，可是他开辟了国民革命的道路，解除了宗法社会的某几部分的束缚。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正在前进：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从此日进于群众的斗争和具体的要求：从外争国权进而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从内除国贼进而为打倒军阀，召集国民会议[12]；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进而为罢工封锁，从要求收回战败的德国的青岛，进而要求收回海关，废除关税协定[13]，力争华董……。别方面，民族解放运动里渐渐的形成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和组织，中国无产阶级日益强大，赞助革命的国民党改组，从五四到五卅的几年里，中国无产阶级不但逐步以自己的阶级斗争促进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权，并且巩固发展自己的阶级觉悟和组织，实行阶级斗争而力争自己的自由权利和解放。这一国民革命中的新力军的发展，不到五年便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引导到革命的道路。广州国民政府[14]之形成，北京英日帝国主义的代理政府之动摇（国民军[15]时代），及上海和全国各地城乡平民革命运动的爆发，都是无产阶级努力奋斗的结果。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进行，便不得不形成伟大的五卅运动。单以五卅事件的直接原因来说，日商纱厂迫害虐待中国工人，枪毙顾正红[16]等，而上海工人群起罢工（去年二月），并得革命学生及一般市民赞助——便是主因。马克思主义说社会的阶级分化后阶级斗争的现象必然发生，而历史的进展便成阶级斗争的进展。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稍稍发展，使无产阶级立上历史的政治舞台，一方面领导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士绅的斗争，别方面便实行反对中外资产阶级之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这种过程，不但显然是五卅运动的骨干，并且确实引导了中国民族革命，使他得到发展的道路，而与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同时，五卅运动里，我们于许多具体的事实中，可以看见无产阶级的勇猛奋斗，联合贫农而造成革命的中枢（广东、上海等处最近一年有无数事实，指不胜指），而资产阶级却是步步落后妥协畏怯，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于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上海总商会减低五卅要求；国民党右派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对日妥协；国家主义派帮助帝国主义努力反赤，固执几年前的“国权”、“国贼”的空洞口号以自文饰。更可见马克思主义说明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里当然妥协破坏，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能以巩固扩大革命的中枢而取得胜利——这不但是客观事实上的正确分析，并且是革命策略上的正确指示。

　　五一——是国际总同盟罢工以检阅世界无产阶级军力而对世界资产阶级示威的日期。五一纪念虽然早已流入中国（一九二〇年），但是至今中国工人还不能群众的参加，实行大规模的示威。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历年施行残暴的压迫。可是今年的五一——中国工人召集第三次劳动大会[17]于广州，正在五卅运动的后一年。实际上五卅运动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发达，已经事实上成了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亦就是事实上加入了世界革命的队伍。所以，即使今年五一在各地表面上仍旧不能有大规模的罢工示威，实际上不但工人群众比以前百倍的深切了解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队伍的必要，甚至于一般革命民众，国民革命的左派，在这一年的经验里，亦已经多份的感觉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及一般被压迫民族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说：“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五卅之中，国际革命的种种团体，以及苏联、叙利亚、摩洛哥、埃及、土耳其、印度等的革命运动，或者给中国以直接的赞助，或者和中国同时奋起反抗；中国工人及一般民众，只是感觉赞助的还不够，响应的还没有密切联合。革命者的国际联合运动五一的意义已经感受得非常深切，自然正在更进一步的要求这一运动的深入和扩大！

　　我们观察十年来的中国革命运动史——从五七、五四经过去年的五卅到今年的五一，便可以知道：何以费信惇——帝国主义者，这样害怕“革命的五月”，何以他所最害怕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十年来实际上的中国历史，已经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确能够解释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并指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着一般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入世界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统一战线；不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必然要实行世界社会革命，就是中国民族的国民革命，都必须联合国际无产阶级，然后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帝国主义因此要用种种手段来分裂国民运动，破坏中国革命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巩固反革命的军阀政权，扑灭民众的革命运动和国民军及广州国民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策略之进行，如高等华人中之“殷实商家”的妥协，抛弃收回租界的要求；如士绅买办等类的章太炎[18]、曾琦[19]，与反动军阀的吴佩孚[20]、张作霖[21]等联合，以反赤反俄；如英日勉力联合张吴，计划北攻张家口，南侵湖南、广东，如杀害《京报》[22]记者邵飘萍[23]，逮捕通缉各地的革命党人，屠杀焚掠山东南部四十五村的数万人民……之外，还要加上帝国主义及其“爪牙”的阴谋分裂学生运动和鼓吹劳资妥协，以破坏工人运动。帝国主义的努力可谓至矣尽矣！但是革命运动从此便会消沉么？不会的！“革命的五月”正如赤日当空，不但震骇帝国主义、买办、士绅、军阀等等的妖魔，并且如战场上的巨纛，领导着中国民众于马克思主义之下，行向革命的决死的斗争！世界及中国反革命势力的内部正含孕着无数矛盾冲突：最近英日之间，张吴[24]之间，各小军阀之间，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之间（华董问题），军阀与商会之间（京津罢市）：无在不是矛盾冲突；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一般商民学生，正是对于帝国主义军阀有共同的利害，而且有五卅以来的斗争经验，他们要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战线之下，更进一步的与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携手，共同作战。这一战线已经相当的在广州实行革命战争而战胜，建立了革命的政权；今年的“革命五月”只是唤起全国的民众，努力奋斗，武装自己，扩大革命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原载《向导》1926年5月1日第151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国人。1915年来华，在上海当律师。1920年起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美籍董事，并兼任工部局总裁。1940年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死于上海日本集中营。

　　[2]华董，见本卷第45页注48。

　　[3]研究系，见本卷第73页注20。

　　[4]袁希涛（1867—1930），字观澜。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代理总长等职。1923年后任江苏教育会会长、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职。

　　[5]阮忠介，即阮尚介，字介藩。江苏奉贤（今属上海市）人。德国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济大学校长。

　　[6]国家主义派，见本卷第42页注18。

　　[7]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曾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政府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等。1922年6月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叛乱。次年1月率部退踞东江一带。1925年10月为国民革命军彻底打垮。

　　[8]杨希闵（1886—1967），字绍基。云南滨川人。1922年被孙中山委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在广州策动反革命叛乱，旋被黄埔学生军及在粤各军击败，遁逃香港。

　　[9]袁氏帝制，指1915年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

　　[10]二十一条，见本卷第63页注13。

　　[11]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两大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后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展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

　　[12]国民会议，见本卷第43页注20。

　　[13]关税协定，又称协定税率。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利用武力和强权强加给中国的片面关税制度，给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规定很低的税率（实际不到值百抽五），为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一。

　　[14]广州国民政府，见本卷第42页注11。

　　[15]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

　　[16]顾正红（1905—1925），江苏滨海人。共产党员。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1925年5月15日在领导罢工工人同厂方交涉时，遭日本资本家枪杀。

　　[17]第三次劳动大会，即中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1926年5月1日在广州开幕。会议确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扩大工农组织，工农阶级结合铁似的联合战线，与革命军队和学商各界大联合，支持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等。

　　[18]章太炎，见本卷第72页注11。

　　[19]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慕韩。四川隆昌人。1923年在法国组织中国青年党。次年9月回国后，在大夏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任教，并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20]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21]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⑨。

　　[22]《京报》，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创刊。邵飘萍任社长。次年8月21日被安福系政府查封。1920年9月17日复刊。1924年12月5日辟京报副刊，曾发生重大影响。1937年7月终刊。

　　[23]邵飘萍（1884—1926），名振青。浙江金华人。著名新闻记者。1918年创办新闻编译社和《京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遭通缉。4月26日，被张作霖杀害。

　　[24]张、吴，即张作霖、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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