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瞿秋白

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五卅屠杀案[1]的帝国主义者的“判词”已经公布了，举国抗议的沪案司法重查居然实现了。我们且先看帝国主义者这一次是否达到了一致进攻中国的目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在本报第一百三十七期详细论过[2]。如今帝国主义判词的内容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虽然美、日、英三国委员的报告书，结论稍有差异，美国委员连带论及治外法权[3]、会审公廨[4]、工部局[5]职权及所谓人道等等问题，英、日委员则以为五卅事件出于意外，甚至谓学生骚动、工人罢工既为近年来常有之事，而于五卅时突然大发暴乱，这是“华人心理易于激恶，可于一霎时间由镇静变为狂易不可制”的现象。然而这种差异只能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一致进攻中国时内部的小小倾轧，美国帝国主义想借此揭英国的隐痛，顺便施行他那狡猾的口头同情，他并且趁此提出“共产党政府所收买的外国过激党”之煽动。他说“近十年来华人对于公民常识，颇有进步……若与一百年前相比，大相悬殊”，这无异乎说一百年前尽管可以屠杀，如今却要用别的方法施行侵略。何况在总的结论上美国委员和英、日委员同样的说巡捕房所采取的放枪手段是正当的：

　　美国委员说：该氏（爱伏生）[6]因当时正执行各种义务，致未充分认识群众之感情变化如此迅速，同时该氏即依照“动员训令”以行动，盖以不按照此种训令，该氏即认为个人须负种种责任。

　　日本委员说：爱活生捕头之下令放枪，由当时老闸捕房将为群众所据或且危及生命财产一端观之，亦为应有之举动；又总董费信惇在五卅事件时，无执行之权力，故其责任问题亦无由发生。

　　英国委员说：爱捕头所称——若不放枪，彼时巡捕方面之生命将受牺牲，而老闸捕房将为群众所据，加以此藏有军械，一入群众之手，事情必更严重云云，此等言词，均属可信。

　　同时，委员团共同向领袖公使的总报告中，公认开枪为“不得已”，尤其认六月一二日的屠杀是武装维持秩序。不但如此，这总报告中，判决了五卅以来被杀的人“该杀”之外，还有对于中国官厅的判语：谓须有负责长官维持上海之治安——一要用人须有干才；二要警察不排外；三要“尊崇中国法律”，尤以罢工问题为最要；四要警察听警察厅的命令；五要中国警察厅听租界捕房总巡的命令（见厅告知华人之各点）。

　　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庭”于宣布这“判词”之后，送了七万五千元大洋作为抚恤费，就此便想了结五卅屠杀案。不用说，五卅惨死的革命烈士的性命，决不是几万元钱便可以买的。帝国主义者至少应当出取消一切在华特权的代价！如今他们竟还敢公然宣言要中国警察和巡捕“诚意合作”，听他们的命令，来压迫中国的平民，尤其是工人。列强这样联合一致的压迫中国，已经非常之明显。我们中国人民应当赶紧努力奋斗，起来一致的反抗，决不能容帝国主义者奴视中国至于如此！

　　帝国主义者对上海的五卅屠杀案何以敢如此一致的进攻，来压迫中国？他们在广州敢于如此吗？现在香港、沙面的罢工问题，英帝国主义者已经俯首求和，已经讨论到罢工期间的工资问题。这是因为广州有人民的政府。几千万的广东农民，因为有农民协会的自由，因为得到了防御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力量，因为在自己阶级的斗争里得到了彻底的政治觉悟，知道赞助国民革命政府。几十万广东工人有组织工会和阶级斗争的自由，有严密的巩固的组织，在这种斗争里的经验，使他们明白自己的政治使命，自然也努力赞助真正代表大多数平民的政府之形成。有一般商人也就知道只有这种政府能代表国家的利益，能在他们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之中，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还有完全与平民合作的军队，受着大多数人民的赞助，得以扫除一切广东的反动军阀和官僚，揭破帝国主义者暗杀廖仲恺[7]先生、勾结陈炯明[8]等民党[9]内的叛贼之类的阴谋。广东政府的基础是完全建筑在革命的农民、工人、军队及一般民众之上，所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屈服于他的面前。

　　上海方面呢，便大不相同了。段祺瑞的政府[10]，从五卅一直到最近事实上在张作霖[11]的掌握之中。而张作霖公然的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奉系军阀在五卅运动一开始的时候便调兵遣将，到处帮助帝国主义者屠杀，封闭工商学联合会[12]，上海总工会[13]，通缉学生领袖等等，可怜出力到临了，还只落得帝国主义者的上司“中国官厅不与租界总巡诚意合作”的批语。奉系军阀离了上海之后，继起的“当局”继续的压迫，枪毙工人领袖刘华[14]……在这种反动政权之下，中国人民如何能得到外交上的胜利，在这种四周都是帝国主义走狗密布的环境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何能勇往直前的进展！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民政府而有卖国军阀的专权，是五卅屠杀案失败的第一原因。再看，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怕是中国国民一致的联合战线。他们一开始便造作种种五卅运动是赤化，学生会[15]、总工会是过激派等等谣言，希图破坏中国国民的联合战线。他们对于广州国民政府[16]，对于汪精卫[17]、蒋介石[18]等同样的宣传反对，并且还有不少数国民党自己的党员如邹鲁[19]等类做他们的应声虫，煽惑政见不定的中央委员，从国民党内部来做破坏功夫。其次如暗杀廖仲恺，勾结陈炯明等手段更显而易见。然而他们在广州方面这种阴谋完全失败。

　　因为广州的工人、农民、商人始终一致团结；广州的大多数小商人没有因赤化谣言而动摇，而妥协，而卖国；广州方面的对外要求，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始终是一贯到底的。

　　上海方面呢。总商会[20]首先妥协，擅自修改代表大多数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条件，甚至于勾结奉直军阀摧残最努力、最牺牲的工人阶级，封闭他们的团体，破坏他们的罢工，杀戮他们的领袖。实际上是近视的、浅见的拥护自己阶级的目前利益，而摧折平民的自由权利和为帝国主义的最大力量，外表上就是藉口赤化过激，想对于帝国主义者献媚求和，想博得他们些少的让步——饭桌上掷下的肉骨头。就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21]也因恐被赤化嫌疑而退出工商学联合会。这些都不但是懦怯妥协的表现，而且是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奸计。至于他们——商人，在几十万穷困的工人拼命牺牲的时候，除了经手发出国内外的捐款以外，自身对于抵制英日货的工作百方怠工，那更不必说了。这样，中国国民内部战线的不统一，资产阶级还借帝国主义军阀的口号和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国民革命中的主力军，民族解放运动如何能不受挫折？结果，帝国主义自然能这样一致压迫污辱中国了。可怜！资产阶级这样妥协哀求，借刀杀人以献媚于外人，他们所希望的关税自主也是没有达到，他们所空口抗议的沪案重查也轻轻巧巧以钦赐七万五千元了事了！联合战线的破坏实是五卅屠杀案失败的第二原因。

　　如今五卅重查的结果已经公布了，中国国民的奇耻大辱已经载入世界史了。我们中国的各阶级人民应当沉痛的明白并且记住这次斗争的经验，应当赶紧抛弃一切妥协的梦想，应当立刻觉悟帮助帝国主义者宣传反对赤化的罪恶。可是，正当这个时候，国民党右派——事实上不过所谓孙文主义学会[22]的几个实际领袖，还有所谓国家主义的团体——事实上也不过自命曾左[23]的几个首领，却拼命努力于反对赤化的宣传和造谣。快些醒醒罢，否则恐怕太迟了。现在我们凡是要求中国民族解放的一切阶级，都应当赶紧联合起来，一致向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进攻。

　　我们以为现在各种政团及职业组织，全中国的国民，应当立刻联合一致的抗议五卅重查的结果，继续提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条件，以有实力的行动，如罢工、抵货等，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根本要求应当是取消租界，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我们必须努力一致的推翻北方的军阀政治，要求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建筑起全国的国民政府。如果不能如此，我们中国这次的奇耻大辱永世没有洗雪的时候，我们中国永世不能解放，无论什么要求条件，也永世不能达到！

　　原载1926年1月14日《向导》第142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181页注①。

　　[2]指作者发表在《向导》第37期上的《沪案重查和五卅屠杀的结局》一文。

　　[3]治外法权，见本卷第146页注⑥。

　　[4]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5]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6]爱伏生，今译爱活生。当时任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英捕头。

　　[7]廖仲恺，见本卷第322页注11。

　　[8]陈炯明，见本卷第6页注⑨。

　　[9]民党，即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10]段祺瑞的政府，即当时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

　　[11]张作霖，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12]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2页注①。

　　[13]上海总工会，见本卷第193页注⑤。

　　[14]刘华（1900—1925），原名剑华。四川宜宾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1925年11月被军阀孙传芳逮捕，12月遭秘密杀害。

　　[15]学生会，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

　　[16]广州国民政府，见本卷第394页注①。

　　[17]汪精卫，见本卷第396页注27。

　　[18]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表示拥护国民革命。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19]邹鲁，见本卷第396页注26。

　　[20]总商会，指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21]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卷第193页注④。

　　[22]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组织的反共团体。主要代表人物是戴季陶、王柏龄、贺衷寒等。

　　[23]曾、左，指曾琦、左舜生。

　　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慕韩。四川隆昌人。日本中央大学毕业。1919年留学法国。中国青年党党魁，鼓吹国家主义。

　　左舜生（1893—1969），原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1924年任《醒狮周报》社总经理。也是中国青年党首领，主张反共反苏反对国民革命的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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