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瞿秋白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一九二五年）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这个题目，现在已为全国人们所注意，成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是学理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问题。有人说：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联合的，这是不是事实？现在我们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赞成阶级斗争与反对阶级斗争的两派？这就不单是学理的问题，而是实际斗争的问题了。

　　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个问题尤其很明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广东二三十万的工人、农民与帝国主义者利害冲突，国民政府[1]领导他们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我们在商团事件[2]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商团所要推翻的不仅是革命政府，不仅是孙中山先生，而是要推倒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所谓商团，就是中国买办阶级陈廉伯[3]与英帝国主义者的香港政府互相勾结的一个攻打革命政府的工具。其次，我们从五卅运动以来，更可以很明显地看：当我们一般学生、工人在南京路上大流血[4]以后，上海总商会[5]不肯立即罢市，好容易磕头礼拜的哀求到罢市了，又不肯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6]；等到六国委员[7]到上海的时候，又私自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修改了。

　　这几点都是明白给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中国的高等华人，还很愿意受租界上领事的裁判[8]，受武装海陆军的保护，更使帝国主义者大着胆子屠杀不止，横行无忌，甚至开空前未有之恶例——公然在上海开什么国际法庭。照以上的事实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联合各阶级去做国民革命，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从总商会宣布开市，一直到总工会被封[9]以后，学生会[10]为查货的事，不知同他们闹了好久。总商会所豢养的保卫团[11]，天天在压迫工人运动，禁止工人的集会，这是不是国民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有人说国民革命中，是不应有阶级争斗的，那么我们便要问譬如前次闸北开市民反段大会，保卫团以马队冲散游行队伍，甚至开枪伤人；从前外国巡捕打死我们的工人、学生，我们就罢课、罢工、罢市反抗，现在保卫团来打我们了，难道我们可不反对，还要进一步说这是对的吗？

　　国民革命是什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什么，我们国民党有很鲜明的三个目标：

　　一，要把全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

　　二，要从横暴的军阀、官僚手里夺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

　　三，要使全国十分之八以上的农工群众得到生活的改良。

　　这三个目标，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得很明白，就是根据着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一，民族主义。我们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象国家主义封建时代落伍的幻想所可完成的，也不是象法兰西的革命只是第三阶级[12]把他们的贵族僧侣赶跑就算了。

　　我们要知道现在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没有不受国际的影响，所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不期然而然的要反对世界上一切的资产阶级。孙中山先生说：“现在世界经济状况中所发生的战争不是人种间的战争，不是黄种人和白种人或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与强权的战争。”所以我们国民党虽然主张收回海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表面上看来是仅仅我们中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如果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胜利就是我们全国民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帝国主义者决不能以其失却市场或其他剥夺殖民地之权利，而不根本动摇。譬如英国若失去香港及印度、中国的市场，还能安然立足吗？还有一点，我们国民党的民族问题，是要全国各种小民族一律平等、自由，联合成中华民国，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是站在全民众的观点上去反抗外国资本主义，而国民革命第一个目标——民族主义——就是代表全中国的民众与外国资本主义去实行阶级斗争。

　　二，民权主义。我们国民党是反对军阀政治，是要用全国人民的力量，造成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但这并不是党纲上这样写了一条就算了事，一定要从实际上争斗的。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想一想，到底是我们同那个去争，因为军阀不肯给我们政权，所以我们要反对军阀，试问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当然是的，因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商团[13]都一样的要摧残我们爱国运动。若说我们要抛弃争斗，那就是抛弃民权。譬如以工会法的事体来说：广州已争到了可以获得工人自己的利益，而上海、天津、汉口等处还在争斗之中。一般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压迫工农阶级，我们就非去实行阶级争斗不可。若说这是共产党过激派的话，那我们就要问广州国民党政府之下，究竟能不能允许工会的存在？许不许罢工的自由？若允许的，是不是允许阶级斗争？若是不允许的，岂不是违反民权？所以国民革命第二个目标也就是阶级争斗。

　　三，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两大纲要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更明显更纯粹是一个阶级斗争了。孙中山先生说：资本主义之下，一定有阶级斗争，这斗争若要消灭，除非实行新共产主义。虽然中山先生也曾说中国患在贫而不患不均，但这是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消除阶级斗争，就要实现民生主义。若说中国没有不均，孙先生又何必提倡平均呢？我们深一层说：国民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当然是代表农工阶级的。那般资本家、大地主一见要平均他们的地权，节制他们的资本，他们一定要反对国民党，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

　　在这一方面看来，国民党只有反对资本家、大地主及一切特殊阶级，只有替农工阶级去实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民生主义。所以国民革命第三个目标，本身就是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国民革命是要站在阶级的地位上去实行阶级争斗的，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三方面的表现。我们再举一、二事实来证明：譬如辛亥革命是反抗满清贵族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失败了。他何以失败呢？就是没有推倒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士大夫阶级。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时没有无产阶级参加。当时虽有无产阶级存在，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党，农民也不知为自身利益而革命，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到了五四运动，因为这几年来中国稍有工业的发展，所以也就有工人运动的发生，而国民革命就有新的发展。自从二七事件[14]以至五卅运动，中间经过广州商团之役[15]，沙面的罢工[16]，上海、汉口、青岛等处的罢工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不是破坏国民革命？绝对不是的。譬如青岛的罢工[17]，引起了上海的五卅事件，有了五卅事件，国民革命的力量就有充分的表现。因为五卅的要求条件中，一方面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等，是反抗帝国主义，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一方面要求工人有集会、罢工之自由，这当然是阶级斗争，更是国民革命。因为没有工会，工人就不能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斗争。

　　近来工人都明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农民也有好几处同大地主争斗。这许多阶级争斗在辛亥革命时没有的，现在有了。在这种种阶级斗争中明白了他们自己与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大地主相对的利害关系，使国民革命中工农阶级成为重要基础。所以中国国民党真正要实行三民主义，非领他们去实行阶级争斗不可。在实际上看起来，阶级争斗不但不破坏国民革命，而且使国民革命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如果反对阶级斗争，就无异抛弃三民主义，而又反对国民革命。只有是以国民革命作口头禅的政客，才会说不要阶级斗争。

　　我们国民党中为什么会分出两种现象？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先要知道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方法：他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用外交手段召集什么华盛顿会议[18]、关税会议[19]；但是这些方法太明显了，还有很巧妙的利用中国军阀供给军火，或利用研究系[20]及国家主义者[21]，天天高唱反对赤化的论调。但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依旧高涨，显见得这些方法没用了，所以现在又想了一个最新最厉害的方法出来。这个方法，就是使国民党内部分裂，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的争执。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左派革命的力量分散，要用一部分力量来对付右派的反动行为。这是五卅运动的结果，也是国民革命发展的结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因为这也是阶级斗争。

　　我们国民党是主张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及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打破这联合战线呢？最好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论调。因为这一来就可以反对联俄，反对一切外国人，不管他是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一概拒绝，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减少力量而不至于完成。虽然党中有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曾有这样明白的表示，提出什么骗人的民族国际，而一样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阶级斗争是防碍国民革命的。但我们试看广州国民政府，允许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人民入党的自由，共产党可以存在，因革命的手段相同，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因阶级斗争使国民革命有长足的起步，这自然是帝国主义者很嫌恶的。而在上海就不然了，帝国主义者命令戒严司令部把工会一概查封，雇潘冬林这些人去做工人御用的领袖，使这个热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就很容易的解决了。我们在这一个观点上来看，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除了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22]、张作霖[23]以外，还有谁得着利益呢？并且这些右派所谓反对阶级斗争，不但在理论上站在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而在事实上又完全是帮助帝国主义与军阀。他们虽然在北京开了他们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24]，我们且不就纪律上说：如中央执行委员会须由秘书处召集，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开会等等；即在政治的意义上说，在开会以前，林森[25]、邹鲁[26]电汪精卫[27]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这不是表示反革命是什么？后来他们通电开除共产派中央执行委员的党籍，以中央执行委员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这未免太笑话了！他们又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且不准在国民政府范围内，行施职权。我们试问汪精卫那一点违背党纲？那一点对不起广东人民？他们都不曾说出。我敢说广东的工农群众，没有一个要汪精卫走；要汪精卫走的是谁呢？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照他们这种举动，事实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工农群众进攻。他们虽然说反对阶级斗争，却不知他们自身在实行阶级争斗。

　　现在国民党的发展与国民革命之伸张猛进，更加使我们明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我们试看五卅事件之阶级斗争中，国民党在广州增加了二三十万工农党员。戴季陶[28]说共产党破坏国民党，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岂非笑话！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要三民主义的实现，只有实行阶级斗争，领导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民族主义）；在军阀、官僚及特权阶级的手里，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民权主义）；领导工农群众，为工农阶级保障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向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实行阶级斗争（民生主义）。

　　有组织的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主要的力量。在五卅事件中，我们已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要把主义变成事实，如果没有这主要的力量，国民革命永不能发展而至完成。我们要做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革命的国民党员，除了担负以上三种责任以外，又要加上一种攻击右派反动分子的责任。因为右派这种反对阶级斗争，开除汪精卫，开除共产派，一件件都是要使国民党失了工农群众的信仰。

　　我们只简单的说，工农群众是否需要阶级斗争，改善他们生活的状况；现在的阶级斗争，还只是加资减租等运动，国民党若反对阶级斗争，若象戴季陶所说去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心，结果就会使工农群众完全失了同情。若以反对阶级斗争开除共产派党员，那共产派党员一出外去宣传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的主张，抹杀农工的利益，国民党那里还有农工阶级的存在？失去了农工阶级的同情，国民党还有什么力量；所以为国民革命计，为国民党前途计，不得不对右派反动分子宣战。我们应该认定这也是国民党工作之一部，是国民革命之第一步。

　　我们若分析右派的政策，就可以知道他们完全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的理论，尽管怎样高妙，说什么哲学基础，孙中山先生是继孔子之道统的；因为仁爱，所以不主张阶级斗争。但我们试问孙先生革命，是不是斗争？创设同盟会，是不是要争斗；我们再问什么人可以施仁爱？对资本家、地主、军阀可以施仁爱吗？这是对压迫者可以施仁爱吗？在这些地方，右派显然把革命的中山主义与贤人政治相混淆，把中山先生做封建时代的孔徒，使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变成劝圣主行仁政的保皇党。这是何等荒谬！中山先生个人确有高尚的道德，可是他是一个革命的领袖，绝不是希望他去行仁政。譬如上海小沙渡或杨树浦罢工的时候，国民党如果反对阶级斗争，应该站在那一边呢？工人一边吗？赞成阶级斗争了；不然，那就被资本家利用去欺骗工人，做了工贼。所以，我们如果是站在革命的地位，讲仁爱是讲不通的。

　　总之，我们要研究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应当去实行阶级斗争；使全国的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对于党中右派，我们就不能不取革命的行动，施以严厉的攻击。因为主张国民革命而却反对阶级斗争，这不但自己不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希望每个中山主义者，革命的国民党员，去实行阶级斗争而发展国民革命！

　　注释

　　[1]国民政府，指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由原大元帅府改组而成，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2]商团事件，见本卷第7页注15。

　　[3]陈廉伯，见本卷第95页注26。

　　[4]南京路上大流血，见本卷第181页注①。

　　[5]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6]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见本卷第192页注①。

　　[7]六国委员，见本卷第274页注②。

　　[8]租界上领事的裁判，见本卷第146页注⑧。

　　[9]总工会被封，参见本卷第371页注⑨。

　　[10]学生会，指上海学生联合会。

　　[11]保卫团，指上海商团。1911年3月由20多个行业性和区域性商团组合而成。

　　[12]第三阶级，指资产阶级。第三阶级，通称第三等级，源出于法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他们有纳税的义务，而无政治权力，与不纳税、享有政治权力的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其后无产阶级分离出来，称作第四等级，第三等级则成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语。

　　[13]商团，即上海商团。见本文注11。

　　[14]二七事件，即二七大罢工。

　　[15]广州商团之役，见本卷第7页注15。

　　[16]沙面罢工，见本卷第7页注14。

　　[17]1925年4月，青岛日商纱厂一万多工人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取得部分胜利。5月25日，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纱厂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联合镇压，造成青岛惨案。

　　[18]华盛顿会议，见本卷第210页注①。

　　[19]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0页注10。

　　[20]研究系，见本卷第132页注⑦。

　　[21]国家主义者，指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他们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并组织中国青年党。

　　[22]段祺瑞，见本卷第124页注③。

　　[23]张作霖，见本卷第140页注⑦。

　　[24]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居正、张继等14人假借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又称“西山会议”。会议通过了开除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中央部长职务，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等案，在上海另设中央党部，从事反共活动。

　　[25]林森（1867—1943），字子超，号长仁。福建闽侯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重要骨干。

　　[26]邹鲁（1885—1954），字海滨。广东大埔人。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参与发起“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重要骨干。

　　[27]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国民党左派领袖。1927年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1938年叛国投敌，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

　　[28]戴季陶，见本卷第340页注③。

　　(1)本文是作者的一次讲演记录稿，由上海大学学生马凌山记录，印成小册子散发。未见到最初版本，据内容推断，发表时间约在1925年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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