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瞿秋白

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日商纱厂六公司二十二厂三万五千余人的大罢工，从二月九日至二月二十五日，延长了已经两个多星期了。这是势不均力不敌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亲日派政府成立之后，早已加紧他对中国侵略的攻势。他有自己国内的海陆军，有上海会审公堂[1]里的“领事裁判官”，有公共租界的巡捕房[2]，有中国界内的警察厅，——直接压迫罢工的武器，已经是既强且多，然而除此以外还有间接的工具——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佣仆。

　　中国三万多劳动平民，一天做十二小时的工作，得二三角钱的工钱，吃寒饭，喝冷水，挨东洋老爷的打骂，今天假意说发什么赏钱，明天便扣罚工资，天天等着柴米烧饭吃，厂里却扣着钱两三个礼拜不发。受这种压迫剥削的劳动平民，素来做惯了恭顺的奴隶，如今忽然不恭顺起来，厂里正想开除这种“不安分”的分子，换用不识不知任人欺侮的女孩子（养成工）；谁知就此激起大同盟的罢工——从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十一厂起，蔓延到同兴、日华、丰田、大康、裕丰等厂。中国这些劳动平民居然开始和外国资本主义直接斗争了。

　　然而劳动平民有甚么势力呢？他们只有自己的阶级团结力。他们曾经参与过第一次伟大的、反日的民族斗争——五四运动；他们曾经是那时上海六三运动中的强有力的军队。他们这次反抗日本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同时还是继续着近年来继长增高的民族运动。所以他们于自己阶级的团结力之外，当然有要求一般中国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助力之权。何况这次罢工的本身，就是民族运动中新起的巨波，而且表示民族运动里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

　　然而近年来中国买办阶级的发展，使中国的民族运动遇见很大的障碍。外国资本家的佣仆，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唯恐外国财主失势之后，自己也没财可发，千方百计的帮着帝国主义，遏抑中国平民的一切运动。因此，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纱厂工人大罢工，恐怕也要受这种外国走狗的破坏。中国工人在这种困苦的条件之下工作，难道他们都是理想派的大亚细亚主义[3]者，能“克己自损”，饿着肚皮替日本人做工，绝不反抗，以保存所谓中日亲善，或梁启超[4]之所谓中日文化提携吗？当然不能的。难道要有人煽动才会反抗吗？也是一定不必的。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佣仆，居然异口同声的说纱厂罢工是共产党的煽动所致。中国人受着几十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听见“排外”、“仇洋”便自认为是中国“无知小民”的大罪恶，最近更加上了一过激派的徽号。帝国主义的走狗利用这种心理，所以要造那些谣言，使反抗日本侵略的纱厂工人罢工成立罪大恶极的赤化罪；以为如此便可以防止这次罢工扩大到普遍的民族斗争。其实，甚么是赤化？赤化便是革命。中国的民族革命，便是争中国的解放独立，使外国资本家不能奴隶中国人；这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眼里看来，便算是罪大恶极，便算是赤化。

　　中国劳动平民的实力，只有这种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谁要想借谣言作用，削弱民族运动，谁便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佣仆。

　　这次上海日纱厂工人罢工，显然得到上海一般公团的赞助，各种工人团体、学生团体、市民团体组织罢工后援会。甚至于《新闻报》[5]、《商报》[6]等都表示同情。本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输出剩余资本于中国，创办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占领中国的国内市场，这种帝国主义的利益，不但和劳动平民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和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相冲突。所以日本纱厂中的罢工很有扩大而成普遍民族斗争的可能。罢工工人虽然有三四万，然而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政治经济的力量，单单要压迫这三四万工人，始终是很容易的，只要拚着二三百万的牺牲，不愁组织未巩固以及女工占多数的罢工工人不屈服。他们所怕的便是罢工运动扩大而成普遍全国的民族运动。尤其怕工人所争的经济改善、待遇改善的些小要求，扩大而成国际的、政治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罢工工人的自力虽然弱，他们所受的非人的待遇，却真可以激起全国第二次大排日运动。日本资本家占领中国市场、遏制中国纱业发展的趋势，又很足以使中国跟着罢工工人的发难，简直提出取消日人在华设立工厂的种种特权之要求。此外，北京政变[7]之后，英美势力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间接打击，正在待时而动，想怎样灭杀日本的气焰。所以在罢工之初，日本人却有些恐慌。

　　因此，日本资本家应付这次罢工的手段，第一步便是放谣言，说某会某会（上海总商会[8]、中国纱厂联合会等资产阶级的团体）出资几万、几百万煽动罢工。同时，日本人的机关报竭力否认这次罢工的性质是单纯的排日的，而一定要张大其辞说罢工是排外运动、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制度的运动；日本人这种手段不但要使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立，而且要暗示英美帝国主义：中国工人排日的结果，便是排斥一切外国侵略及资本制度。因此英美的帝国主义者亦恐慌起来，大宣传其罢工工人赤化，并受苏联的金钱煽动等的谰言。日本资本家想造成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对付罢工的计划，居然实现。日人利用赤化的谣诼，便想掩盖自己虐待中国工人的罪恶，要使中国的“舆论”亦以为工人既受赤化，即使永久处于牛马、奴隶的地位，再受帝国主义的拘禁、拷打、屠杀、宰割，也不足惜。于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的消息也来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对马号也开回上海，“以备万一”了；小沙渡中国界的警察也奉令武装解散工人的示威游行了；杨树浦方面，更由租界捕房越界逮捕工会职员，中国警察与租界巡捕围攻手无寸铁的民众，鸣枪轰散工人的集会了；租界捕房对于被捕的人，私刑拷打惨无人道，都可以无所顾忌了。中国境内的日商纱厂虐待中国工人，以致激起罢工，还要用武装军警、非法法庭，施以残暴的压迫，而中国社会至今还没有丝毫抗议，难道中国人已经都甘心做亡国奴？难道帝国主义的枪炮、捕探真可以压制中国四万万人使空言的舆论援助却不敢表现吗？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止枪炮、捕探，他们还有制造舆论、箝制舆论的佣仆；刚正在警察巡捕高压的时候，上海《时事新报》[9]的社论里，有一位达仁老爷说：“日商纱厂敲打工人亦许是事实，然而工人决不值得因此而罢工，实在是小题大做，这完全是受共产党的过激宣传和煽惑。”上海市里及工人区域也发见所谓国民党护党委员会[10]和反共产主义同盟[11]的传单，同是这种造谣的口吻。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谣言，正要完全压制罢工，使社会上不敢帮工人说话——帮工人说话的便是罪大恶极的过激派。而《时事新报》的达仁君及所谓国民党护党委员会、反共产主义同盟，拚命帮帝国主义制造传布这种恐吓社会的谣言，岂不是助桀为虐逢迎帝国主义的奴仆！

　　向来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里，总有这种奸细替帝国主义尽力，卖国卖民，而在这次罢工里，我们看得尤其明白。我们应当说：中国平民不但当认清自己最大的仇敌是帝国主义；并且要知道：这些反对赤化，造谣生事，蒙蔽社会，使不敢奋起帮助纱厂罢工工人，不敢明显地要求取消帝国主义者在华之一切特权的“中国人”，都是我们平民的仇敌，都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

　　原载1925年2月28日《向导》第104期

　　署名：双林

　　注释

　　[1]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立的司法机关。租界内中国居民的民、刑事案件均归其审理，无上诉机关。

　　[2]巡捕房，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置的警察机构。

　　[3]大亚细亚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日本舆论界的一种论调，它实际上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日本帝国主义打着这种主义的旗号，声称亚细亚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等等，企图借此对中国肆行侵略扩张，独吞中国，而不容欧美帝国主义插手。

　　[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活动家。后流亡日本主编《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后改为研究系）；曾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又反对袁世凯称帝，策动和参与护国战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取敌对态度，鼓吹发扬所谓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5]《新闻报》，1893年英国人丹福士创办。1899年转入美国人福开森之手，与《申报》同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报纸。

　　[6]《商报》，1921年由汤节之等在上海创办，是一家以广东公所、宁波同乡会商人为经济支柱的资产阶级报纸。

　　[7]北京政变，见本卷第7页注16。

　　[8]上海总商会，1912年1月成立的上海工商资本家团体，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

　　[9]《时事新报》，1911年在上海创刊，为研究系的机关报。

　　[10]1924年12月，章太炎、冯自由、田桐、居正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宣言》，反对国共合作，重行集合团体，是为国民党护党委员会。次年初定名为辛亥同志俱乐部。

　　[11]反共产主义同盟，又称反赤大同盟。领袖人物是章太炎、尤烈、冯自由、居正等人，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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