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2)|瞿秋白

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2)

　　二、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与共产党之职任

　　少数党要求政治上的让步——只诺维叶夫谓仍取攻势——少数党的两头政策——知识界对共产主义之痛恶

　　（一）资产阶级之新策略

　　只诺维叶夫说，“虽然我指出种种敌党间之分化，却亦不是说，无产阶级独裁制已经处于绝无危险的地位”。新经济政策开俄国革命史中之第二章，政治上的危险，确实不小，然已大变其性质，共产党能明见此中因果，必可知所应付。

　　一年以来，敌视苏维埃之各旧政党，一方面趋于破灭分化，别方面却有新的力量渐渐团结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独裁制。真正的资产阶级力，虽已不在旧政党机关中，而在此新生的反动思潮里。立宪民主党之机关报《橹》说，“此新经济政策之‘私生女儿’（资产阶级式的思潮）发现之后，布尔塞维克到处碰钉子，天罗地网渐渐密布，固然现在网丝柔弱，不久便当日益巩固。莫斯科、彼得城各种书籍杂志出现，其中可见很急激反对苏维埃的精神，尤足见布尔塞维克的革命丝毫未得胜利。布尔塞维克的革命快完了，不论是文学小说、剧院、音乐之中，除可恶的‘亦已’派[23]外，却已发生正当的倾向，请‘你’（十月革命）滚蛋罢。”

　　当然也不至于如此危险，那所谓“天罗地网”，未必见得如此巩固，然而敌党的声言，却亦有几分真理在内。新经济政策之中，政治上的新诡变，正在于反对苏维埃派中有组织重建之趋向。其中有极大的崩裂分化之动象，却亦有暴生偶现之毒菌。反苏维埃派，无形之中转辗谲变，趁此革命之新步骤，有缝必钻，有隙必乘，欲利用苏维埃政权下之公开的可能，以自遂其目的。

　　一九二二年已见一九一七、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所绝对不能发现的现象。虽然新经济政策第一年之结论，并无可悲观之处，却亦有许多现象，不得不注意研究，以求及时整顿之办法。

　　凡反对苏维埃的党派，少数党等，有一共同的宗旨，“经济上的让步之后，请速行政治上的让步。”

　　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一九二二年春，见秋白通信第四封[24]）绝对的答复，就是，“经济让步，至此为止”。对于政治让步，共产党早有确定的态度。现在呢，只诺维叶夫说，“我们更可以说得明白些，——经济上的让步至此为止，政治上的攻势仍在继续。”所谓政治上的攻势，当然不一定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时的形式。一九二二年，自然不用一九一八年之进攻方法，经济上既废“军事的共产主义”，政治上自亦有新方法，此等新方法，当能与资产阶级政党之策略相应。

　　苏维埃派的新策略，乃在于利用，“苏维埃政治下之公开的可能”。共产党固然这几年来在政治上，已经大大的破毁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之势力，然而还不能说，完全取消此等政党。所以现时，此种进攻政策仍当继续，可以先一看反苏维埃派的谋划。不久以前，《社会主义新闻录》中，少数党始令各地党员道，“你们应当自立于苏维埃宪法上行动，为公开的社会主义对抗派的政党，不得用武装斗争之手段，否则，‘反动’潮流反将因之而大盛。”哼，一九二二年春，少数党中央委员会说的是这样的话。一九二一年春呢，他们曾经公然的帮助克龙史泰之乱[25]（见李续忠一九二一年通信）。此中可见别有诡计，想利用公开的可能而已，“立争公开的可能，提出局部的要求”，就是他的奸猾的新计划。

　　固然，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的策略不仅止如此简单戆直，他们有“两头政策”，一方面要利用公开的可能，一方面仍在大言不惭的鼓动，自命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呢。

　　（二）老招牌与新货物

　　少数党等既有此“两头政策”，“真正工党”与“立争公开”，我们就可以一考政纲与策略间之关系，及其对于苏维埃政府之影响。那政纲上之绝不调和的态度，大言不惭，自命“真正工党”之“左派”色彩，其实是外强中干。少数党，社会革命党，已经屡次大失工人群众之信用。他们这种大话，只能当得放空枪，即使非共产党的工人，也要笑他们无耻。工人群众这几年来已经大增其经验，造成一种社会的情形，非常之有价值。此所谓“现实派”的心理，在社会革命中是人类文化进步之基础。

　　现在的俄国工人群众的心理，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旧态了。你们单是允许他，有什么理想政治，他睬都不睬你们。工人群众自己有批评论断的力量，多年的革命内战，锻炼出来此种真觉悟。他们知道什么是可以的，——非办到不止，他们亦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的，——用不着胡闹。所以社会革命党及少数党之“左派色彩”，对于苏维埃政府，不十分危险。工人群众的心理，求饱暖安居及学问知识，新经济政策既开始恢复经济，自当努力满足此等欲望。而所谓“左派”，更无从鼓动，“左派”的论调流于空想，本来绝不能得工人的同情。至于“立争公开”的策略，却比较有危害得多。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既然现在反过来自命为“十月革命派”，已经往往提出局部的要求。在学校之中主张学校自治。在农民之中，主张国家实行“借本制度”（恢复农村经济）。在赤军之中，主张六个月的军役期限。在职工联合会中，主张以战前金卢布为工资单位。——他们要想以此种局部的要求引起群众运动，反对苏维埃政府，他们已经不说推翻苏维埃了。这是一年来之新景象。此种新策略，必定渐渐加盛，而完全噤口不谈“工党”的“左派本色”，却是比较的合于现时俄国阶级相对关系之手段。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必与之迎合，不顾大局而强行要求。欲以此难倒劳农政府。我们一看下列的实例，就可以见此中的真相。譬如说，公开的集会结社，一九二二年以来，有种种学会、商人会议等。此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尤其实显，虽然不能说一定。究竟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有何等组织，在此种公共集会中，然而他们的策略却往往于此实现，此中蛛丝马迹自不难见。

　　全国医学会议中，有一医生说，他们是纯正的民主派，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围城”中。女医生谷尔维次[26]，甚至于说，霍乱症固然危险，可是那“共产主义的围城”尤其危险。全国农学会议中，此种论调更多，大致而论，大学教授反对苏维埃政府非常之厉害。此种职业，人数并不多，全俄大学教授仅仅五千人，如加以高等学界各种职员，也不过一万二千人，然而却是很重要的。

　　凡此一切，公共集会，高等学校之中的“公开的可能”，一九二二年以来，少数党的策略已经显露，力谋利用。固然此等处所，可以绝无少数党的组织，而且大学教授、学者之中，为苏维埃政府办事，力谋俄国文化之增进者，也有不少人。然而此种阶级性的“空谷足音”足证反革命党所持策略，却有所依据。

　　（三）资产阶级的舆论

　　资产阶级，死灰复燃，虽然经济上一年以来发展的有限，而思想上却大有活动。共产党忠于无产阶级，即行经济的让步，然亦因忠于无产阶级故，决不行政治的让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劳农阶级十月革命所得胜利，却非为资产阶级“造谣自由”而设。新经济政策行后，私人的印刷局、印书馆渐渐发展，凡为文化之助者，苏维埃政府固然不禁止，然而违背宪法者，亦不能任意胡闹。一年以来莫斯科私人印刷局已有三百三十家，彼得城亦有八十七家，外省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当然，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正希望文学发达，科学昌明，殊不知道，资产阶级却趁此机会而大制造其“舆论”。

　　彼得城大学[27]教授莎乐经[28]（Sorokin）的一篇论文中，竟说及知识阶级对待劳农政府应取英美的态度，——就是“尽可以参与俄国事情，而绝对不管他是劳农政府不是，只当他没有，要怎么办，便怎么办”。又有一资产阶级的杂志《经济学家》上，大学教授塔尔勒（Tarle）[29]论及柔鲁会议（Genua）[30]，——他竟不但反对苏维埃政府，甚至于反对英国政策，而完全赞成法国的强逼还债的恶毒手段；《经济学家》杂志，本是一班立宪民主派的学者所组织的，现在已经封闭。再则，有一种类似于童话的杂志《清晨》，忽然发表以前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员伊兹谷叶夫的文章，论社会革命党案及暗杀问题，他说，“暗杀亚历山大第二固然不好，暗杀列宁也是不好……”等等制造空气的话。

　　甚至于诗界，女诗人纪朴比伍斯在“日记”集中写道，“总有一天，我们将‘这些东西’（布尔塞维克）塞口堵喉，……”此种反动的思潮，正与少数党等筑就那反革命的基础。

　　（四）知识阶级之分化

　　一年以来俄国知识阶级中发生一派“以代罗针”——协助劳农的思想，记者于赤讯第十二封已经详叙[31]。此处只诺维叶夫亦曾提及，并谓“以代罗针”派明明是知识阶级中的分化，除此外，还有种种过渡于此派的形式，必需颇悉此种思潮的内容，才能了解共产党所当取的态度。据只诺维叶夫所引俄国两名士的论调，——他们虽还不是“以代罗针”派，却足以灼见知识阶级的思想。

　　第一，是一立宪民主派蒲尔茨苦斯[32]。他说，现在新经济政策之期，俄国农民问题得以解决，贵族阶级的地主，因十月革命之胜利而终结了他三百年的历史，从此消灭于无形，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却谈不到。以新经济政策为名，而恢复旧私有制度，国家经济亦因此而得发展。不过此后的发展，已非仅少数人的幸福，幸福当可及大多数的民众，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阶级。

　　第二，是列慈聂夫[33]，自命为苏维埃派的。他更有特别的规定，造作出不少政治学上的新术语（！），他说，“不是革命，亦不是反动，却是，革命的守旧主义。”革命在他的眼光中看来，即使是社会革命也只有破坏力而无创造力，他以为独有新经济政策才真是“革命之自限”，“共产主义之自决”，乃有“民众之经济的自决”。而同时自当有“知识阶级之思想的自决”，共产党应时势之所趋向而求援手于农村，更不得不起用知识阶级的科学家技术家，以达经济建设的目的。于是他的结论乃是“前是客观当成后日之主观”，当知所谓“主观”“客观”确有深意在内，可能他们的赞助苏维埃政府别有用意。只诺维叶夫对此问题的结论是，“于此可见，‘以代罗针’派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化中固然有极大的作用，然而却不能不知道，其中确有反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少数派同其声调。我们绝对不拒绝同他们协作，同时只当时时警觉此中的危机，自然能达经济建设的目的，而防御资产阶级式的思想之浸入。”

　　（五）共产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

　　协作社之组织，当然偏重于经济方面，当然也不少政治上的动机。去年夏天开全俄农村协社大会，八十四个有议决权的代表中，有三十二个社会革命党，二十五个立宪民主党及帝制党，二十一个无党派的，而只有两个共产党，老协作社家沃尔录夫在伦敦著一部《俄国协作社复活之始》中言，“消费协社之中，他们全靠工人为后盾，所以在消费协作社里很不容易排挤共产党，至于农村协社却不相同，这是我们的。”

　　假使希腊教的教会是帝制派的巢穴，则农村协社正可为伪社会党的舞台，即少数党、社会革命党之新策略于此更得适当之发展地。然而共产党也并不是想禁止农村协社，经济生活之中的既有进步的效力，更应当竭力提倡，——不过当努力争取其中政治地位，养成共产党的协作社人才而已。

　　（六）综观——政治生活之四大区域

　　综观上述，可见资产阶级经济上虽在新生时代，而政治思想上，旧俄时代之余澜，却已有高潮拍岸之势。现今苏维埃政治，劳农独裁制之正轨制度，较之各国资产阶级独裁制，其实大加宽大，——虽法律范围内之公开的可能，本是当然的，而革命党却乘机利用，如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之公共集会，资产阶级的出版界，高等学校，生产协社等，遂成俄国现时政争的四大区域。而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利用此种公开的可能，以为从中破坏的着手处，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自当预有防范。

　　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说，在前俄皇政府内阁大臣斯讬勒宾[34]统治之下，我们曾利用公开的可能，以为颠覆政府之手段，现在为什么不能利用呢；他们可不留意此中有“小小的”区别，现在的执政党，是工人的政党，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能明见此中因果关系，而为之防范。

　　（七）共产党之职任

　　只诺维叶夫说，共产党今日之职任，首先当在于巩固内力，一切经济行政步步随时注意改正。脚踏实地的真诚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阶级之利益，勿使敌党有所乘而进。至于应付此种“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又当有四层不可轻忽的职任：

　　第一，当明见此种望机，详密情察其动机内因。

　　第二，当分分等第，观思潮变动中，何者接近于苏维埃政纲，何者纯粹敌视无产阶级。

　　第三，一，当注意，公共集会，二，出版界，三，高等学校，四，协作社，——多选才智相当的共产党人才，渗入此四大区域。凡表友谊于苏维埃政权者，当竭尽方法以罗致之，不论其资产阶级色彩是否完全洗净。而真正的知识阶级，代表人类文化的先进，必定受此伟大革命的震荡，已失其旧人生观之根据，而转向“十月革命”之旗帜——可以尽量以诚意相见，消弥敌意于无形，而共产党人才之与共同工作者，大多于理论上实践上力求真己的胜利。

　　第四，当继续用镇压政策，在法律范围以内的“公开的可能”，不可为资产阶级的政客所利用，而滑漏于法网之外。各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显然可见，共产党既须努力增加人才，以为理论实践上之竞争，若遇显然的反革命运动，不觉仍力行镇压政策（譬如当初西伯利亚之协社总会，曾助哥尔察克[35]以基金几百万金卢布），其他亦然。

　　（八）只诺维叶夫之镇压政策观

　　只诺维叶夫于报告中，屡次解释明白，俄国政治现象之基础，并言镇压政策本无大用，仅足以为军事时期之非常处分不得已的办法。一九一八、一九一九的时候，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不愿意了解“十月革命”，用武装暴动的手段反抗苏维埃政府，劳农阶级当然以相当手段相对付。现在一九二二年，新经济政策，自有合于时宜的办法，——注重于分裂反间敌党，令其明了世界文化之进程者，自然而然倾向于劳农政府。况且小资产阶级的无组织性，异常之显露，虽然日益增长发展，其实无力巩固团结，苏维埃政府苟能及时利用，必收政治上的良果。虽然如此，在必要的时机，仍有用镇压政策之可能。只诺维叶夫且说：

　　至于完全否认镇压政策，我们是不应当说的。当时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对于我们也曾用镇压政策，而无成效。为什么，因为我们能代表工人阶级及一部份农民阶级的利益，时机成熟，又真能表现群众的要求，实际生活助我们的成功，我们也能见国内成熟的机运，所以他们的镇压政策不但不能服我们，反而帮助了我们。然而，为什么我们的镇压政策能消灭他们呢？因为他们，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是革命之“明日黄花”，当一九一七年七月之役，社会革命党及少数党镇压布尔塞维克的暴动，而终归失败，“方炽的火焰又从而煽了，必烘然大旺”，而现在呢，旧政党之“垂尽的余烬，自可一扑即灭”。因此我们也不否认镇压政策，不过现时的镇压政策已与军事的共产主义时不同。当时我们能及时运用政权，在国内战争最热烈的时候，恰为最果决的政策，现在呢，我们已能不取纯粹的机械作用的办法，而可以用比较复杂的策略。

　　只诺维叶夫此篇演说，以之与“社会革命党案”并论，很能见一年来俄国政治现象之诡变。愿读者与前两次通信参观，并查赤讯第十一——《社会革命党案》，便可略悉“十月革命”之五年中俄国政党的变态。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郭茨，见本书第360页注14。

　　[2]谢米诺夫，今译谢苗诺夫，见本书第360页注20。

　　[3]郭诺朴列华，今译科诺普列娃。

　　[4]Les socialistes revolutionnaires，法文：社会革命。

　　[5]只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书第227页注69。

　　[6]以代罗针派，今译路标转换派，见本书第367页注①。

　　[7]即本书所载《知识阶级与劳动国家》一文。

　　[8]《社会主义新闻录》，今译《社会主义通报》（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在国外的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

　　[9]马尔讬夫，即马尔托夫，见本书第228页注76。

　　[10]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早期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起来。右派和“中派”修正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窃取了领导地位后，使第二国际蜕化变质，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奴仆。

　　[11]第二半国际，参见本书第352页注②。

　　[12]斯德鲁维，今译司徒鲁威（一八七〇——一九四四），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立宪民主派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3]负荆请罪，语出《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原文为：“廉颇闻人，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请罪。”后以“负荆请罪”表示向人认错赔礼。

　　[14]此处“《橹》（Rul）”，俄文原名为Рул，意为“方向盘”，今译为《舵轮报》。

　　[15]伊凡诺维茨，今译伊万诺维奇。

　　[16]《霞》，今译《曙光》，是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柏林出版的孟什维克刊物。与列宁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在斯图加特创办的杂志同名。

　　[17]伊凡第四，即伊凡雷帝，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一五三三——一五八四），第一个俄国沙皇。

　　[18]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俄国沙皇。第一个全俄皇帝。

　　[19]倍尔，今译贝尔。

　　[20]克伦斯基，见本书第119页注⑦。

　　[21]维克新第叶夫，今译阿夫克先季耶夫。

　　[22]赤尔诺夫，见本书第306页注22。

　　[23]八日《真理报》对此流派作了批评。

　　[24]第四封通讯，即本书《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一文。

　　[25]克龙史泰之乱，见本书第226页注58。

　　[26]谷尔维次，今译戈尔维茨。

　　[27]彼得城大学，即彼得格勒大学，今列宁格勒大学。

　　[28]莎乐经，今译索罗金。

　　[29]塔尔勒，今译塔尔列。

　　[30]柔鲁，今译热那亚。热那亚会议，见本书第337页注①。

　　[31]第十二封通讯，即本书《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一文。

　　[32]蒲尔茨苦斯，今译布鲁茨库斯。

　　[33]列慈聂夫，今译列热耶夫。

　　[34]斯讬勒宾，今译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俄国反动政客。一九〇六年起任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后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

　　[35]哥尔察克，见本书第104页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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