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谈谈《三人行》

谈谈《三人行》

　　当我们读完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们最初的感觉就是：这篇东西不是一口气写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因此，在全部的结构方面，我们不愿意再来详细的批评。例如，这篇小说的开始也许离着满洲事变很远呢，而最后方才很偶然的用满洲事变来点缀一下。照出版的年月推算起来，写这几段“点缀”的时候，最近也总在一九三一年的十月间。而小说结束得这样匆促，简直没有发展对于新起来的反帝国主义高潮的描写的可能。一切都是局促的，一切都带着散漫的痕迹。

　　《三人行》的题材本来是旧社会的渣滓，而不是革命的主动部队。这并不要紧。革命的部队也需要看一看敌人势力的外围是些什么样的家伙，是个什么样的形势。问题是在于《三人行》的立场是否是革命的立场。

　　不错。《三人行》里一个姓柯的说：

　　从前的痛苦是被压迫被榨取的痛苦，现在的，却是英勇的斗争，是产生新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一阶段……你以为新社会是从天上掉下来，是一翻掌之间就……划分

　　为截然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么？

　　这是《三人行》作者的立场，作者是从这个立场上企图去批判他所描写的三个人。这是革命的立场，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立场。这固然和作者以前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的立场不同了，——所以说《三人行》是三部曲的继续或者延长——是不确的。然而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

　　《三人行》之中的三个人是谁呢？一个是贵族子弟的中世纪式的侠义主义（姓许的），一个是没落的中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叫惠的青年和馨女士），一个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叫云的青年）。作者要写他们的破产和没有出路，写农民的子弟怎么样转变到革命营垒里去。姑且不论作者的写法，——是脱离着现实的事变，并且没有构造一种假定的事变来代表社会的现实，而只是为着这三个人物描写一些布景，这本来是机械主义的公式的写法，而且是没有中心的，没有骨干的。这姑且不去说它。

　　只说作者所要写的“三个人”罢。

　　第一个“人”是侠义主义。这里的姓许的算是要“为着正义而斗争”，他用他个人的力量去救几个苦人，他还想暗杀摆烟灯放印子钱的陆麻子。作者把他的无聊、可笑、讨厌，他那种崩溃的书香人家的颓伤精神，都还写得露骨，相当的透澈[彻]。这种英雄好汉的侠义主义，在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些妨碍着群众的阶级的动员和斗争，在群众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义——等待英雄好汉。这是应当暴露的。

　　可是，第一，这种侠义主义，并没有发生在现实的崩溃的中国贵族子弟之中，而在于平民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青年，尤其是在失业破产的流氓无产阶级，各种各式的秘密结社，——畸形的侠义主义表现在现实的所谓下流人的帮口里面。而中国的贵族并没有忏悔，并没有干什么侠义的行动（勉强的说起来，除非是五四时期的“往民间去运动”，那可是和“九一八”事变隔着两重高山呢）。中国的贵族子弟至多只会梦想要做诸葛亮和岳飞，想把骚动起来的民众重新用什么精忠贤能的名义压下去。第二，因此，作者描写的姓许的截然分做两段：一段是颓废而无聊的讨厌家伙，一段是干起侠义行为来的傻瓜，这两段中间差不多看不出什么转变的过程。即使有，也是勉强的。中国的书香贵族子弟本来就只会颓伤，不会侠义。勉强要他侠义，他也就决不会去暗杀皇帝和总长（像民意党那样），而只会想去暗杀什么燕子窠的老板。多么可怜！《三人行》之中的姓许的可怜，而《三人行》的作者就在这方面也是部分的失败了。

　　第二个“人”是虚无主义。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所谓商人，当然不是现代式的上海工厂和公司的老板，而是莫名其妙的“商界”：也许是钱庄当铺老板，也许是做南货业洋广杂货业的，也许是什么小作坊的店东……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在没落的过程之中，他们愿意人家用“小”字称呼他们，这是“小”老婆的“小”字，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小”字。这种商界子弟，看看生意经轮不着他们这一辈人做了，世界上的一切都黯淡下来……自己的力量是异常的小（这可是真正的“小”了），而又要在“夹攻中奋斗”！所以由他们看来，两边都不好：

　　一切都破弃了罢，一切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一切好名词都只是骗人。……一切都应当改造，但是谁也不能被委托去执行。

　　这就是惠的虚无主义。对于他，旧社会是应当改造，而革命又太丑恶。那种笑骂一切的态度，可以用来“安慰”一下群众，也正可以堵住革命的出路，因为革命也“只是骗人”罢了。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因此拼命的发展着这种虚无主义，企图笼络住群众（谁大致看过民国元年直到现在的礼拜六派李涵秋之流的小说，他就可以知道）。

　　这种虚无主义是用打破一切信仰的“高超”态度来巩固对于现在制度的信仰。这的确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值得用力来打击的。

　　可是，《三人行》之中对于虚无主义的攻击太没有力量了，仿佛是打人家一个巴掌，反而把自己的手心打痛了似的。第一，作者描写惠和馨，写得叫人怜惜起来，这是最粗浅的读者也觉得到的，而读者之中的大多数正是这种粗浅的看法。惠在小说里面差不多没有行动，只有言论。因为他不行动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受着什么“现实”的紧箍咒（看原书一一五页）。于是他的言论越发显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例如他“对于一切都摇头”：什么“诉之公理，静候国联解决，经济绝交，革命外交，对日宣战，以至载货汽车中拿着青龙刀丈八蛇矛的国货武士的国术”。作者对于这种虚无主义的半面真理，只借着云的议论来反驳他，可是，你驳尽管驳，而读者觉得惠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因为他的“夹攻之中”的阶级立场并没有显露得充分。第二，惠的虚无主义因此就没有转变的必要。作者写着他稍稍修改了自己的“政纲”：说可以委托去改造社会的人“虽然一定要产生，但现今却尚未出现”。这样一个“稍稍的”转变，已经是等于不转变的了，而这篇小说之中的一切却连这个“稍稍转变”的原因都没有解释。惠后来发狂了，但是为什么发狂？在小说里所写的一切，并没有使他发狂的力量。总之，这个从虚无主义走到“光明在我们前面”的过程是找不着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三人行》的暴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失败了。

　　第三个“人”是市侩主义。这在作者甚至于自己都没有觉察的。“三个人”之中的一个，云，就是市侩主义的代表。云是很切实的实际主义的人，他反对一切大道理，他主张“生活问题比什么都重要些”。这是市侩对于人生的态度，坚定的打破了一切信仰的利己主义，不要多管闲事，不要多讲道理，要好好的勤恳的忍耐的下一番苦功，往上爬，总有一天出头的日子。这种所谓勤恳是不反抗的意义，所谓忍耐是顺从那些卑鄙龌龊的“社会律”的意义。这其实就是虚无主义的背面，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意识领导小资产阶级的表演。虚无主义的目的本来就是要群众抛弃研究大道理的“妄想”，而各自去管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这也是市侩主义的基础。云的家庭是该着五十亩田的农民，有时候还能够雇用几个短工，即使不是富农，至少也是接近富农的中农。但是，我们就假定是这样罢：这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这是穷苦的，可是还能够过得去的小百姓。他们不在“夹攻”之中，因为革命对于他们只会有益处，结算起来总是有益处的，不会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害处的。可是，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尤其是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生活，使他的眼界特别的狭小，他的志向特别微小，他的乡下人自以为是的自信力特别坚强，又在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笼罩之下，于是乎成为标本的不革命主义，——正是不革命，而不是反革命。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阶层正在迅速的转变，而且不止一次，他可以转变过来又转变过去。反映这种转变，在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怒潮之中，的确是普洛[罗]文学的一种重要任务。这就要同时极有力量的揭发市侩主义。

　　然而《三人行》的作者却根本没有提出这个任务。第一，《三人行》的头几段简直是用云做正面的主人公，他的果断的坚决的口吻，劝告许的一些市侩主义的议论，差不多是句句要读者佩服他。直到他转变之后，他还是替市侩主义辩护，他说：“世界上有一种人，尽管愚蒙，尽管顽固，可是当‘现实’的紧箍咒套上了他的头颅以后，他会变好，例如我的父亲。”《三人行》的全篇对于“愚蒙顽固”的市侩主义并不加以鞭笞的，而只不过认为是很可以变好的材料罢了。第二，就是这种变好的过程也是没有的。固然，云家里的田地被绅士抢去了，因此云要革命了。然而，在这件事以前的云是一个标本的市侩主义，一个绝对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他的革命性是突然出现的。关于他以前就模糊的认识社会改造的必要，只有后来的一句描写的句子，而在他以前的行动和言论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

　　为什么？因为：一则《三人行》的创作方法是违反第亚力克谛——辩证法的，单就三种人物的生长和转变来看，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二则这篇作品甚至于非现实主义的。

　　只有开头描写学生寄宿舍里的情形，还有一些自然主义的风趣。而随后，侠义主义的贵族子弟差不多是中国现实生活里找不出的人物；

　　虚无主义的商人子弟又是那么哲学化的路数，实在是扩大的，事实上这种虚无派要浅薄而卑鄙得多；至于市侩主义的农民子弟，那又写得太落后了——比现实生活中的活人和活的斗争落后得多了。甚至于几个配角，像馨女士和丫头秋菊，也有些“非常之人”的色彩。这篇作品之中虽然没有理想的“英雄”，可是有的是理想的“非英雄”。

　　而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场，就没有能够在艺术上表现出来。反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占了胜利，很自然的，对于虚无主义无意之中做了极大的让步。只有反对个人英雄的侠义主义的斗争，得到了部分的胜利，可又用了过分的力量。

　　如果这篇作品可以在某种意义之下算作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收获，那么，也只在于它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并且在它的错误上更加提醒普洛[罗]文学的某些任务，例如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必须正确的运用起来，去对付敌人的虚无主义等等的迷魂阵。再则，就只有零碎的片段——揭穿了那些绅士教育家等等的假面具了。如果《三人行》的作者从此能够用极大的努力，去取得普洛[罗]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那么，《三人行》将要是他的很有益处的失败，并且，这是对于一般革命的作家的教训。

　　然而，茅盾在现在的一般作家之中，不能够不说是杰出的，因为他的思想的水平线和科学智[知]识的丰富，超出于许多自以为“写实主义文学家”之上。

　　（一九三二，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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