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唯物主义Ⅸ

Ⅸ

　　罢尔德接着说道，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十分戆直，以为‘道德亦是经济关系简单的反射，当然这种意见绝无根据’。”读者当注意，罢尔德趁着市侩的“道德热”，竟乱骂；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只限于：道德的人生观为经济发展奋斗之反映而已。罢尔德却说，道德观念与宗教相同，都是以宗教的出世间的感悟而得，以自力证实其行为。他确实断定，宗教的来源，离经济非常之远。然而他亦说，经济影响及于宗教，亦是可能的事；——他都没有下证语。——对于马克思的意见表十分的不赞成。他以为历史的事实正相反，——宗教在经济上的影响很大很大。“在东方民族中此种现象尤甚；宗教的教师，占有特权，因宗教之力，得其他人民之贡献，竟完全从事于智力的劳动；既如此，国民经济生产一部分之分配完全依宗教而定。而希腊、罗马的私人农业经济者难得有对于传教师之责任义务；基督教之后，才返于‘东方’式的分化，新造一种神权阶级，因此一部分的经济幸福竟为宗教行为之报酬，不久而传遍于神权阶级。”——这是罢尔德的论调，我们当步步紧随以为讨论之资。

　　他似乎绝对没有问一问：东方此种分化何自而来，基督教何为而返于“东方”。照罢尔德自己说，他读过《资本论》应当知道书中有一句：“应有推算尼尔河[54]泛滥期候之必要，故必造成‘术师’的统治权力——他本是农业的指导者。”而罢尔德竟没有注意，更可奇怪。其他东方各国之犹弗拉底河、蒂格尔河[55]、黄河、长江亦与尼尔河相同，有极大的影响于文化。俄国学者美刺尼夸夫（Metchnikoff）[56]说：“此‘乳母的河流’，能使互相仇视的人民相连相合，盖因有死亡的恐怖。此等河流使个人勉为公益事业，依公同的计划，——竟有为习于‘自然之死’的民族所绝对不能了解的。这就是崇拜山川的真因，——大河之神，能生死人发诰命，地的隐秘，仅有少数天纵圣姿才能知晓，而令‘自然之死’者，俯首从命。”(32)既如此，东方术师阶级特权之造成，正赖经济条件之影响，而并不是（如罢尔德所断定）“赖宗教之力”。并非宗教确定经济关系，而为经济关系确定宗教。

　　为什么“基督教”返于“东方的分化”呢？为什么基督教造成“牧师阶级”，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二分之一的总收入，三分之二的财富都归于神权阶级之手呢？——罢尔德看着正奇怪。哼！假使罢尔德不以考茨基著作为“非科学的”，他也许不至于暴露他如此可怜的蠢态！

　　日耳曼人初次入罗马时竟见教会为“凯萨”之遗产，为维持国家不至分裂之机关，为帝国时代末年生产方法之代表者。无论这种国家制度如何可笑，无论这种生产方法如何衰落，始终比当时野蛮人日耳曼族的政治经济强得多。教会始教日耳曼人经营较高的农业生产：寺庄制度直至中世纪尚为农业经济中之模范。教会中人在日耳曼是野蛮人之艺术的及精细手艺的教师。在教会保护之下的，不但是农民，还有城市居民的一大半。——当时城市尚弱，不能没有别方面的辅助。至于商业，尤受教会的荫庇，大的市集，往往开张于教会之中，或在教会附近。中世纪之间“商道”、“驿路”的交通，亦仅有教会能尽力整顿，而寺院的招待旅客，尤便行旅。有几处教会之招待行旅，如亚尔扑（Alps）山岭间之过道，差不多纯系为商业关系之便利。……至于中世纪科学全在于教会，全欧纪录典籍之掌管，外交人才之挑选，工程师、历史家、医师等都出于教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人的物质生活，由此而及于精神生活，纯自教会而出。日耳曼民族之酋长、军事长官，甚至于自治中之里长（民治派的），赖教会之力而成君主；君主治民之权越大，而教会控制君主之势亦越盛。君主渐成教会掌股之间的玩物。于是昔日之教师，今日一变而为发施号令者。(33)

　　教会从此如何利用此种权势而谋利图富，罢尔德亦可以在考茨基书中求之。那时罢尔德先生就能懂得：“基督教”是封建的生产方法所分出来的一部“经济上的幸福”，以为“物质的对象”，并非仅为宗教事业（此罢尔德所言），而是生产管理的支部，照逻辑说当是如此。资产阶级生产方法发生，因此此种“生产管理”，渐成赘疣，而反对教会的“经济幸福”之抗议，亦日益盛。依思想上的人生观而论，新教，所谓“抗议派”的教义（Protestantisme耶稣教），本是恢复原始的基督教、宗教信念、内觉等，——一部分确是如此：宗教改革时代的经济革命，使德意志民众窘困穷乏得不堪，他们宁可忘记自己地上的（人间的）幸福，而冥想鬼神、天堂的乐况及地狱的惨苦；比中世纪乐生主义的罗马教较切合于现实生活中的感觉。假使照罢尔德先生的话，此一“基督教”之供养神圣的“宗教事业”，当得更多的更丰富的“物质对象”；然而实际上大不然，——“新约派教会(34)有饿牧师”，已成谚语。

　　至于罢尔德论十字军一节，我们暂不谈及，因为考茨基于此问题已有详尽的论述。然而我们于最后的争点上还得详细一论。——罢尔德总想证明“宗教于一切生活过程中都有‘规定者’的地位”。他举所谓无可辩驳的铁证：“两民族各方面都极相似，独所信宗教不同，而其事业之发展各异，生活状况亦因之而不同。”举例则为沃斯曼人（Osmans）[57]及马第亚人（Madias），此两民族血统相近，同居于都朗低原（Turan，即土耳其斯坦），先后迁入欧洲：沃斯曼于九世纪末，而马第亚于十二世纪。先二百年中沃斯曼文化已高于马第亚，后忽大衰落，而马第亚则经济上政治上都已成进化的民族，前途尚颇乐观。因为以其他方面而论，沃斯曼的环境都比马第亚好，所以只能以两者所信宗教之不同，来解释此中的因果。马第亚所信为基督教，精神上的能力因之增加，而精神方面的发展也自然愈高；而沃斯曼则信内容较低浅的“以色列教”，故不能与基督教民族相竞争。罢尔德所说如此，此处许多蠢话，我们也不必一一批驳。譬如说，都朗低原之居民，本是极繁杂的混合种，中间有德国人、犹太人、斯拉夫人、路美尼亚人[58]、马第亚人，此移居于匈牙利的民族，繁杂血统关系，已到极点，而罢尔德当他是纯一血统的民族。虽然马克思研究这一问题，比较起来，比罢尔德总稍为有根据些，我们本很可以引申他的意见，而来分析研究：土耳其、匈牙利两国民众，精神上的，智识上的，道德上的“衰落”，谁比较的利害些；——然而离题太远了；马克思曾致书于黎白纳马德(35)说，土耳其之农夫，亦自然是说土耳其之民众，是“欧洲最有能干的最有道德的农民阶级之代表”。(36)而要驳倒罢尔德的前提，只须一指世界史上共认的事实，——罢尔德当然亦知道的，——就是：全中世纪时代回教文化绝对高于基督教文化。罗马海仑文化〔中世纪罗马帝国为古希腊文化之传统；而希腊古文化，因巴尔干半岛通称海仑山脊（Hellène），故名海仑主义（hellénisme）；因此中世纪之罗马文化，有此名称。〕他有三大文化支流为其源泉：（一）罗马日耳曼文化，（二）希腊斯拉夫文化，（三）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文化。而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文化，正为古代典籍中之数学、天文学、化学、机械学、医学之智识。科学中心不在罗马，亦不在君士但丁堡而在亚历山大。以宗教而论，则罗马日耳曼文化以罗马教为代表，希腊斯拉夫文化以希腊教为代表，而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文化则以“以色列教”。假使罢尔德老先生的论调而可信，那么我们论及中世纪，应当说：“以色列教能增加精神上的能力，而基督教精神上的内容较低浅，所以使罗马日耳曼民族不能与回教民族相竞争。”自然非常之明白，罢尔德老先生走错了路：不是宗教，而是经济规定一切生活过程；因为回教文化未能自其经济的原始形式更进一步，——永守原始的农村公社，至今东方仍存此式，——所以比基督教文化落后；此方面则已自封建的而进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当然并非受基督教的影响而发展，乃外于基督教影响而开展；基督教教会自身都因此“发展”而变成流血牺牲的对象。

　　凡宗教史而不注意其物质基础之影响者，马克思都认为不配受科学批评的，——马克思这意见，真非常之有根据。其实，以分析方法求得模糊的宗教的人生观之“人间的”根底，比反过来说，于实际生活之中抽出各时代之宗教的“形式”，容易得多。然最后一法却是唯物论的科学的方法。用此方法，已经研究出来许多著作，论述基督教的根底，亦即以求得宗教思想与其当代物质生活之生产过程的关系。

　　经过此种研究，所谓基督教之“精神力量”已廓清，绝无遗迹。基督教与其他“异教”不同之点，在于：因原始时代人，所见皆为极简单的生产关系，于是当时的宗教乃进于自然界智识方面，以求了解“自然界”而造成古代的“异教”，各种自然教及民众教；——至于基督教，却纯粹出于经济方面，基督教以前是社会的、群众的、世界的宗教，后根据罗马世界帝国，融合其中各民族原有的思想，因此而渐成就，——又正在经济大衰落之过程中，故保有此为人所不了解所恐惧的大“衰落”，反映于人“心”、“智”之感想。每次经济中之革命后，基督教精神上的内容多少必有改变。这种现象，就是资产阶级的好历史家，也能知道，譬如佛莱塔葛（Gustaw Freitag），说基督教在最初几世纪已经屡次大变更。此等变更，在每次经济发展破坏之后必不能免。如必求基督教精神上的内容中之不变恒久于各时代者，——时代的环境固各有不同，——则所得仅数条死规律，此等规律本不能一移秋毫，何况全世界。基督教为世界国家的世界的宗教，所以他本当有适应各地不同的经济条件及其所引起的思想之能力：意大利独多得其古代神话；德意志则与德国民族原始的宗教相混；中国则崇拜孔子，尊信祖先。(37)旧约新约《圣经》在欧洲民族之中，一千年来已成“群书之书”；假使他有极大的影响于欧洲民族之精神文明及宗教思想，那亦不是因他的神学的不变真理，却正因其无量的矛盾。考茨基关于这一问题说得爽快：“《圣经》之中，含有种种不同的社会状况及社会学说之精神上的遗迹，自野蛮的宗族社会起，至罗马帝国世界为止；——罗马帝国已达简单商品经济制之最高点，至资本主义生产之初步而失败。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为止，没有一阶级没有一党派不能于《圣经》之中寻着自己的模范，自己的前提。”然因资本主义之发展，《圣经》之影响就不断的减少；“生产的经济过程愈透彻明显，宗教之反映现实世界亦愈模糊；而社会生活过程之‘体态’（figure），即生产之物质的过程，——既得为自由结合之人的生产品，而自在社会有意识的视察之下，——自然遂脱其神秘性。”（马克思）

　　独在中世纪基督教最发达时期，教会确实有当时社会经济形式之政治机关的痕迹。假使罢尔德很稚气的断定，——我们说话说得软些，就算他仅仅“稚气”而已，——他说，查理大帝[59]的萨克逊之战，以及后来萨克逊帝屡次的雯德之战，都是出于宗教的动机；那么，他何不早读考茨基呢！

　　“此间历代皇帝，以亨利第二为最有宗教性，罗马教会都认他为圣徒。在十一世纪之初，亨利第二之世，更有一热烈的基督教宣传者波兰王波列斯拉夫[60]。波列斯拉夫极力驱逐异教徒于沃德尔河岸（Oder），现代的白朗登堡（Brandenburg）[61]，在此二十年前，曾起一绝大的暴动，反抗基督教的日耳曼人的压迫，依罢尔德的历史理论，亨利圣徒，见偶像教徒服从一基督教君主而竟入正信，如此盛事，应当欣跃无已，祝颂圣灵。亨利却大不然，竟与此异教徒同盟反对波兰王。此异教徒让归亨利数炮垒，每年贡献，但得自由信教且自治内事。于是异教徒各捧其偶像，与亨利同盟而反抗波兰王。”(38)

　　当时传布基督教是扩充疆域之思想上的假面具；于异教区设立圣官，即等于合并此区于国家，剥削、压迫即随此圣官制而来，以罗马之生产方法镇压异族。无论那一“圣”王宁可放弃基督教的经典，而不愿意让与同一神圣的基督教国王以尺土寸地，——他只承认在此尺土寸地之上，自有其宗教性的“爱基督”的奸取行为之权。基督教有何等高尚的文化使命，竟使此不幸的偶像教徒，仅能稍缓其死期，——与一贪狼相结以敌他狼而已！

　　一百年之后，第二个波兰王波列斯拉夫，又以宗教的动机，而侵袭异教徒波美仑人（Pommern）。他焚掠他们的地方，全境都成荒原；居民窜匿林谷或逃遁过海。最后他征略史德汀（Stetin），波美仑人之余者，受掠夺者之强逼而归信基督教：就是承认波兰的统治。很化不少力量才定。波列斯拉夫返国，仅留一圣官倍仑茄德（Berngard）以镇异教徒使之归信；而波美仑立即暴动逐此神命的圣人，倍仑茄德勉强逃脱一条命。顺便我们还要注一句，所谓中世纪传教师常遇异教徒的残杀暴力，——是唯心派史官所加油添酱作弄出来的宗教幻想的蠢话。原始时代自然的民众宗教，每每有忍耐性的特点，——原因非常简单：此种宗教本只为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精神上智识上关系的工具，所以每一教的信徒，对于异教的“人与自然关系”之观念，本是无可无不可的。基督教与此相反，凡社会的全世界的宗教，往往有狭隘性的特点，——原因亦很简单：依马克思说，乃是以思想为假面具“引起人类极不容忍的，极卑贱的可耻的情欲，私利的恶魔。”假使异教徒于中世纪常杀基督教传教师，——这些传教师本不尽是“好”人，除出几个真正诚恳的思想家，——那么，也不过是和工业中初用机器时烧毁机器的工人，同一可怜的无远识的行动。当然绝无疑义，当时的传教师是输入较高的生产方法之人，然而不能向那时的异教徒要求“高尚的观察点”，——此种高尚的生产方法对于异教徒民族，固无异于最可惧的剥削压迫工具而已。他们以为打死了输入新制度的人，新制度也就消灭了。

　　于是负伤而归的倍仑茄德来见波列斯拉夫公爵而说：我是无力的很可怜的宣布福音者，不能与异教徒较量，请公爵另派荣誉富贵的教会王爵去，那班可恶偶像教徒自然有所畏惧，知当尊敬；换句话说，就是他提议以金钱运动，军力已经不成功了。大家都知道，波列斯拉夫始终聘请邦倍尔葛斯基圣官（Otton Bambergsky）做传教会会长。邦倍尔葛斯基本在以前皇帝与教皇冲突很显他的敏捷才干，而不是十分“耳语”的外交家：他如今拥着重装威仪入波美仑，而以赂买异教徒代表的手段，居然已稍有成效，然而史德汀的民众却仍倔强。民众也不阻挠他传教，可是要求在受洗礼之前，大大的减少波列斯拉夫所定的租税及军役。邦倍尔葛斯基屡开谈判又派使者去见波列斯拉夫于葛纳兹坡（Gniezpo波兰当时的京城），得到书面的允许波美仑之要求的公文，这件事才了结。史德汀人方允受洗礼，甚至于自毁异教的庙宇，然庙中珍宝，邦倍尔葛斯基辞谢不受，——好像非常之大量，——异教徒仍收归自有。邦倍尔葛斯基返国果然两袖清风，可是却得了“圣弟子”的荣号，至今尚保此尊称，因为他真得唯心派史官的信仰，——只有他的辞令润美能使二万二千一百六十六波美仑人皈依神圣的“三位一体”之正信，波美仑人只须他一挥手便受洗礼了。

　　此种实例表示得很明白，究竟中世纪时令斯拉夫的民族改信基督教之中，那“宗教的动机”是个什么作用；此类的实例，假使有功夫，可以引出几百倍来呢。因有昂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宗教新史之经济根据亦解释详尽，我们亦不多及。现在只一论罢尔德对于宗教改革时代的一个反驳。《新时报》（《Neue Zeit》）中有一篇文章说得非常明了；一切宗教改革及其战争，自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因全在宗教旗帜之下，其实不过是——城市新生资产阶级及随之而起的农民，以旧时神学观念能适应此等阶级之正在变迁的生活状况，及已变更的经济条件，于是屡次作复旧的尝试，——理论方面如此而已。罢尔德反对此类关于宗教改革的“浅薄学说”，而作深奥的评语：“他们竟忘了，独有最进步的城市龙罢地诸城（La Lombardie），却无强罗马教适应其新生活状况之事，宗教形式依然仍旧”。(39)罢尔德老先生是逻辑学讲师，应当知道此中自有区别：说“凡宗教改革都自城市资产阶级发生”，或说“凡城市资产阶级都行宗教改革。”假使他真正不知道，那就劝他慢说“马克思派的性急”，而不要以科学伪造品，绝无成效的哄骗正经人。虽然，他这轻薄的驳论，考茨基在《莫尔》书中已有反驳，此书出现还在罢尔德发此论调两年之前。考茨基说：“商业生产愈发展，国家观念亦愈巩固，意大利人愈成教皇派。教皇统治即等于意大利之统治全基督教世界，亦就是教皇之剥削意大利。”罢尔德的精细策略正可奇怪：他有两方面的态度，都欲从中得利，一方面不注意马克思、昂格斯的“通俗”著作，而只注意他们的“科学”著作，别方面又不注意考茨基的科学著作，而只注意他的通俗著作。

　　罢尔德的架子真大，尤其于他起立而自护其营垒时；更可了不得。难道可以说，哲学转辗于经济基础之上么？混账而又混账！罢尔德老先生大发雷霆的声浪说：“不行！哲学的发生及其后来的发展乃与最进步的最高尚的特别阶级有精神上的关系。此种阶级最初尚与民众生活相连系，尤以宗教上为显著，后来不久即独自发展，此中遂有其阶级内部的遗传；于是日与民众生活相离，而自依其公律发展，却仍不失其在民众生活中之影响。”我们于此是否要拨开罢尔德之幻想：似乎从黑腊克莱托斯(40)到罢尔德，于人类之上，另有神秘的生物存在于空间，自依其公律发展，而自高处递与全人类以哲学的饼干，请他们吃呢？这亦太忍心了。可惜罢尔德先生自己俯就我们的地面，而要来教训我们呢。“卢梭当时的社会，特权阶级及阶级间的差异走到极端，一切都绝对服从全能的专制政体；不过得着古代典籍中之原则，及霍布士、洛克[62]所阐发的理性宪法之统治制度，卢梭才能描写一新社会，根据于平等的原则，与法国当时社会制度作绝对的对待态度。他的理论曾经法国革命时的‘国会’（Convent）实施；故哲学自能规定政治，而间接以政治手段而规定经济。”我们见此哲学的历史哲学，自然解除武装不再作战。卢梭并非资产阶级派（资产阶级以其经济发展而毁坏帝制封建的国家）；正相反，资产阶级是卢梭学说正统的学徒，将法国革命做成自己的，而不过依着古药方配剂现代的药而已。我很表同意：资产阶级史官本绝不能作此等有趣的滑稽谈。

　　虽然，我们应当恭恭谨谨的拜谢罢尔德先生友谊的忠告：——衷心牢记朗客（Albert Lang）唯物论史的末数行。朗客一句话也没说及唯物论。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而说，朗客的书，固然屡受赞美，然书中各部分禁不起严正的批评，况且已经若塞夫第茨经（Joseph Dietzgen）[63]工人哲学家都说尽了。昂格斯说此工人哲学家，离马克思，甚至于离黑智儿而独立，真能第二次发见唯物论的辩证法呢。从我们一方面却要劝罢尔德先生读一读这本浅显的书，他能自会通融贯之后，再来重新从事于文学院中的哲学生涯。(41)

　　【注】

　　[54]尼尔河，即尼罗河。

　　[55]犹弗拉底河，今译幼发拉底河；蒂格尔河，今译底格里斯河。

　　[56]美刺尼夸夫，今译梅利尼科夫（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Мельников，1818—1883），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林中》、《山上》。

　　[57]沃斯曼，今译奥斯曼。14世纪初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小亚细亚土耳其人。

　　[58]路美尼亚人，即罗马尼亚人。

　　[59]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在位时，先后进行50多次扩张远征，建立了东至易北河，南迄意大利，西临大西洋，北抵北海的查理曼帝国。从772年至804年查理大帝全部征服了萨克森王朝。

　　[60]波烈斯拉夫一世（Boleslaw I Chrobry，约967—1025），波兰大公，国王。从1003年到1018年之间，他曾三次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构兵，捍卫了波兰的独立。

　　[61]沃德尔河，今译奥得河；白朗登堡，今译勃兰登堡。

　　[62]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类理智论》、《政府论》、《教育漫话》等。

　　[63]若塞夫第茨经，今译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德国社会主义著作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就》等。

　　(32)美刺尼夸夫之《历史的伟大川流与文明》，并可参看《新时报》（Neue Zeit）9，1．497页，蒲列哈诺夫（Plekhanoff）之批评。

　　(33)考茨基之《莫尔的乌托邦》。

　　(34)新约派（énangélisme）或谓之福音派，为耶稣教之别称。

　　(35)此乃所谓老黎白纳黑德为嘉尔黎白纳黑德（Karl Liebknecht）之父。（黎白纳黑德，今译李卜克内西；嘉尔黎白纳黑德，今译卡尔·李卜克内西。——编者）

　　(36)Liebknecht zur orientalischen Frage，第57页。此处所指土耳其及匈牙利，当知匈牙利人为马第亚移居欧洲之支族，而土耳其人乃系沃斯曼后裔。

　　(37)译者案：基督教入中国与孔教道德说相混则有之，而“崇拜祖先”则多相冲突。

　　(38)Liebknechet，GeschichtederdeutschenKaiserzeit，2，36．

　　(39)罢尔德在Deutsche worte杂志，亦是此等论调，归罪于马克思派：——“此种例外，马克思主义者故意默不一言，好像注意所不及似的。”

　　(40)黑腊克莱托斯（Hérakleitos），古希腊哲学家，在基督降生前四世纪时，反对德谟克拉西派。（黑腊克莱托斯，今译赫拉克利特；德谟克拉西，今译德谟克利特。——编者）

　　(41)Dietzgen：Das Wesenbder Kopfar beit und Streitzüge eines Sozialisten in das Gebiet der Erkenntniss-the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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