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四资产阶级革命之方式

四资产阶级革命之方式

　　一、立宪与兵变　十二月党的革命是俄国第一次的资产阶级革命，亦就是他末一次的革命。从此之后，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但没有南社的革命精神，甚至于北社的实际行动都不曾再有过。大凡各国从商业资本进于工业资本的过渡时期，政治上必然要发生一种变动。纯自然经济之中发生商业资本时，政治上便从封建的诸侯统治进于皇帝的君权统治：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是两个经济阶段的不同的政治制度。等到商业资本中发生工业资本时，政治上又要从王权统治进于立宪民主的统治。这一个变动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职任，首先便是取消封建的余孽，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可是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方式，却各依当时生产力的状态和工业资本的力量而异。革命的职任虽然是同样的，而革命的方式却有种种差异。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往往因这种种方式之递代转变而延展到许多年——甚至于一百年、二百年。

　　经济发展比较和缓的国家，譬如英国，资产阶级的夺取政权能够逐步前进，所以他的资产阶级能和农民运动相结合，逐步利用群众，逐步限制王权，而进行立宪运动，结果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而压迫一般民众。固然，这种革命方式之中，也不能不包含农民暴动及军事上兵变的成份，但是这种革命的胜利，总是落于立宪派之手。纯粹和平的立宪运动，可以说在整部世界史里一次也找不到。至少必定有宫廷的政变，尤其是军事式的兵变运动。例如十八世纪时，西欧各国差不多都经过宫廷的政变，正所谓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乱臣贼子时代”；尤其著名的是西班牙、意大利式的兵变运动（Pronunciamento）[87]。中国辛亥革命[88]时代的所谓“运动军队”，差不多成了当时唯一的革命方式，亦就是这类的把戏。

　　立宪与兵变，可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之最轻便、最偷巧的方式，因为当时已经富有的资产阶级既可以以兵力挟持朝廷实行所谓立宪民主，而取得部分的政权，同时又可以避免民众的参加。当兵变运动的“革命”时期，民众是绝对不用参加的，民众所受的宣传也只在同情于限制王权，同情于革命党而已。这一类的所谓革命党向来不号召民众自己起来革命的。一旦事成之后，革命党的“伟人”带着一支大兵，便替民众争着立宪了。这种时候，即使宪法不是皇帝所钦赐的，也是革命伟人所钦赐的。民众在斗争过程之中，并未锻炼团结自己的力量，仍是一盘散沙，对于革命伟人只能感恩戴德，由他们任意摆布，决不会自己积极行动，提出彻底的民权自由的要求。所以资产阶级最欢喜贪图这样的小便宜：一方面，既可推翻压迫自己的贵族，别方面，却又没有引起反对自己的民众之组织和行动。

　　十二月党的南社、北社之革命方式，其实都是如此的；他们最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这两种运动上；如果要分别左右派的策略，也只能说：右派的北社，想用宫廷上政变的方法实行立宪；而左派的南社，却想用军事式兵变的方法实行共和。可是这种偷巧的方法，避免民众参加的方法，不但在俄国十二月党革命中不曾争得丝毫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如此。英国立宪民主的发展中，如果没有克伦威尔（Cromwell）[89]时代的农民运动，以及后来屡次大规模的农工暴动，英国资产阶级决不能推翻地主阶级而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自以为他们是英雄伟人，能替民众争得自由权利；其实只有民众，能替资产阶级完成革命事业。

　　二、暗杀与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还有两种，便是暗杀（Terror）与宣传（Propaganda-Agitation）。固然，一切革命运动都可以包含暗杀的方法，然而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尤其容易注重暗杀，因为他们大半以为政治是“伟人”所创造：如果这个伟人是英雄，那么，只要他能当权，一切事业都可以办得好；如果这个伟人是奸雄或暴君，那么只要把他个人杀掉，一切事情也就容易办了。这是普通而论，关于暗杀政策的意义。资产阶级的革命党，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能够很勇猛的去实行暗杀。俄国革命史上，暗杀运动也占着相当的位置。暗杀政策的目的，如果在于所谓“除暴安良”，那么，当然不能得到所想望的结果。可是如果暗杀政策是用来帮助一般革命运动的前进的，那却有的时候也有相当的作用。十二月党革命的时候，暗杀政策还只在想象之中，并未实行；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的暗杀运动方才盛极一时。这种暗杀运动，也可以说是导源于十二月党革命之时。十二月十四日，刘列叶夫曾经和嘉霍夫斯基商量，打算刺杀尼古拉一世，而使朝野震惊，政府慌乱，然后趁机立宪。不过当时没有实行罢了。

　　至于宣传呢，本是一切革命运动中所必需的方法。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固然侧重于所谓“运动军队”。然而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却往往能够明了宣传鼓动群众的必要。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充满着种种式式的宣传鼓动。这种宣传方法在十二月党革命的时候，也曾经小试过一番：十二月党中唯一的注意群众宣传的革命家，便是亚柏斯托尔，他曾经印发一种格言录，利用《旧约圣经》上的文句，证明皇帝是上帝所诅咒的，谁服从皇帝，谁便是反对上帝。当然，十二月党的宣传是很少很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之发展，还在后来呢。

　　三、民众暴动与革命党组织　资产阶级的革命有时也不能不采取民众暴动的形式，譬如法国的大革命。大凡社会的发展，在从封建制度到商业资本（农奴时期）之初，必然有农民暴动式的革命；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初期，也必定有第二次的农民革命暴动的潮流。工业资本阶级如果能和农民暴动的潮流合作联盟，那么，资产阶级革命至少总可以得着大部分的胜利；否则，资产阶级革命必然流产，而社会的进化便须经过很困顿艰苦的荆棘之路。这种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例，便是英国十七世纪的革命[90]，尤其是法国十八世纪的大革命[91]。至于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例，便是俄国十二月党的革命。俄国从蒲加赤夫之后，农民的暴动不断的爆发。我们已经说过：十二月党革命失败之后的三十年中，至少有过五百五十六次的暴动。但是十二月党的革命，却因种种客观情形，而没有能和农民暴动相汇合，使成一伟大的民众暴动的革命。十二月党的自己主观上也简直没有想到去“运动民众”，而只注意到“运动军队”。至于革命党的组织——指挥革命行动的总司令部，本来是一切革命所必需的斗争方式，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却往往是很模糊的，尤其是十二月党。十二月党的名称，是后来的人因为他们十二月十四日的政变而称呼他们的；他们自己并不自称为十二月“党”；他们根本没有统一的党，而只有四散的小团体。所以民众暴动及革命党组织的这两种革命之方式，十二月党都不曾有；这都是俄国革命发展里随后才发现出来的东西，恐怕只有俄国的无产阶级，才能运用这两种革命的主要方法呢。

　　四、十二月党革命之因果　十二月党革命的失败和流产，其原因当然不仅在革命方式之不当。这次革命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关于这种革命的根本原因，我们已经说过，是俄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结果。现在我们还可以说一说这一革命的近因。农民问题的解决，是这一革命的主要职任，北社的理论家屠格涅夫（N．I．Turgeneff）[92]及南社的政治领袖彼斯铁儿，都很明了的指出来过；我们前一章书里，也已经详细说明(15)。然而何以这一革命不先不后爆发于十九世纪的初年呢？原来国际市场上的麦价，对于俄国经济大有影响。十八世纪中叶伦敦市场上，每一“夸陀”（Quater约四百中国斤）[93]的麦，售价只有五十先令；十九世纪之初（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一〇年），麦价已涨到七十四先令，等到一八二〇年光景，麦价竟涨到九十先令。俄国麦的输出因此也就激增不已。于是不但工业资本受着农奴制度的束缚，就是地主巨商阶级也觉得自身有资本主义化的必要。国际市场上利润的增多，逼得地主非改变生产方法不可。农奴制度之下的农业经济已经日益衰落，非改用自由劳动的雇佣制度，不能充分的赚钱。十二月党的领袖雅库史经说，怎样便可以使农民勤恳的耕作呢？只要给他们自由而夺掉他们的田地。如此一来，农民便不得不做佃农，或者当雇农；使农民觉得越勤恳则越发财，越要发财则越肯勤恳，于是农产品便日益增多；而地主巨商收买谷物，卖到伦敦去，便越发可以赚钱了。当时（一八一九年）雅库史经自己，还有沿波罗的海诸省的大地主，都私自的解放农奴。可是这仅仅是小部分的解放，而且解放农奴而夺取田地的办法，当然不能得着农民的赞成。最有趣的一件事实是：雅库史经想实行他的所谓解放农奴，他向自己的农奴道：你们从此不是我的奴隶了，从此你们也自由，我也自由了。农奴都回问他道：“田地是谁的呢？”雅库史经说：“田地自然是我的，你们可以自由租种。”农奴便说道：“那可不好，还是照旧罢：我们是你的人，田地都是我们的田地。”虽然后来南社的农民政纲比较“公道”，北社的农民政纲也改得每户农家颁给二俄亩的田。然而十二月党的政策，始终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巨商阶级的妥协，虽然想解放农奴，而实不能与农民革命联盟。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太冲突了；他的革命如何不流产呢！十二月党的革命，总算是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便已经暴露他没有解决农民问题的能力，难怪这便是资产阶级的末一次革命了。

　　五、俄国资产阶级之命运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始终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来替他解决了。何以俄国资产阶级的命运和英法资产阶级的命运不同呢？原来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有许多特性：

　　第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外铄的而不是内发的。英国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模范：世界任何地方还没有工业资本的时候，英国因地理关系的利便，首先从普通的货币贸易中渐渐发展出新式的生产技术，从小手工业进而为工厂手工业，如此递嬗进化，直到所谓工业革命而资本主义大盛。这是从英国国内经济内部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来的；这一资本主义是所谓内发的。俄国却不然。俄国在十四五世纪，经过成吉思汗[94]的“鞑靼之征服”[95]时期之后，还简直是一个野蛮国。当时的西欧却已经有很发达的商业资本。西欧的商业资本自然要侵入野蛮的俄国，如侵入野蛮的印度及中国一样。最早所谓汉斯（Hanse）的商会中人，经过诺夫郭洛德城而到俄国来经商。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商人工匠到莫斯科来，承办皇宫等的建筑，著名的克仑谟尔宫（Kremlin）[96]便是意大利技师所造的。随后一五五三年英国人探出亚尔汉格儿斯克（Arhangelsk）的航道，而与俄国通商。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时，俄国便和荷兰人通商；彼得的实业新政，大半是从荷兰人学来的。俄国的封建制度是受着外国商业资本的影响而逐渐崩溃的；俄国自己的商业资本也是受着国外通商，尤其是农产品输出的影响而逐渐发达起来的。读者如果在经济学的理论上不大熟悉，那么，不妨想一想中国人人皆知的粗浅事实：清朝李鸿章[97]等的洋务新政[98]，造船厂、开矿、开铁路、电报、邮政等等，可不是从外国学来的，难道是从中国旧有的驿站制度等自然改良出来的吗？俄国的初期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亦在其内，他的性质的确所谓外铄的。因为资本主义是外铄的，所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比较起西欧来是不自然的，非常之迅速而急遽的。因此，地主阶级方面，奢侈的程度屡次骤然的前进，剥削的程度也屡次骤然的加重；同时，农民方面的生产力却并没有相当速度的增长。因而大地主阶级与巨商阶级差不多合而为一，甚至于工业家也大半兼做地主，因为他们本来是地主出身。外铄的资本主义之下，从小农经济中自然发展出资本家来，比较困难得多；只有原来的地主阶级能够运用农奴制度积聚极大的资本，去应付国际市场的大宗贸易。俄国的农产品输出，实在是经济上最重要的动力，所以巨商地主的商业资本永久占据着经济政治的优势，俄皇一统的政治制度差不多完全依赖在这种势力之上。因此种种，俄国资本主义之中，商业资产阶级始终占着优势，每次冲突的结果，工业资产阶级总是失败的，甚至于自愿委屈而妥协的；俄国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思想上始终是受商业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就始终是和俄皇统治及农奴制度妥协的。

　　第二、俄国资本主义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的。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之中，固然也有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之现象；但是西欧最早的资本家大致是起于民间的：不但中古世的工匠、商人自然发展而成资本家，就是地主的资产阶级化也是各人自己经营经济的结果。俄国的却不然。最早的俄国矿厂等都是官办的，却是自上而下的创办出来资本主义。所谓实业，是由国家提倡起来的。这种情形的原因，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外铄性。俄国经济初发展的时候，便碰着西欧诸国的资本主义之竞争，非有集中宏大的资本，决不能发展实业，所以不得不借重政府的力量。因此，西欧的资产阶级之中，反对封建君主的情绪容易发达，出身民间的资本家往往有很急进的民权主义的思想；而俄国最初的资产阶级却简直就是官僚贵族的化身，他们不能和农民群众的革命心理相融合。俄国最早的实业家，很像中国的绅士式的工业家：如状元老爷的张謇[99]，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100]（招商公司），大总统曹锟[101]，省长曹锐[102]（天津纱厂），财政总长周自齐[103]（山东矿产）……等类。他们自己都是大地主，兼做商业投机及剥削农奴的勾当。所以当时的俄国工业资产阶级很不革命，很不彻底，他们政治上是很薄弱而消极的，他们自然贪恋着农奴制度的利益；虽然少数有远大眼光的人，知道解放农奴对于工业发展有很大的益处；然而大多数是不能坚决的去革命的。这种人即使有“平均地权”的思想，也决不能始终不渝勇猛前进的去实行。因此种种，俄国社会里逐渐发展出来的新式智识阶级（Intelligenzia），客观上不能为资产阶级所用，以进行民权主义的革命，却始终为无产阶级所用，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这是因为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如果要求得自己的真正解放，一开始便非与无产阶级联盟不可；所以俄国智识阶级中的各种各式的社会主义，都是附和这无产阶级思想的结果。西欧诸国的资本主义，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发展居多，所以资产阶级能够和小资产阶级联盟，而实行民权主义的革命；而俄国资产阶级却根本不能和小资产阶级联盟，所以他的政治力量便更加显得薄弱，不得不委屈求全，依附于商业资本的地主巨商阶级及俄皇政府之下了。

　　俄国资本主义的这两种特性，决定了他的终生命运。十二月党的革命总算是他的最末的一次的革命。从此之后，无产阶级日益壮大，逐渐参加政治斗争，以至于取得民权革命的领导权……一直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俄国资产阶级却日益右倾，以至于反动……一直到反革命的日期，他还是非常薄弱。换句话说，俄国资产阶级连反革命的力量都很小；如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没有英、法、美、日等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之帮助，亦许俄国资产阶级甚至于一次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都不能举行呢。这是俄国资产阶级的“命里注定的”！(16)

　　[87]Pronunciamento，西班牙语，意“声明”或“宣言”，即在西班牙语国家，为武装反对政府而发出的号召。此也指这种檄文举事的行动。

　　[88]辛亥革命，1911年由武昌起义开始的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89]克伦威尔，见本卷第241页注59。

　　[90]英国十七世纪的革命，1640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至1688年光荣革命后始确立君主立宪制度。

　　[91]法国十八世纪的大革命，见本卷第311页注①。

　　[92]屠格涅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Тургенев，1789—1871），十二月党人，1816年起任国务大臣助理，是经济学家和俄国金融学奠基人。参与创立了幸福协会和北方协会，1824年侨居国外，被缺席判处终身苦役，从此成为政治流亡者。

　　[93]夸陀，今译夸脱，英美度量衡（千量），等于2品脱，约1.1升。

　　[94]成吉思汗（1162—1227），即元太祖，名铁木真。古代蒙古首领、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统一了蒙古诸部，1206年被推为汗，建立蒙古汗国。南征金国，占领了北京，西征将版图扩展至中亚与南俄。

　　[95]鞑靼的征服，1237年成吉思汗孙拔都（1209—1256）率蒙古军队大举侵入罗斯，1240年占领基辅，进一步深入波兰、匈牙利，回师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钦察汗国，统治地区包括东北罗斯。在他的打击下，基辅罗斯彻底解体。

　　[96]克仑谟尔宫，今译克里姆林宫。12世纪时原为莫斯科的城堡，15世纪伊凡三世构筑宫城，逐渐修筑宫殿群，到1838年至1849年始建成大克里姆林宫，作为沙皇皇宫。十月革命后成为苏联最高党政机关所在地。

　　[97]李鸿章（1823—1901），清末淮军军阀、洋务派首领。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61年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了捻军起义。1870年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98]洋务新政，今称洋务运动或同光新政。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一部分当权派官僚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求保持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

　　[99]张謇，见本卷第272页注327。

　　[100]盛宣怀，见本卷第532页注32。

　　[101]曹锟，见本卷第43页注21。

　　[102]曹锐，曹锟之弟，天津人。1918年任直隶省长，与恒源帆布厂股东章瑞廷合资400万元合并直隶模范纱厂，开办恒源纱厂。1922年去职。

　　[103]周自齐（1871—1923），山东单县人。在袁世凯政府中历任山东都督，交通、财政、工商、陆军总长。1918年又任财政部长，1922年曾任国务总理兼教育部长。

　　(15)屠格涅夫（Nicalai Ivanovitch Turgeneff）生于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党事败时已在外国，故虽判死刑而得幸免，死于一八七一年。文学家之屠格涅夫名伊凡，为另一人。

　　(16)第二章述十二月党的革命，其中的年月日，因方便起见，一概照俄历。俄历本有两种，一种是公历，如英、法、德等及中国现时所用的；一种是以前希腊正教的国家如俄国、布加利亚[105]等所用的，我们简称为俄历。俄历比公历早十三天，例如十二月十四日，在公历上实在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其余可以类推。本书叙述时日时，一概仍用俄历；十月革命之后，才以公历叙述。俄历实际上也直到十月革命再废除的。就此一次注明，以下不再特别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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