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票与农民》篇后|彭湃

《公债票与农民》篇后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昨天回到广州，看见绮园[1]同志正在埋头校对，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一篇论《公债票与农民》的文章。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东江方面派销公债的情形，还得稍说几句话。潮梅得到政府要派公债二百万元的消息，就有三种人是喜欢不过的，他们并不是为着革命与拥护国民政府来那么欢喜，他的欢喜是别有作用的。这三种人是甚么人呢？第一种是贪官污吏；第二种是劣绅土豪；第三种是陈逆余党。贪官污吏为甚么欢喜呢？他把政府发出的“有奖公债”，换转过个名目叫做“北伐军饷”。公债是有本可还，有利可归，有奖可得的一种债票；“军饷”是人民所最骇怕的。贪官污吏就先把这口号去威吓一般人民，使他们不敢作声。并且口口声声说奉总司令电令严催军饷，刻不容缓，更使一般人民俯首贴服，不敢过问。那么贪官污吏就和少数劣绅土豪合作，从中渔利，暗受黑银和茶银[2]。有银而可以报效劣绅官吏者，可以不用派，富者乐得报效，贪官乐得受钱，而公债的巨额只有移到一般贫困的平民身上，这是贪官污吏乐得为的一件事。劣绅土豪是和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若无劣绅土豪做手脚，是不能存在的。那末，一般劣绅土豪，尤其是民团长保卫团董这些人，一从县长的手，领过了派“北伐军饷”的大权，背后有了贪官做主，便任所欲为，要怎样派，要派那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派法可分为三种：一种系派人丁的，每人都照派负担“北伐军饷”若干；第二种是派田亩的，凡不论耕自己或别人的田，是一律按田亩派的；第三种方法是立股份的，比方全县为一千份，某区应该负担若干份，某乡应负担若干份，这些份认定之后，有祖尝的出祖尝，无祖尝的也就依照钱粮或田亩人丁去摊派。以上三个办法都是陈逆时代的旧例。富商地主可以避免出钱，而贫穷的家，虽三岁小孩不免，和那几百万的财主佬，同一样的负担。这种摊派方法，不但使政府得不到钱，贻误了财政的收入，并且惹起了大多数穷人来反对政府，只有劣绅土豪从中发财罢了。这些人最痛恨的就是本党[3]的农民运动，时时少不了造了许多谣言，用许多暗毒手段去阻止农民加入农会和破坏农会。他们领到了派“北伐军饷”的大权，他就专来派那些加入农会的会员，尤其是农村较为革命的农友派得更多而且重。他们说：你们要入农会，你们就应该要出钱，你们天天叫着拥护政府出师北伐，现在对于此北伐军费，是要特别请你热心北伐的人出。倘你退出了农会，以后不要加入，倒容易磋商一点。不然就请你们加入农民协会的展本领，看要不要坐监。农会因此不得不为贫苦的会员求免者，则为劣绅团董所大斥。这些劣绅团董又反转过来向公债委员和县长说：唉！这些公债是无法摊派了，现在人人都观望。县长委员问：“为何缘故呢？”劣绅团董说：“就是农民协会在那里阻抗，他不但不缴，并且要来和我们打，若是农会你能够压他得住，那么就无问题了，马上人人都交了。”所以县长、委员们就大发雷霆，大骂农民协会是反革命了。训令、公函、呈报、快邮代电如雪片纷飞，造成农民协会是反革命的罪名。本党同志在乡村间做农民运动者，或在农会中任职者，则当然站在政府的利益上，去劝农民无论如何痛苦，宜极力负担，以免被人攻击，说我们反革命。可是一般农友，他并不是不愿出，是无法可出。所以大都厌恶农民协会，不但不为其出力，反坐视那富者不用出钱，贫者负担得很重而不救。并说农会是政府办的，起了一种怀疑的心理。那么他对于政府更不用说了。

　　陈炯明的逆党更聪明，他就乘着这个机会做反宣传，说“国民政府万岁了”，“农民万岁了”，“政府抽你们的万税，农民要出万税了。”种种挑拨还不算，并有许多是‘讨赤军’司令官的委任状，在乡间分发，说你们来帮助我们，将来军饷可以不交，还有官做。一般觉悟了的农民，虽不至为其所惑，而大多数尚未觉悟的农民，就会被逆党所动摇了。

　　旧历六月九日、十日这几天，东江沿海一带，由海陆丰、惠来而至五华，突发飘风大水，农产物大受损失。农民叫苦连天，汕头各报都有纪载灾情。而惠来局团局长张葆元竟于十二日大水未退，农民正在悲哀的时候，率团丁及县署游击队分向各乡勒收公债，先取脚皮伕马费，否则捕押县署或民团局，农民更加苦不忍言了。且该县所派更是以田亩或股分为标准的，所以贫穷的家负担很重了。这是惠来的情形。那么我们一面北伐去攻城夺池，后方拼命来弃掉民众。不但北伐无胜利的保障，国民政府的革命基础，且要断丧在一般贪官污吏、劣绅土豪、逆党之手。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啊！

　　署名：彭湃

　　载《犁头周报》第12期

　　1926年8月10日

　　[1]罗绮园，中共早期党员，曾在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当时是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之一。 1931年被开除出党。

　　[2]即受贿之意。

　　[3]此处是指国民党。

　　(1)本文是附在罗绮园《公债票与农民》一文之后的，原文没有标题，题目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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