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农民运动第八节 “七五”农潮始末(5)

第八节 “七五”农潮始末(5)

　　陈炯明留我们午餐，我以为可借此宣传，也不却；在食饭时，我们谈了很多农民的痛苦。

　　次日我们决定林甦同志留在老隆，因林同志行路过多，每天大便放血甚多，恐在中途发生危险；一面他可常时住在机要课调查他来往的电文（机要课员如遇绅士告农会的电太与农不利的，就删去，如陈电绅士太弱的字面就换强硬的，这也是他机要课员受我们宣传的结果）。湃与陈润等就先回海丰，我们一路行了五天，适五华水灾，舟不能行。过了几天，才到了潮安[16]，就去见李春涛兄，春涛初不知道我是谁人，我就把头上的破竹笠放下来方知道是我，他就问为甚么弄到和乞食一样呢？我就把海丰农民运动受摧残的经过告诉他，他说：“这是一个革命运动必经过的途径，再干吧……。”我就请他替海丰农民起草了一篇：《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寄发各地。我们就从汕头再跑了四五天，才到陆丰。当我离陆丰尚有十余里的时候，适遇着陆丰钱厝乡两位农友，扛着空轿从葵潭回来，与我相遇，他就很欢喜的问我农会交涉的近讯，我一一告诉他；他就要我坐轿回去，我固辞，他一定要，我以为坐在轿上可以使人看不见我回去，也就坐上轿去了。那两位农民跑得加倍的快，使我真是十分感激。我把轿门遮蔽了，我经过陆丰的大街，忽然有人拉着轿夫的手说：“内是谁人？内是谁人？”轿夫总不答他，一味跑。我在轿内初以为是敌人来捕我，后听真，似是李劳工同志的声音，乃伸首一望，果然是劳工同志，一直到钱厝乡去住宿。据劳工同志报告，许军进攻，海丰陈军及居民大为恐慌，县城有很多人搬走了。即夜与劳工同志由陆丰跑回海丰，约七十余里，到天将光始抵彭汉垣处，就互相报告情形。

　　据汉垣报告：自我们去后，王作新及地主绅士极为横暴：

　　（一）公平白水湖有农民耕某庵寺和尚的田，农民初尚不知农会被解散，和尚向农民收租，农民坚持“至多三成交纳”，和尚报告公平警察。此时警官以为大可乘机去勒索，乃派六名警兵去拘农民，被该乡农民打得落花流水，跑回来报告区长，区长陈绍昌亦无法，因再无兵可派；乃商之筹饷委员张云卿。张有四名护弁，四枝驳壳，张乃派其护弁去捕农民，该护弁到该乡未见着人先开枪乱射，结果打不倒一个人，徒把子弹打了一半，也拉不着一个人，就回来。张云卿气到要死，乃同警察乘该乡农民无备，即捕去四个[17]父老押在警署，打算勒钱。该乡农民无钱可罚，乃送县公署王作新去办。王把他们罚了八十元，此钱是被捕者五人的家裹中，一人去卖子，一人去卖女，一人去卖牛，来缴此罚款的。王作新得了钱就放他三人回去，公平警察署探知此事，再把他三人复禁闭在警署中。他三人问：“县长已办妥，为甚么你要捕我呢？”区长说：“县长的账算清楚，我的账是未清楚的；无论如何要罚你一百元才肯释放。”

　　后由近乡父老去担保，罚了四十元了事，此四十元一个月内是要还的，如不还，后再监禁。

　　（二）监内的农友无饭可食，无钱可用，经我和陈修志云等设法维持，每日有菜有米有钱送入去，送了一个多月，后闻监内一点都没有取到，被游击队长王三益取去了。狱内的同志日中锁着铁链足镣，夜间并加以脚槽酷刑。身上所有东西也当尽了，米也食尽了，秘密到各乡捐题的款也用完了。

　　（三）陈炯明来了一电，他当时暗使人抄出来寄去海丰《陆安日刊》载，该报主笔陈伯华故意不登。乃该报的排印工人以陈伯华故意不登，他偏要登，为农民作一声援，也就故意排下去。次早，报登出了，陈伯华看见了大发脾气，来骂工人，要打工人，当时这两个工人就被陈伯华开除出去，这可见工人是表同情于农民的好友！

　　（四）农民医药房本是要封的，因外说农会存有款四千余元在药房，故钟景棠派来之军需委员（冯碧环）要迫药房交银，否则扣留医生及封屋，后适马育航回来，稍为劝解，始中止。

　　（五）杨其珊的老婆及陈梦之母都曾来坐谈，她非常明白，也倒来安慰我说：其珊陈梦虽被禁，是不要紧的，请大家安心。

　　（六）农会虽然解散，而实不散，各乡天天都有很多农民和我们接近，其关心农会甚切也。就全县农民观察，亦不因此次摧残而沉寂，反因此而激昂，此为最可乐观的。

　　（七）陈炯明打来的电，我们以为必能发生效力，结果不然，王作新直置之不理。由此可以看出这回解散农会，陈炯明是暗中有关系的，这电文不过是敷衍我们而已。

　　（八）香港陈炯明之手下黄毅（黄系《国华日报》的记者，陈炯明的走狗，与湃从前在东京同学，故相识），曾打电给陈炯明马育航等援助农会，主张放人，及恢复农会，并有来书安慰我们，祝我们奋斗，尚属有点眼光，但其用意：（一）是想利用农民；（二）是怕得罪民众。

　　（九）林树声即林晋亭，此人虽然是陈炯明的党，是陈炯明最信仰的一人，但他对于农会是很赞成的。他的赞成农会也不是激烈，是他与湃有感情的关系，并且他平时很看重湃，因看重湃，故重视湃所主张的农民运动。林亦有函电给陈炯明，请其释人及恢复农会，其主张较好。林另有很多函电去责骂王作新乱捕农民，解散农会之不对。我们观察这种情形，乃决定以下几个办法：

　　（一）陈炯明在这个时期已经是衰落的时期，绝对不能指挥其部下，不过仅存总司令的名目。并且陈炯明对于解散农会是暗中有关系的，要希望释放农民是做不到的；只有向外募捐，以维持在狱农友，并安慰其家属。

　　（二）林树声黄毅等倘来到，用其推促陈炯明。马育航是表面中立而比较接近的滑头派，也可以利用。

　　（三）彭汉垣、陈修志云诸同志在海丰暗中去联络各乡农友，但暴动是无益而有害，不主张暴动。

　　（四）李劳工彭湃出发汕头香港一带去活动，惟广州方面则尚未可去，恐怕被逆指为乱党，致一网打尽，使农会再不能活动。即去，亦须绝对秘密。

　　我们决定了这几个办法之后，湃与李劳工等即于次日秘密由陆丰赴汕头，再由汕头转渡香港，去找林树声。林对王作新举动极抱不平，对陈炯明则叹其无用，屡次电陈而陈亦不应。劳工和湃在港就住在黄毅办事处。此处是陈炯明机关报办事处，为陈秋霖陈伯华所时常来往，他们办事在楼上，我们在楼下。在香港捐款是绝对不可能的；（一）识人少；（二）无人表同情。我和劳工同志一天无事，只有到人力车工人里面去宣传。香港人力车工人大多是海丰来的失业农民，其中也大半是农会的农友，一见我们非常亲切，他们对于农会及对于在狱同志极为关心，乃发起募捐。当时有王大水君（此人由劳苦而变成香港的小商人）到群众里头去演说，很受他的欢迎。

　　车夫中捐款最少六仙，至多一元，以二三毫者为最多，大约捐了八十余元，我们非常满足，即寄回海丰去救济了。

　　此时陈秋霖陈伯华所办的《香港新闻报》，第二三期攻击海丰的农民运动，我们也做了一篇文章去辩驳他。

　　我们在香港一个多月中，因海丰工作的关系及消息很灵通，算能指挥其活动。同时老隆方面林苏时有来电报告一切。

　　后林树声主张我们再向老隆跑一回，或可促陈炯明的注意，我们亦以为在香港久留是无用的，乃与劳工同志两人渡汕向老隆进发。我们跑了一个星期的路，到了老隆，再见陈炯明。

　　陈炯明很客气的对我把手款茶。

　　我问： “陈先生，海丰农民被捕已数月，你去了几次电报都不释放，是何缘故？”

　　陈说： “这班绅士是很可恶的，胆敢打电来骂我受你的煽惑，数日前王作新来了一电，说：已判了半年监禁。”

　　我： “先生既然有命令叫他放，显明是违抗命令，何以先生不取缔他？”

　　陈：“这完全是我的叔父及王先生（指王作新，王是陈炯明的夫子）所为，我是怕他的，你要知道，现在的‘新社会’是‘绅社会’不是‘新社会’，是万分难做的，此事等我到汕头才和你办，因我不日要到汕头去。”

　　我们： “好了，等你回到汕头也可。”

　　陈： “我这里甚少人办事，即有也不负责的，实在是内务欠人，你可在我处帮助，我回汕头你也可以同我一齐回去。”

　　我们此次来老隆，见陈炯明的态度更不对，足证明他是毫无能力的，是将近衰败的军阀。

　　有一次他在机要课室与我们谈论革命，他说：“中国最大的军阀袁世凯，业已灭亡；其次是孙中山，哼！孙而不打倒，广东无安宁日子；现在孙中山居然主张共产，与列宁同一错误。列宁是抢私为公的，我是主张化私为公的，现在中国最适合的是基尔特主张。”

　　我们：“在中国现在不要说甚么主义，最要紧的是解放全国多数农工群众的痛苦。如能在实际上主张工农的利益，为中国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切实革命的，我们应认他是好的！”

　　陈听后就走起身来，叫机要课员打电到惠州及香港海丰，说：“广州两杨已独立……应速进攻，大约一星期内可进入广州。”此时总司令部人员欢天喜地，燃炮饮酒，只有我们知道他是造谣惑众。

　　[16]本文在《中国农民》发表时，潮安写作汕头。

　　[17]这里的四人和下面的五人、三人有矛盾，但本文的各个版本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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