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前后(2)_茅盾

中山舰事件前后(2)

　　毛泽东对我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此稍远。又说，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他将提出任命我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我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毛泽东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我听说部长之下就是秘书，觉得担子重了，不能胜任。毛泽东说不要紧，肖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

　　毛泽东又说，自己正忙于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又说，《政治周报》过去是他自己编，杨开慧助理，现在可要我编了，杨开慧帮他做别的事。那时候，杨开慧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岸英和岸青，岸青还在吃奶，所以杨开慧除了助理毛泽东工作，还要忙家务事。我与她同住在一个屋顶下两个多月，却很少讲话，常常我和肖楚女说了七八句，她才回答一二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十分恬静贤淑的女人。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五年底才创刊，对外不公开，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政治周报》的文章都是约人写的，但有一短篇专栏叫“反攻”，上面的文章一般都是编辑自己写的，前四篇“反攻”栏上的文章就都是毛泽东撰写的。我接编《政治周报》后，在“反攻”栏中也写过三篇文章，都登在《政治周报》第五期。

　　第一篇题为《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内容要点如下：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的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虽然行动上已证明是真正的右派，然而他们抵死不肯承认是“右”，硬说是“中”派，他们很巧妙地造出两句“警句”：举起左手来打倒赤化的左派，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但是事实上，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及其党徒，并不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却去招呼反革命的右派（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先生们和戴季陶先生所责斥的上海反革命派何世桢一流人），联合著拼命破坏他们所认为赤化的左派。国家主义者也来玩这把戏了。

　　《醒狮周报》第六十七期里有什么“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招待上海新闻界记者，有一位先生也说他们国家主义者是右排英、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奇怪得很。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英、日帝国主义的死对头，不料却有人称之曰苏俄帝国主义。这种奇谈，真堪令人齿冷。我们且看国家主义者是否“左排”了以后也“右排”。但事实证明：当去年五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上海的国家主义者并未起而“右排”英、日帝国主义。请看看他们的合作，六十七期的《醒狮周报》上，只看到了他们骂广东革命政府的文章，诬蔑爱国群众为赤化的文章，拾人唾余骂苏联的文章，却不见“右排英、日帝国主义”的文章。这便是国家主义者所谓“右排”与“左排”。

　　第二期题为《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最新式的工具》。内容举《醒狮周报》各期的谩骂广东革命政府和工人运动的滥调而予以驳斥，兹从略。

　　第三篇题为《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内容要点如下：江浙一带，不但有许多青年谈国家主义，也有不少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大多是教育界中人）谈国家主义。一向不知国家为何物的这些中年人，现在居然一变而成为国家主义的革命家了。为什么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忽然谈起国家主义？稍加考察，你就知道：原来国家主义是躲避革命高涨的盾牌。当民众的革命热潮未发动的时候，社会上一些懒怠的知识分子总是反对革命的。

　　但是一旦民众间忽然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了，“革命”二字成为流行品的时候，那些懒怠的中年或少年老成者，见得反对革命是无用了，而且成为背时的怪物了，可怜他们还想在社会上混饭吃，还想混充社会的中坚人物，觉得潮流是不可不顺应的，而又天性没有革命思想，没有革命的勇气，他们觉得不谈革命便不时髦，而谈革命又危险，他们正是进退两难，忽然有国家主义这件东西出现，听听它的主张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听听它的手段是“全民政治”，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态度是“内不妥协、外不亲善”，真是一件又彻底、又圆滑、又时髦，又不过激的好东西。他们自然会心领神会地松一口气道：“哦，来了，这是一个不闯祸的玩意儿！”所以我敢断言，中国的革命潮流一天高涨一天，那就假革命的国家主义者一天多似一天了。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比较长的论文。这评论文收集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印、广州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发行的十月革命纪念的小册子里。这篇文章无非讲述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兹从略。

　　我在广州三个月，除了起草宣传大纲，例行公事而外，只写了这一点文章。

　　过了几天，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了。这一天，汪精卫也来了，他讲了几句：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毛泽东指示：（一）要起草一个用中央名义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的精神。（二）把原来的检阅干事（原有三人，职司检阅国内外出版物，但近于剪报），改组为检阅会议，订办事细则，规定每个检阅干事各备小册记录每日检阅所得，于检阅会议时提出讨论；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谬误之言论记载应拟具纠正或驳斥之大纲，交本部秘书核定处理。（三）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构，即扩充原有之图书室，应订阅海内外日报、刊物若干份，并订阅外文杂志及书若干种。

　　毛泽东同志指示完毕也就走了。我和肖楚女召集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来开会，计检阅三人外，有专司抄写的文书二人，收发并登记文件的干事一人。共计六人。加上我和肖楚女，也只有八人。看来，用中央名义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精神的宣传大纲只好由楚女和我动笔了。好在肖楚女是个又会讲演又会写文章的全材（我不善于讲演），花了一天时间，我和肖楚女就把宣传大纲起草完毕，请毛泽东同志审核。毛泽东仔细看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话，然后对我说，还是送给汪精卫看一下。不料此宣传大纲经三月五日的中常委会议讨论，又决议：再加上一段文字，列举二次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案之重要意义。因此这个宣传大纲在三月六日方始发出。

　　过了几天，毛泽东指示要办的各项都已办好。有一天，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办的《广州文学》要我写文章，广州分会同人要开会欢迎我，并请我便餐。我说，写文章恐怕不行，宣传部的工作已经够忙了。会见分会同人，吃饭，都可以。会见以后，才知道广州分会除了刘思慕，还有梁宗岱、叶启芳、汤澄波，都是分会的主要负责人。梁、叶二人当时还在中山大学求学。我当场作了简单的发言，对分会的工作表示鼓励和支持。我也谈起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同人主要都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五卅运动时，我们办过《公理日报》。事后，刘思慕写了一篇《访问沈雁冰记》，登在《广州文学》上。

　　我虽不善于演说，还是被陈其瑗拉去，对广州市的中学生作了一次讲演。我开始推托不会讲广东话，陈其瑗说他当翻译。开会前，陈其瑗恭读总理遗嘱，然后用广东话介绍我是中央宣传部秘书，但还是一个文学家。他把介绍辞也翻译给我听了，他这文学家一句话，启发我放弃原来想讲的一套党八股，改用了和文学有关的。我简单地叙述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了火种下来给人民，然后人民知道吃烧过的兽肉和鱼类等等，然后知道把树枝点燃起来，夜间也可以做事，住在山洞深处的原始人在白天也能做事了。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我接着高声说，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起罗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火。

　　这一结束语，博得满场的热烈掌声。当我开始讲这段希腊神话时，满堂的中学生鸦雀无声，都在静听，想见他们对这个希腊神话感到兴趣。当翻译的陈其瑗，脸色有点惊讶。当听到最后，他边译边鼓掌。陈其瑗送我回宣传部时在汽车中对我说，有许多人对全市中学生讲过话，都把听众催眠了。我这次效果这样好，真是破天荒。

　　中央宣传部、妇女部、海外部所在的大楼左侧空地上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木棚，这里是政治讲习班的教室，政治讲习班学员的宿舍却在一所楼房的楼上，楼下就是海军局，局长是李之龙。当时这个政治讲习班的主任是李富春，毛泽东、林伯渠等都是理事。毛泽东给这个讲习班讲农民运动，何香凝讲妇女运动，肖楚女、恽代英讲工人运动。肖楚女便拉我去讲革命文学。这是宣传部工作以外的额外工作，把编辑《政治周报》也算在内的话，经常性额外工作就有两件。

　　这可把我忙得团团转了。但是，还不止此，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妇女部长何香凝提出设立妇女运动讲习所，会议的决议是：指定何香凝、杨匏安、沈雁冰、甘乃光、阮啸仙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妇女运动讲习所的章程草案，后来这个妇女运动讲习所，还规定我去兼几点钟课，但究竟去讲了课没有，现在记不清了，因为不久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二月十六日的中常委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我代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即在我代理部务期间，汪精卫忽然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宴会设在楼下大厅中，同座还有缪斌及其他一些要人，如青年部长甘乃光。汪精卫告诉缪斌，中央委员会已经内定缪斌担任第二师党代表，不久即将正式发布。当时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是王柏龄，任命缪斌，这是蒋介石为中山舰事件作的准备。而汪精卫尚蒙在鼓中。猜想那时缪斌一定心中暗笑。汪精卫说，这个小宴会是对缪斌的荣任新职表示祝贺，同时也介绍代理部务的沈同志和你们相识。于是我和甘乃光、缪斌等彼此都客气了一番。汪精卫然后谈到军队中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对立问题，他对缪斌说，北伐是两派的共同目标，既然目标相同，为什么又要分派呢？他认为最公平的办法是两派都宣告解散，他说，缪斌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校长（蒋介石）的亲信，此事他若领头，容易成功。缪斌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之。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