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前后_茅盾

中山舰事件前后(1)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并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第一批被开除的共产党员有恽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党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指令恽代英与我筹备组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后简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地址在贝勒路永裕里八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为宣传部长，张廷灏为青年部长，张也是共产党员。他自称是张静江的堂房侄儿，但后来张叛变了。

　　同年十二月尾，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代表五人，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五个代表是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吴开先，另一人是国民党左派，记不其他的姓名来了。吴开先是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后来也叛变了。

　　我们在当选为代表后，考虑到我们都不懂广东话，觉得为难。恽代英说，“大会代表来自各省，都能说蓝青官话，广东省的代表居少数，我猜想这少数广东代表一定也是走南闯北的人，能听懂蓝青官话，语言不通这件事，不必考虑。”可是我、张、吴却觉得大会代表之间不免有往来，看见广东或北方代表时，一定要找笔来通报姓名，未免麻烦（张、吴都没有到过北方），所以我和张、吴都印了名片。后来在大会期间果然用上了两三次。

　　张廷灏有点办理杂事的能力，所以，定船期等事，都交给他去办。他定了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醒狮号的官舱票。此船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半夜开航，而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究于何日开幕，我们当时也不清楚。

　　我们于一九二五年底得广州电报，说是代表大会将于二六年元旦开幕，那么，我们上“醒狮”轮之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幕。据船上水手说，船行六日，预定在汕头还要停留一天卸货。我们料想，肯定要迟到，但不知会期是几天，如果会期长，还能赶上大会的最后阶段。

　　轮船开航的前一天，德沚和我先到船上看一看。甲板上所谓大餐间的前后，各有一架起重机，其中一架正忙着把货包吊到下层的货舱里。又一架起重机正在上煤，甲板上全是煤屑。想来这船本是货轮，现在稍稍改装一下，也载客人。我和德沚到岸上吃了点心，买了零碎应用的东西，她就回家，我仍上船。

　　现在要补叙张廷灏办的蠢事。他买好官舱票后，就到船上看看，当他发见官舱地位在船尾，而且从甲板上往下看，是一个黑洞，他不曾下洞去查看，就认为所谓官舱者一定是又闷又黑，不能住的。当时就有船上的一个西崽对张说，他们住的房间可以情让，那是在大餐间旁边，又通风，光线又好。张廷灏看了西崽住的房间是三层铺位，可住六人，我们共有五人，空出一个铺位，正好放行李。美中不足是每层铺位之间距离狭窄，正如鲁迅的诗句“未敢翻身已碰头”。但是张廷灏立即付了五元定洋，说明开航后再付一百元。他觉得如果退掉五个人的官舱起，用一百〇五元买这西崽房间，还节省了一二十元。

　　他十分得意，匆匆下船到轮船局去退票，却找不到轮船局里他所熟识的那个人，于是又到船上。一个水手模样的人对他说，西崽头目刚才说过，西崽房间不能让，还是买我们的水手房间罢，也是先付定洋五元。于是张廷灏又去看水手房间，这是在船的中部，靠近船长室。水手房里有五个铺位，还有一个小方桌。美中不足是有些油腻的味儿。张廷灏顾不到这些了，十分满意，却不肯先付定洋，那时正在船上的我同吴开先也觉得这比西崽房间好些。

　　当时张同吴就去找原来经手卖房间的西崽讨还那五元定洋。可是，那个西崽不肯还，吴开先拿出学过法律的本领和他争论，还是无用。这时恽代英也到船上来了，叫他们不要浪费时间，要张廷灏赶快去退票，因为离开航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了。张廷灏退岂不成，再回船上，到水手房，不见一人，急忙找到一个水手问原因，那个水手说，船长命令，水手房不能卖。这个水手带领张廷灏到那个黑洞口说，你的同伴全在下边。张廷灏只好从黑洞口的小扶梯下去，却听得四个同伴哈哈大笑，恽代英幽默地说：“西崽做不成，水手也做不成，还是做了官。”原来这官舱是一人一间，每间都有窗洞，并非暗无天日。

　　不过张廷灏带来个新消息：吴玉章率领的四川代表团是元旦到达广州的，而此时大会的筹备工作尚未积极进行，四川代表团就帮着做大会筹备工作。如此说来，我们也许还赶得上大会开幕。但是等到我们到达广州时，大会已进行数日，而各地选出的代表尚未到齐。所谓元旦开幕只是一个仪式，实际工作是在一月四日开始。我们向大会秘书处报到（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被安排在一个旅馆里。我和恽代英又到文德路一个楼房的二楼见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我们知道出席这次大会的各省共产党员都已到齐，中央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决策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共产党不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争席位。

　　我们从陈延年那里又知道，戴季陶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员中影响极大。为此瞿秋白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专门批判戴。然而戴这本小册子还是影响很大。戴是右派的重要人物，当黄埔军官学校（正式名称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旧黄埔海军学校，故简称黄埔军官学校）建立时，蒋介石曾向孙中山表示，不愿当校长，原因是孙中山同时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不过蒋这心事不能对孙中山说。后来戴季陶劝蒋就职，理由是先掌握实力，一旦有了兵权就可指挥如意。

　　大会会场在旧广东省议会楼下大厅。我们到会时，汪精卫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已经过去，我们只能从大会秘书处看简单的记录。我们上海代表团的恽代英在大会上作了演讲，恽代英是大演说家，可以连讲两小时，讲者越讲越有精神，听众也始终静听，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于一月十九日闭幕。大会宣言重申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及地主豪绅；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诚意地和苏联合作，必须和一切被压平民族共同奋斗。

　　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并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平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并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宣传、工运、农运、妇运等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都明确指出革命的方针。

　　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最后，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代表二百五十六人。投票结果，最足发人深思而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那时已被放逐）得票最多，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比胡汉民少一起。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有三十六名。当选为中委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吴玉章、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朱季恂等，候补执行委员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夏曦等。

　　事后，国民党右派说大会的全体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三，这次大会完全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这真是颠倒黑白！在投票选举前，我们党团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即使是国民党右派，我们也投票选举他。

　　大会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招待全体代表，当场演说。他的宁波官话实在不易听懂。现在还记得他厉声怒色地说了这么两句：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

　　大会闭幕后，我正整理行李，打算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恽代英到黄起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毛泽东同志是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新中央委员会，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认为身兼两职，忙不过来，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陈延年随即派人送我到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址。东山是别墅区，有豪华的洋楼。蒋介石就住在一所洋楼里，俄国军事专家顾问团也住在附近的洋楼里。但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却是简陋的中式楼房。

　　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楼下也是前后两间，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一个女仆的卧室，前面一间已经住有一人，黑脸、麻子。毛泽东给我介绍说：这就是肖楚女。我早知楚女是“楚男”，却不料是麻面黑脸。肖楚女很热情又诙谐，同我一见如故。他指着室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对我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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