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三年之病_茅盾

父亲的三年之病(1)

　　前已说过，父亲在杭州乡试时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家后又生过小病；接着是长寿舅父的去世，父亲和母亲在外祖母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先回家，就有低烧，盗汗，他自己开个方子服了几帖，也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回家了，她看见父亲脸上气色，觉得不妙，问是什么病，父亲自己说，也还在摸索。总之，不是什么伤风感冒之类。这就见得问题复杂了。父亲自己开方，用的是温补之药。

　　母亲认为此番的病是考试时服了西药，把疟疾遏止，余势未消之故。母亲争辩说：“我没学过医，可是常听爸爸说，疟疾宜表不宜遏。”父亲却相信奎宁治疟并不是什么遏止。母亲见父亲不听，便写了几封信，请外祖父的门生（包括姚圯塘）来给父亲会诊。来了七、八个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亲的看法大致相同。姚医生的看法却和我父亲差不多。最后，取了折中办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药。服了三、四帖，不见坏，也不见好。父亲还是天天气来，只是觉得容易疲劳而已。渐渐地，母亲也不那么焦急了，觉得这不是急病，拖个把月，慢慢打听有什么神医，大概不会误事。

　　因为母亲说要打听有什么神医，祖父、祖母却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原来父亲幼时（大概九、十岁）曾患一场怪病，也是经常有低烧，有盗汗，那时也是众医束手；拖了半年多，忽然听说本镇到了一个和尚（他是镇上某富户托人请来看病的），精于太素脉，善治疑难病症。当时托人请这和尚来诊视，开了个方子，说可以长服，一个月后当见效，否则，也就不必再服，可到杭州某寺找他。照方服了一个月，果然有效，守着这个方子服了半年，病完全好了，这个方子当时藏在一方大砚台下。大砚台在楼下书房（即祖父教几个儿子侄儿读书那间房），母亲去找，果然方子还在，还有当年和尚留下的他在杭州的住处。

　　母亲高兴极了，就同父亲商量，如何派人到杭州找和尚。父亲说，和尚云游，时隔十多年，知他还在杭州否，不如先照和尚方子服几帖再说。可是母亲瞒着父亲写个字条送给宝珠，叫她想法。随即阿秀来了，说外祖母正在设法，好端要弄个明白：那和尚是否还在。

　　父亲服了那方子，果然有效。盗汗止了，低烧时有时无。母亲认为这和尚真有本事，更加盼望能找到他。

　　但就在这时候，我的弟弟（那时虚数三岁）忽然病了；父亲开方，吃了没有用。而弟弟之病来势甚猛，三、五天就不进饮食。母亲又通知了外祖父的那些门生。于是又来会诊，改变前方，另拟新剂，服了二帖，仍然无效，病儿却渐呼吸都很微弱。母亲决心请她的六叔（渭卿）来治。考虑到老人家久已不诊病，母亲就自己去请，说，好歹拉他来一趟，母亲坐了船去，希望原船接回渭老。父亲的那些师兄师弟，此时天天都来会诊，看见“师妹”亲自去请渭老，他们都坐着等待。他们一边等，一边同父亲谈弟弟的病，一边传观和尚那张方子，都说，怎么方子上只开病情不作判断，又说看他一手字，便知是“老斲轮手”。

　　从午时等到太阳西斜，方见粟香进来，大家都心里说，“这回连师妹也请不动了么”，可又见母亲扶着渭老慢慢进来。这一下，登时热闹起来。茶点早已摆起，渭老上坐，听父亲简单明了地报告弟弟其病及医治过程，问了句“到今天是第八天了”，然后细看了前后各方，就由母亲扶着，父亲与粟香相随，都上楼去了。看过病儿，渭老下楼来立即开方，寥寥几行字，搁笔，对父亲和母亲说：“死马当活马医罢。”父亲等看了方子，都大惊失色，原来这方子同他们连日的方子全然不同，其中用量最重的两味药是东瓜子，东瓜皮（这里，我是完全根据母亲对我所说记下来的。母亲在事隔七、八年后对我讲这件事时，也说不清弟弟患的是什么病，也只记得渭老开的方子中间有这两味药）。

　　渭老走后，父亲的师兄师弟们都还不走，议论纷纷，可是母亲已经叫人抓药，煎好立即服下。客人们都佩服这位“师妹”真有决断，也都告辞，说明天来听好消息，——实际他们心里是怀疑的。

　　那晚上，弟弟居然睡得安稳。半夜醒来，居然说肚子饿了。连服三帖，病已痊愈。母亲连忙写信，与父亲连名，感谢渭老。正想派人送去，忽然阿秀进来了，随后是宝珠扶着外祖母。原来外祖母结伴到杭州烧香，主要是找那和尚。事隔多年，杭州所有寺庙都访过了，都不知有此和尚。外祖母坐定，才把找不到和尚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果然那和尚云游不知去向，不要再水中捞月了。外祖母抱着病后初愈的弟弟却对父亲说：“老头子（指外祖父）在世时常说，树皮草根，只治得病，不能治命，看来姑爷——”外祖母声音哽咽，说不下去。父亲苦笑道：“讲到命，也许突然又来个神医。君子安命，我是一点也不担心。”母亲接着说：“也只好这样，自安自慰吧，死生有命。”

　　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父亲病倒了。

　　最初，父亲每天还是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坐在房中窗前读书一、二小时，然后又卧。他那时还是对数学最有兴趣，他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那时新出的谢洪赉编的），其次是喜欢声、光、化、电一类的书，又其次是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也看那时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又到年关了。这个时候，在乌镇通常是一个最冷的时候，常常下雪。乌镇一带地区的房屋构造是不保温的，也没有取暖设备，因此显得特别冷。父亲此时只好整天躺在床上，盖着厚的丝棉被；他常常支起双腿，躺着看书。不料腊月既过，天气渐转暖和时，父亲的两条腿不能放弃，好像因为长久支起，筋已缩短。如果别人帮着用力拉，是可以拉起的，但因父亲脸上有痛苦表情，妈妈不忍，就让这样支起（直到死，还是这样。殓时有人拉了一下，才放弃了，但那时妈妈倘看见，也会伤心的）。

　　然而除了渐渐转动不便（在床上翻身，也要妈妈帮他），别无痛苦。饭量照样好，每天外祖母送来各种滋补的食品，父亲都能吃，然而人却一天一天消瘦下去。

　　在父亲卧床不起的第二年夏天，祖母亲自到城隍庙里去许了个愿，让我在阴历七月十五出城隍会时扮一次“犯人”。这是乌镇当时的迷信：家中有病人而药物不灵时，迷信的人就去向城隍神许愿，在城隍出会时派家中一儿童扮作“犯人”，随出会队伍绕市一周，以示“赎罪”；这样，神就会让病人的病好起来。

　　祖母是迷信神道的，在父亲卧床不起后，她多次提出要去城隍庙许愿，都被父亲和母亲拦阻了。现在她看到儿子日益消瘦，也就不管我父母亲的反对，自己到城隍庙里去许了愿。

　　乌镇那时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至十七要连出三天城隍会，其盛况不下于元宵节的闹龙灯。出会的费用由镇上的大小商号摊派（名为“写疏”），“节目”则由各街坊准备。所谓“节目”就是各种彩扎的“抬阁”和“地戏”。“抬阁”是由四个精壮汉子抬着一块平板，上面由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文中的各种角色，如白娘娘、吕洞宾、牛郎织女等等，四围挂着琉璃彩珠，打上灯彩。“地戏”比较简单，挑几十个汉子（不再是儿童），穿上做戏的“行头”，在地上走着，有时也舞弄一下手中的大刀和花枪。因为各街坊要互相竞赛，所以“抬阁”和“地戏”年年出新斗奇，除非那年逢上了大灾荒。

　　出城隍会，照例由一队人马在前面鸣锣开道，然后就是各街坊的“抬阁”和“地戏”在喧天锣鼓声中慢慢地依次走过。队伍的中间是一台十六人抬的大轿，里面坐着城隍的木像，面施彩皮，身穿神袍，轿前有“回避”、“肃静”的大木牌，前呼后拥，十分威风。但是大轿在经过我家旁边的修真观时，却突然锣鼓息声，抬轿的人要一起跑步，飞速穿过观前的那一段街道。这是有名目的，叫做“抢轿”，因为修真观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城隍是玉帝手下的小官，当然不能大模大样地经过修真观，只能跑步通过。

　　城隍大轿的后面，又是“抬阁”和“地戏”，最后就是“犯人”的队伍。“犯人”仍穿家常的衣服，但一律围一条白布裙子，戴一副“手铐”；所谓“手铐”其实是一副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用一根带子系牢，挂在“犯人”的脖子上。整个出会的队伍要在乌镇的四栅（东南西北栅）周游一圈，“犯人”也要跟着兜一周。有的年龄小的“犯人”，这样远的路走不动，也可以由大人抱着参加游行。即使走得动的“犯人”，一般也有家里人在旁边跟着，因为怕孩子把“手铐”丢了。

　　祖母让我去扮“犯人”的那一年，我九岁，正是最爱玩耍的年龄，对于能够亲身参加出城隍会，自然十分高兴，随队伍绕着四栅走了十多里路，竟一点不感到累。不过事后想想，又觉得不上算，因为“犯人”只能跟在出会行列的末尾，一路所见只是前面“抬阁”的背影和两旁围观的人群，实在没有扒在我家老屋临街的窗台上看下面经过的队伍来得有意思，而且在窗台上连“抢轿”的场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另外，我虽然当了一次“犯人”，父亲的病却未见有一丝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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