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48)_茅盾

四八

　　“可是，唐先生人是好人，他是一番好心。”许久没有说话的萧长林开口了。显然他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正在寻找发表他那意见的适当机会。“这一次的事情我们上了姚绍光的当……”

　　“唐济成人是好人，可是他找三老板想办法这就不对。三老板还不是站在他哥哥一边么？”

　　阿寿抢着说，面红耳赤地又像准备吵一架。可是萧长林不接受他的挑战，只顾说他自己的话：

　　“姚绍光撺怂我们提要求，阿梅，那时你说这家伙不过想借此讨好大家，巩固他在工会里的地位，跟蔡永良争权夺利。对的，这家伙有这一手！可是，这一次，他和蔡永良是串通了干的，他受的严老板的指使。我们是上了当了！”“上当不上当，还说它干么？”周阿梅怒气冲冲回答。“难道我们不应该提要求？我们替严老板抢救机器，炸弹落在我们家里，严老板全厂的机器都抢出来了，可是我自己的东西呢？就剩了这一口箱子！天快冷了，冬衣还不知在哪里？我们不找严老板补贴，我们去找谁？总不能说，姚绍光想利用我们，严老板和他串通，我们就应该不声不响，光着身子跟着他到东到西？”

　　周阿梅越说越生气，忘记了怀里还抱着个小弟，提起拳头在桌子上打了一记。这孩子扒在桌边，正在玩弄着两个棋子大小的螺丝帽，阿梅那一拳把两个螺丝帽震得直跳起来，小弟吃了一惊，抬头又看见他爸爸那一脸怒容，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阿梅更生气，打他一掌。幸而阿珍姐这时把那几件水渍衣服都已安置好，就跑过来招呼那孩子。

　　“啊哟，长林哥，你是看见的，我们那一天吃着炸弹，逃得性命却丢了东西，住的地方也没有，阿梅还得上工。我抱着小弟找到这一间破棚，嗳，哪里像是人住的？我收拾了三天，才算像一间屋子了，可又连一条板凳也没有。再三求告着蔡永良，总算他发了善心，让我到厂里拣了他们当作垃圾的几块铺板跟这张破板桌，还说是借给我们的，当场写了借条呢！……”

　　“那时候我们太老实了！”阿寿忿忿地叫着，打断了阿珍姐的话头。“一心顾着老板的机器，还当老板是有良心的！”

　　“可不是！阿梅自己一声也不哼！倒是唐先生过意不去，对周总工程师说了，这才拿到严老板的二十块津贴。二十块够什么呀，买一床棉被也要……”

　　“算了，算了！”周阿梅暴躁地喝住了阿珍姐。“光翻旧话，有个屁用呀！”

　　“对，旧话也不用提了，”萧长林趁势接口说，“商量商量眼前的事。严老板的兄弟听说是明白道理的，他对唐先生说过，不能叫工友们太吃亏。不过，我们要是一点也不让步，事情就僵到底。”

　　周阿梅和阿寿都不作声。

　　“唐先生也和周总工程师商量过，”萧长林继续说，“周总工程师出了个主意。看别家工厂的办法是怎样的？我们不能比别家差些，可也不能高。唐先生说的明明白白，要是我们赞成了周总工程师的主意，那么，周总工程师就和我们站在一道……”

　　“到底是什么办法？”阿寿性急地问。

　　“从上海动身那一天算起，老板管吃管住。到了汉口，老板单管住，发半薪，有家小的，津贴一点伙食费。”

　　“这不成！差得太多了！”阿寿大声叫了起来。

　　但是周阿梅却冷冷地问道：“搬家费呢？”

　　“没有。可是你别着急，听我说呀。不是说到了汉口以后老板管住么？厂方给我们宿舍，也给我们床铺、桌子、板凳、灶头、锅子，——这些都不用我们自己花钱了。另外，还可以得一些津贴，那算是拆卸工作完了以后给的半薪，也是算到汉口为止的。”

　　“啊哟！”阿珍姐一手搀着那扶住板凳在学步的孩子，同时回过头来望住了萧长林说，“老板们的算盘真精！这也半薪，那也半薪，人家可不能只活半个人！”

　　周阿梅沉下了脸却不作声。

　　“早知道姓严的反复无常，”阿寿恨恨地说，“当初就不给他拆机器，一个炸弹完他妈的蛋……”

　　“不行，不行！”周阿梅突然跳起来大声说，“这样的条件不行！”

　　萧长林也站起来，脸也红了，高声叫道：“阿梅，严老板就巴不得我们说一声不行！”他转脸看定了阿寿。“当初我们为什么肯拚命替他抢救机器？为了他妈的几个钱么？还是巴望严老板记得我们的好处，白送我们几十块钱过冬么？”

　　“得了得了！你是气量大，不在乎！”

　　“我不是气量大，你和阿梅也不是气量小。我们当初都知道，替严仲平拆卸机器，不光是帮他保全了财产，还要督促他把机器搬到内地，开工造货，打东洋小鬼！现在严老板的机器保全下来了，是靠我们拚了命抢救出来的；几时迁到内地去开工呢？严老板早就推三挨四，面是心非。可是我们倒又送给他一个把柄，让他反咬一口，不是他不愿意迁厂，倒是我们讨价太高，他没法办。我们最初替他拚了命，现在又成全了他的鬼计，我们还担了责任；阿梅，阿寿，这是不是我们的气量太大了么？”

　　萧长林说这番话的时候，阿珍姐把小弟安置在屋角的一张破席子上，随手又拾取一把老虎钳给小弟当作玩具；可是她一心却在倾听萧长林的话语。她这几天来最耽心的，就是阿梅失业。她希望迁厂能成事实，也无非因为在上海找工作实在没有把握。当下她听了萧长林的议论，忍不住插嘴道：

　　“只怕我们把条件讲低了，严老板还是不答应。老板们向来是得步进步的。”

　　萧长林还没回答，周阿梅却接口说：

　　“牺牲，牺牲；只要不是白便宜了敌人。那天南车站一个炸弹，死的人有多少？我们总算还留得一条命。”

　　萧长林看见周阿梅终于明白过来，便又看着阿寿问道：

　　“阿寿！你怎么不说话？”

　　“照别家工厂的办法——大家赞成我也赞成。”“当然要开会，”萧长林说着就向外走，“不过我们先得跟大家把道理讲明白。阿梅，你是东西炸光了的，你去找人家讲道理，人家会服你。我还有事，晚上再来。”

　　这时，雨也停了，周阿梅望着萧长林那高大的背影，自言自语道：“话是不错的，机器搬到内地去开工，这才是比什么都重要。”高大的背影看不见了，周阿梅的眼睛还是定定地望着。忽然他在桌上拍了一下，站起来对阿寿说：“走！我们去找工友去！有的家伙是牛性子，得耐心来讲通他。”

　　阿梅和阿寿走了不久，阿珍姐背着孩子，坐在门口劈柴。淡淡的斜阳照着路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潭，路边略为干燥的地方早已摆满了地摊，——旧衣服、破烂家具、瓶瓶罐罐，什么都有，这是战争发生后新添加的一种行业，干这一行的大都是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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