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之理想二、宗教

第四章人生之理想二、宗教(1)

　　中国人文学者尽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为学术界放一异彩，他们会悟了人生的真意义，因完全置神学的幻象于不顾。当有人询问吾们的伟大人文学家孔子以死的重要问题时，孔子的答复是：“未知生，焉知死。”有一次，一位美国长老会牧师跟着追根究底讨论生死问题之重要性，引证至天文学原理，谓太阳在逐渐丧失其精力，或许再隔个几百万年，生命在地球上便将消灭。牧师因问我：“那你还承认不承认生死问题到底是重要的？”吾率直地告诉他，吾未为所动；倘使人类生命还有五十万年可以延续，那已很足以适应实践目的之需要而有余，至其余则都属于不必要的玄学者的杞忧。任何人的生命，如欲生活五十万年而犹不感满足，这是不合理，而且非东方人士所能了解。这位长老会牧师的杞忧，是条顿民族的特性，而我不关心的淡漠态度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国人是以便不易皈依基督教，即使信仰基督教，多为教友派（Quakers）式之教徒〔译者按：教友派为意大利人乔治·福克斯（G·Fox）所创之宗派，系主张不抵抗主义者〕，因为这一派是基督教中唯一可为中国人所了解之一种，基督教义如当作一种生活方法看，可以感动中国人，但是基督教的教条和教理，将为孔教所击个粉碎，非由于孔教逻辑之优越，却由于孔教之常识性的势力，佛教输入中国，当其被智识阶级所吸收，其宗教本身只形成一种心意摄生法，此外便了无意义。宋代理学的本质便是如此。

　　这却是为什么缘故？因为中国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程度的顽固特性。中国的绘画或诗歌里头，容或有拟想幻象的存在，但是伦理学中，绝对没有非现实的想象成分。就是在绘画和诗歌中，仍富含纯粹而恳挚的爱悦寻常生活的显著征象，而幻想之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笼罩一层优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图逃遁此俗世也。无疑地，中国人爱好此生命，爱好此尘世，无意舍弃此现实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他们爱悦此生命，虽此生命是如此惨愁，却又如此美丽，在这个生命中，快乐的时刻是无尚的瑰宝，因为它是不肯久留的过客。他们爱悦此生命，此生命为一纷扰纠结之生命，上则为君王，下则为乞丐，或为盗贼，或为僧尼。其居常则养生送死，嫁娶疾病，晨曦晚霞，烟雨明月，胜时佳节，酒肆茶寮，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劳形役性，不得安息。

　　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详情，中国小说家常无厌地乐于描写，这些详情是那么真实那么切人情，那么意味深长，吾们人类，谁都受了它们的感动。那不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吗？那时合家儿自女主人以至佣仆个个沉浸在睡乡里了，黛玉却独个儿坐在珠帘的后面，不是听得那鹦哥呼唤着主人的名字么？那又不是八月十五吗？那是一个不可忘的中秋佳节，女儿们和宝哥哥又挤拢在一起，一边儿持螫把酒，一边儿作诗了，起了劲儿，你我揶揄一阵子，狂笑一阵子；多么快乐，多么醉人啊！但是这样美满的幸福总难得长久，中国有句俗谚，叫作月圆易缺，花好易残，又多么扫兴啊！或者那不是一对儿天真的新夫妇，在一个月夜第一次别后重逢吗？他们俩坐在小池的旁边，默祷着花好月圆的幸福，可是一会儿黑云罩上了月儿，远远里听得好像隐隐约约有什么嘈杂声，好像一只漫步的鸭子被一条暗伺的野狼追逐着的逃遁声。第二天，这年轻的妻子压不住浑身发抖，她不是患起高度的寒热病来了吗？人生的这样犀利动人的美丽是值得用最通俗的笔墨记载的。这个尘俗的人生之表现于文学，从不嫌其太切实也不嫌其太庸俗的。一切中国小说之特点，为不厌求详的列举琐碎家常。或者一个家宴中的各色菜肴，或者一个旅客在客舍进膳的形形色色，甚至接着描写他的腹痛，因而趋赴空旷地段去如厕的情形，空地固为中国人的天然厕所。中国小说家是这样描写着，中国的男女是这样生活着，这个生命是太充实了，它不复有余地以容纳不灭的神的思想了。

　　中国人生理想之现实主义与其着重现世的特性源于孔氏之学说，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基督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是一实验哲学家，基督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从这两大哲学家的个性，吾人可以明了希伯来宗教与诗，和中国的现实思想及普通感性二者对照的根本不同性。孔子学说，干脆些说，不是宗教，它有一种对待人生与宇宙的思想，接近乎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世界上有这样的伟人，他们不大感兴奋于未来的人生，或生命不灭，或所谓神灵的世界等等问题。这样典型的哲学绝不能满足日耳曼民族，因亦不能满足希伯来，可是它满足了中华民族——一般地讲。我们在下面将讲到，就是中华民族也不能感到充分满足，可是它的缺憾却给道教佛教的超自然精神弥补上了。但是此种超自然精神在中国，好像一般地与人生的理想有一种隔阂而不能融合，它们只算是一些精神上的搭头戏，所以调剂人生，使之较为可忍受而已。

　　孔子学说之人文主义的本质可谓十足纯粹，虽后来许多亚一等的人物，文人或武将，被后人上了尊号，奉为神祇，但孔子和他的弟子从未被人当作神祇的偶像看待。一个妇人受了人家的暴辱，若能一死以保持其贞操，可以很迅速变成当地的神祇，建立庙宇，受民间的奉祀。人文主义的性质，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说明：三国时名将关羽被人塑装偶像，尊为神明，而孔子则不被人奉为神像，祖庙宗祠里的列祖列宗亦不奉为神像。那班捣毁偶像的急进党倘欲冲进孔庙，乃未免太无聊了。在孔庙和宗祠里头，只有长方的木质牌位，上面写着这牌位所代表的姓名，它不像个偶像，倒像个人名录。无论如何，这些祖宗并非是神祇，他们同样是人类，不过已脱离了尘世，故继续受子孙的奉养，有如生时。倘使他们生时是伟人，则死后可以保护他的子孙，但是他们本身也需要子孙的援助。四时祭祀以免饥饿，焚化纸锭以资为地狱间一切开支，子孙又得乞助于僧侣，以超度其在地狱中的祖宗。简言之，他们继续受子孙之看护奉养，一如在世之老年时代。这情形也跟后代读书人之祭孔典礼用意相同。

　　著者常留意观察宗教文化像各基督教国家，和质朴的文化像中国，二者之间的差异，与此歧异的文化怎样渗入人的内心；至于内心的需求，著者敢擅断是一样的。此等差异，与宗教之三重作用不相上下。第一，宗教为一个教士策术的综合体；包括它的信条，它的教皇权的嗣续，它的诉求于神迹，它的赎罪专利和赎罪券贩卖。它的救赎之易如反掌，它的天堂与地狱说。宗教因是而利于流行，普及于各种民族，连中国在内。在人类文化的某程度上，宗教这样也可算满足了人心的需求了。因为人民需要这一套宗教精神，于是道教与佛教出而应市于中国，盖孔教学说不欲供给此等物料也。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