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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 四、老滑头(1)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惊人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滑头”。这是向西方人难以传达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拿老滑头的人生观与西方文明结构做一比较,则后者似乎就显得太稚嫩而未臻成熟。假设九月的清晨,有一位年轻小伙子,想把正在烤火炉的老祖父拖出去一同洗海水浴,而老人家却不愿意,那时少年可能会显得怒气冲天,而那老年人则仅仅好玩地笑一笑。这一笑便是老滑头的笑,不过很难说那一个才对。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另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的问题。

  老滑头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他既现实,又漠不关心、不求上进。就其长处而言,老滑头给你圆融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许多小姑娘乐于下嫁老头儿的原因。假使人生值得什么,那就是它教了我们和气慈祥这一课。中国人早已体会出此中三昧,不过并非因为发觉它有什么宗教上的报偿,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对人生无常的理解。这个极为狡黠的哲学观念可以下面两位唐代诗僧的对话作为代表: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负一子而胜全局”,“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结构。人生于是充满了“三思”,充满了“三十六着”;人的棱角磨平了之后,就能达到中国文化特征的真正圆熟的境地。

  就其弊病而言,老滑头——中国智慧的终极产物——妨碍了理想和行动。它粉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底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它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单纯维生所需之程度。孟子是一个大滑头,因为他宣称人类的主要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或养与生,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个大滑头,因为他宣布将以一己服膺的中国政治格言“有饭大家吃”来解决中国的党争。黎总统不知道自己是一位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说的话比他所知道的高明,因为他从经济的观点解释了中国的现代史。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对中国人而言并不新奇,亦犹如佐拉(Emile Zola)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佐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则是民族的自觉。现实主义者之在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深思熟虑著称,但是因为他是中国人,就本能地觉得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做为一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则我所知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骗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愈大,愈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地飞到了家中。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C.L.N.Tolstoy)、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巴莱(Sir James Barrie)。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和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滑头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老子《道德经》那样短小——仅五千言——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皆有一些圆滑冷漠,和是非不分、不求上进的怀疑主义的意味,它讪笑所有人为干预的徒劳,也嘲笑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它也有一些不相信理想主义的意味,其原因,出于缺乏毅力者少,出于缺乏信心者多。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华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性,闲居则怡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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