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二章中国人之德性三、无可无不可

第二章中国人之德性三、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古典文学里汤姆·布朗（Tom 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把头抬高，直接回答。”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遗嘱来做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的告诫儿子：“少管别人闲事。”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个人的权利没有一丝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于理会。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泰纳（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有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性，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如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和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惹了祸，吃了一次两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了无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两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得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值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忘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须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常之气焉。格林（Elinor 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迹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