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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卷 基础 开场白(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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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但是伟大能值得多少呢？卡莱尔（Thomas Carlyle）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真正伟大艺术之第一个印象，常常令人失神至于感痛苦的程度。是以“伟大”之命数注定该为人所误解的，中国之命数亦即如此。中国曾伟大而烜赫地被人误解过。“伟大”往往是一种特别的名词，专指吾人所不了解而愿意享用的事物。介乎愿意为人所熟悉了解与被称为伟大，中国宁愿被人所了解，倘能被每个人所了解，那才再好没有。可是怎样能使中国被了解？谁将充当她的传译者？她具有那样悠长的历史，其间出了那么许多圣皇雄主、贤哲诗人、名师学者，以至勇敢母亲、才干妇女；她有她固有的文艺哲学、绘画戏剧，供给一般平民以分辨善恶的道德意识；加以无尽藏之平民文学，民间谣俗以助美德。可是这些宝藏未能直接受外人之了解，因为语言之不通，已够掘成无法踰越的鸿沟。中国能不能利用洋泾滨英语来促使了解呢？所谓“中国通”者，是否将从厨子阿妈的口中，探取对中国精神之认识呢？能不能经由仆欧，经由买办，经由萨劳夫，或诵读《字林西报》的通信以达到了解呢？这一类主意分明是失当的。 的确。想要尝试去了解一个异民族及其文化，尤其像中国那样根本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此种工作殆非常人所堪胜任，因为此种工作，需宽广之友情，需要一种人类博爱之情感。他必须循依心脏之每一次搏跃，用心灵的视觉来感应。此外，他必须摆脱一切自己的潜意识，一切儿童时代所已深植的意识，和成年时代所得深刻印象，一切日常为人所着重的字义，“共和政体”“繁荣”“资本”“成功”“宗教”“利息”等等。又不能让他与研究下的国家生隔阂。他一方面需要超越的观念，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淳朴的心地。此种淳朴的心地，大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是很好的典型，这位诗人赤条条裸裎了吾人的灵魂，揭露了一般人的性格，情爱并忧郁。只有秉此超脱与淳朴的心地，一个人始能明了一个异性民族的内容。 然则谁将为此传译者呢？这一问题，殆将成为不可解决之悬案。那些身居海外而精通中国学术之学者，以及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仅从孔氏经籍所得的感想中观察中国，自然绝非肩荷此等工作之适当人物。一个十足的欧洲人在中国不说中国语言。而地道的中国人不说英语。一个欧洲人说中国话说得十分流利，将养成同化于华人的心理习惯，此等人将被其国人目为古怪人物，中国人说英语说得太流利而养成了西洋人的心理习惯，将被削除国籍。又有一种说英语的特种华人，或者系根本不会讲本国语言的，或者用英语发音来说中国语的。这些人当然也不可靠。像这样逐项排除，吾人势必忍受所谓“中国通”的调度，而将传译责任大部依托于他的一知半解的认识。 此种中国通，让吾们且慢着描绘他，因为他是你在中国问题上唯一的权威者。兰塞姆先生（Mr.Arthur Ransome）曾这样精细描写过一个人物。但照我想来，他是一个活泼的人物，吾人很容易把他描绘出一个印象来。可是切莫把他弄错了。他或许是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个船主或水手，或者为领事馆里的书记，亦可以是大腹贾，对于他，中国最好作为沙丁鱼和花旗蜜橘的销售市场。他不一定是未受过教育者，其实他或许是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一面注视着政治顾问的活动，一面照顾些借款佣金，他在他的能力限度以内，或可搜集很详细的情报；这个限度是他不能讲三个以上缀音的中国语言，而依赖他的会讲英语的中国朋友以供给材料，但是他总能继续他的事业。好在闲来玩玩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总能使他舒服。有时喝喝利普顿红茶，读读《字林西报》，亦颇闲逸，不期此时却激动了他的肝火，他对于土匪、绑票、内战，那些清晨不快意的报导，不免惹气，这一气把他刚下肚的早餐消耗个干净。他的胡子居常刮得煞光，服装整洁，远胜他的中国伴侣，皮鞋又擦得分外闪亮，远胜他在英国时，这于他所费无几，因为中国的仆欧是最好的皮鞋擦手。每晨从寓所上写字间，则驾一辆跑车，疾驶三四英里，然后自信有光顾史密斯夫人的茶点之需要。他的脉管中未必环流着缙绅先生的血胤，他的客厅里也没有祖先的油绘像，可是他常能远溯上古历史以至原始森林时代，以证明他的远祖确系贵族，这才使他的心境宽悦，而研究中国事物的一切烦虑也得以轻松了。可是他还有不舒服的时候，每次有事使他必须穿过中国街道，那里就有许多异族人的视线，千千万万集射而来。他掏出一条手帕，胡乱掩着鼻子呛一阵鼻涕，硬着头皮苦挺一下，免不了抱着扫兴而畏怯的神情。若泛泛地流盼一下那些穿蓝褂子底人浪的波动，则觉得这些人的眸子倒并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乜斜之甚。这些人是否会从背后暗算人呢？明亮的日光下，怕不会有这等事情，可是谁也不能预料！他在棒球场锻炼出来的运动家气概一古脑儿离别了他。他宁愿叫脑袋吃一下球棍的猛击，却不愿再度通过这些弯曲的街道了。不差，这是一种畏怯，是一个陌生人最初的畏怯。 但是他的心理并不单纯至此，他的“仁慈”，使他不忍睹视贫愁的光景，不忍安坐黄包车上而目睹可怜的“人兽”拖沉重的负担——他因是必得坐一辆汽车。汽车的作用不光是代步的工具，它是一座活动的碉堡，从寓所把他载到写字间，沿途庇护着他，使他与中国社会相隔离。他不愿离开他的汽车，也不愿离开他的文明的自傲。在进茶点的时候，他告诉史密斯姑娘，一辆汽车在中国不算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每天三英里的驱车工作，把他深锁的心掩藏于玻璃箱笼里，从寓所装到写字间；侨居中国二十五年，未始一日有例外。虽然，当他重返英吉利，固绝未提及此等情形，而在寄给伦敦《泰晤士报》通信中却自署“二十五年侨华老旅居”，至于日常生活的实况则亦讳莫如深。他的通信写得很动人，当然，他一定会知道他自己所写的是什么。 同时，他所驰驱的这日常三英里幅径，倒也不大肯超越范围，除非偶尔玩玩越野赛马，这才劳他玉趾贲临，践踏上中国农田。可是这一来，必得让他爬出碉堡而抛头露面于日光空气之下，于其际，他也不会疏忽怎样去防卫自身的。不过这种猜想又弄错了，原来他从未下乡，只当他户外玩球时，如此说说罢了。这一种秘密，一定是他肚皮里明白。他从不光临中国家庭，复小心翼翼以规避中国旅馆，也从未让中国报纸见一个面。到了晚上，电炬初明，他踱进世界最华贵的酒吧间，吮啜着他的冰烧酒，缀拾一些街谈巷议，无稽谰言，喝得开怀，同座间大谈其中国海岸山海经，无非传闻遗说，一鳞半爪，其材料可远自十七世纪葡萄牙航海者流传而来。当他察觉上海非是苏塞克斯（Sussex）风尚，不能尽如其在英国时之习惯，未免扫兴，及闻中国人民也来祝度耶诞圣节，不觉大快，不过中国人民之不懂英语，终属可怪。至若他走在路上，则趾高气扬，目无华人，倘或踏痛了同行者足趾，虽用英语说一声sorry，也属无例可援。不差，他从未学习过一个旅客应用的几句客套华语，却不断抱怨华人之排外思想；可憾庚子拳匪之役的火烧圆明园，竟不够好好给中国人一顿教训，怎不失望。喔，你们西洋人固握有权威以镇临中国，以促进人道上之普通义务啊！ 上面所写的种种，都是你所知道也很平淡无奇的，假使不是为了西方人对华人观念之构成，与此等事实息息相关，我固毋庸在此多费篇幅。你必须仔细想想两方言语上之隔阂，中国文字之极度难学，以及中国政治、学术、文学、艺术之纷淆现状，并中西两方风俗习惯上之广大差异，始足与言了解中国。 这一本书可说是对一般误解中国者之一篇答辩，它将根据较高理解基点而觅取较善谅解。不过一般“中国通”倘欲继续写他讨论中国事务的书本或短文，也难以仅为他不懂华文而遽干涉其著作之自由。给之，此等书本与短文，只配藉作茶坊酒肆的闲谈数据而已。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譬如赫德（Sir Robert Hart）与罗素（Bertrand Russell）——他们能从一个绝对不同于自己者的生活方式中观察内在的意义。但是有了一个赫德却有一万个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有了一个罗素却有一万个伍特海特（H·G·W·Woodhead）。结果不断产生轻蔑华人的戏剧式故事。它的内容幼穉歪曲，却为西方人所乐道，它也可以说是前代葡萄牙航海者野史的承继者，不过削除了当年水手们的下流口吻，而保存着此辈水手的卑污意志。 中国人时而自起惶惑：中国海岸因何只值得吸引一班下流航海者和探险者呢？要明白解答这个疑问，最好先读一读摩斯（H·B·Morse）的几种著作（译者按：摩斯氏历任我国各地海关帮办，所著研究中国之书籍甚多。其中《中国之国际关系》一书最为著名），然后探溯此辈航海者的传家法宝与现代结合之线索，并审察早期葡萄牙人与现代“中国通”二者眼界之共通性，再仔细检阅他们的利害关系，天然淘汰过程，和驱使他们不远千里而来的环境压力，其间二者之异同如何，再质询他们，何为乎飘流异域，更络绎不绝巴巴的赶到地球的这一角来，其目的难道不是黄金与投机（载运货物往外洋试销）！黄金与投机的第一个例子便是驱使哥伦布——在他们全部当中最伟大的航海冒险家——探索到中国的航线。 一个人于是始明白此种嗣续的史实，明白哥伦布式航海者的传统观念何以能坚定而平衡地发展下来，于是更感觉到一种怜悯中国的意念；可怜那不是中国的社会美德，而是中国的黄金和她被作为“购买畜生”的购买力，才吸引西洋人到此远东海岸来。那是黄金与利益才把西洋人与中国人连锁起来，而投入卑污龌龊的漩流，实质上未尝有丝毫人道精神之结合。他们本身，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不认识此种现实；因而中国人曾质询英国人，假使他厌恶中国社会，为何不离开中国；而英国人也反问中国人，为何不退出租界；结果双方均不知所答。故英国人盖并未劳神使自己被了解于华人，而忠诚的中国人尤从不念及使自己被了解于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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