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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并Y及T来信)

  L.S.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此复,即颂近佳。

  L.S.启。

  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Y,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T,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戈兼(T.Gautier,1811~1872)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诗剧《死的喜剧》等。

  波特莱尔参看本卷第229页注。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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