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的通信(5)_鲁迅

关于翻译的通信(5)

　　回信

　　敬爱的J．K．⑾同志：

　　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⑿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⑿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⒁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15)，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⒃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⒄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⒅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注释】

　　⑾J．K．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⑿“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⒀“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⒁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⒂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⒃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⒄什法师（344～413）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⒅《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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