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5)_鲁迅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5)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48)，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49)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50)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51)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52)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53)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54)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55)，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56)，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57)（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58)，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59)尼采的则只有半部，(60)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61)，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62)，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注释】

　　(46)“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118页注⑥。

　　(47)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48)《文艺政策》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〇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49)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

　　(50)Hauptmann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Gregory夫人，格列高里夫人（1852～1932），爱尔兰剧作家。

　　(51)《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52)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53)“方向转换”《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54)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55)“阿狗阿猫”一九三〇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92页注②。

　　(56)藏原惟人日本文艺评论家。

　　(57)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发表的《东京之旅》。

　　(58)《一周间》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慈译。一九三〇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59)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一种，一九二〇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60)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61)“严正态度”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62)《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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