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二章全盛时代(3)

第二章全盛时代(3)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国家观衍为法家，世界观衍为阴阳家。自管仲借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锐意整顿内治，使成一“法治国”（Rechtsstat）之形。《管子》一书，实国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书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战国时其后辈所纂述。要之，此书则代表齐国风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邹衍之徒兴。《史记》称：“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此其思想何等伟大，其推论何等渊微！非受海国感化者，孰能与于斯（邹衍所谓“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达尔文诸贤，能开出弥天际地之大学说者，皆恃此术也）？虽其以阴阳为论根，未免失据，然萌芽时代，岂能以今日我辈数千年后之眼识訾议之耶？邹子既没，而稷下先生数百辈，犹演其风。及秦汉时，遂有渡海求蓬莱之事，徐福之开化日本，皆邹子之徒导之也。此为齐派（北东派）之两大家。齐派之能独立于邹鲁派以外也，大国则然也，海国则然也。

　　秦，黄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险，而民族强悍，故国家主义亦最易发达。及战国之末，诸侯游士，辐辏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时西方之学术思想，烂然光焰万丈，有睥睨北、南、东而凌驾之之势。申不害，韩产也；商鞅，魏产也。三晋地势与秦相近，法家言勃兴于此间。而商鞅首实行之，以致秦强。逮于韩非，以山东功利主义与荆楚道术主义，合为一流；李斯复以儒术缘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为治者也。于是所谓秦晋派（北西派）者兴。秦晋派实前三派之合体而变相者也。

　　宋、郑，东西南北之中枢也，其国不大，而常为列强所争，故交通最频繁焉。于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间。墨家之性质，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学一宗师也。名家言起于郑之邓析，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杂似北学，其推理俶诡似南学，其必飞起于中枢之地，而不起于齐、鲁、秦、晋、荆楚者，地势然也。其气象颇小，无大主义可以真自立，其不起于大国而必起于小国者，亦地势然也。要之，此齐、秦晋、宋郑之三派者，观其大体，自划然活现北学之精神，而必非南学之所得而混也。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岂不奇哉！

　　南派之老、庄尚矣，而杨朱亦老学之嫡传也（杨子居为老子之徒，见《庄子》）。杨氏之为我主义，纵乐主义，实皆起于厌世观。《列子·杨朱篇》引其学说曰：“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盖其厌世之既极，任自然之既极，及觉除为我主义、纵乐主义，更无所可事。此其与近世边沁、弥儿等之为我派、快乐派，由功利主义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学之有墨，南学之有杨，皆走于两极端之极点，而立于正反对之地位。杨之于老，得其体而并神其用。杨学之几夺老席，非偶然也。故杨氏不可不列于大家而论之。

　　许行，亦南学一代表也。但其流传甚微，非惟学说不见于他书，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称述之者。虽然，其所持理论，颇为希腊柏拉图之共产主义及近世欧洲之社会主义（Socilaism）（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类，而亦不尽同。社会主义者溺平等、博爱之理论而用之，过其度者也）相类，盖反对北人阶级等杀之学说，矫枉而过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渊源于老学，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状态，为群治之极则，故其言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无者也。北方政论，主干涉主义（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论，主放任主义。此两主义者，在欧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胜负，而其长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论者也（十八世纪以前，重干涉主义；十八世纪后半、十九世纪前半，重放任主义；近则复趋于干涉主义。英国，放任主义之代表也；德国，干涉主义之代表也。卢梭，放任主义之宗师也；伯伦知理，干涉主义之宗师也。格兰斯顿，放任主义之实行者也；俾斯麦，干涉主义之实行者也），而许行实放任主义之极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没而不彰也（《汉·志》农家者流，殆即指许行一派。若仅以李克“尽地力”者当之，似不足为一家言也。又按：许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义，殆南而稍染北风也。但墨主干涉，而许主放任，其精神自异）。

　　屈原，文豪也，然论感情之渊微，设辞之瑰伟，亦我国思想界中一异彩也。屈原以悲悯之极，不徒厌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厌俗而欲游于天。试读《离骚》自“跪敷衽以陈词兮”至“哀高丘之无女”一段，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一段，徒见其词藻之纷纶杂遝，其文句之连犿俶诡，而不知实厌世主义之极点也。《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屈原生于贵族，故其国家观念之强盛，与立身行己之端严，颇近北派；至其学术思想，纯乎为南风也。此派后入汉而盛于淮南。淮南鸡犬，虽谓闻三闾之说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体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于南，亦缘当时载籍所传，北详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残缺散佚而不可观者，尚多多也。

　　诸派之初起，皆各树一帜，不相杂侧；及其末流，则互相辩论，互相薰染，往往与其初祖之学说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长以修补之。故战国之末，实为全盛时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时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时学界大势有四现象：一曰内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罗。四者皆进步之证验也。所谓内分者，《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即荀卿），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韩非子》所谓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郭《注》云：二人姓氏也）、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观此可见当时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余诸流，虽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现象无疑也。后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为道术衰微；不知学派之为物，与国家不同。国家分争而遂亡，学术分争而益盛。其同出一师而各明一义者，正如医学之解剖，乃能尽其体而无遗也。

　　所谓外布者，各派皆起于本土，内力既充，乃务拓殖民地于四方。于斯之时，地理界限渐破，有南、北混流之观。《史记·儒林传》云：“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故子路居卫，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西河，北西派所领地也；齐，北东派所领地也；楚，则南派之老营也。《孟子》曰：“陈良，楚产也，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于南之证也。《庄子》云：“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是墨行于南之证也。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见《史记·孟荀传》）。韩非，韩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于北之证也。故其时学术渐进，不能以地为限。智识交换之途愈开，而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谓出入者，当时诸派之后学，常从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盖出彼入此，恬然不以为怪也。故禽滑厘，子夏弟子也，而为墨家钜子；庄周，田子方弟子也，而为道家魁桀；韩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为法家大成；陈相，陈良弟子也，而为农家前驱。自余诸辈，不见于载记者，当复何限！可见其时思想自由，达于极点，非如后世暖暖咮咮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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