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8)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8)

　　啊！我读条例司和司农寺拟定的役法条目，感叹王安石和他的那些下属，真可以说是体大思精，可以成为立法家的模范了。差役制度对百姓的伤害，既然已经像前面说的那么严重，再不进行改革，绝对不行了。不过，此前的各种差役，固然有繁杂苛细应该免除的一方面，却也有治理国家所必须而不能轻易免除的一方面。如今的熙宁新法，对于其中可以免除的，已经免除了，其中还有不能免除的，但又不能继续让百姓服役，更不能以不再役使百姓为理由，这些工作也不做了。这就需要由国家招募百姓中愿意做这件事的人来做，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但既然是招募，又并非义务的性质，而是带有契约的性质，如果没有报酬，谁肯干呢？而且，国家并非哪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如果有所需求，只能取自老百姓。这样的义务，人民本来已经负担几十年了，只是因为立法不善，所以，贫弱的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而那些狡猾的豪强富户却往往可以幸免。如今按照它固有的义务加以改善和明确，使徭役变成了赋税，这其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但和前面的法令比起来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增加。这正是免役钱合乎道理的地方。它的征收，是以财产的多少分出等级，有钱人征收得就多些，贫困的人征收得就很少，最贫穷的那些人，官府还会免除他们的赋税。这与如今许多文明国家所得税的法律正好相同。各国收取所得税，凡是人民中收入很少，只够维持其基本生活的人，是不纳税的，只有当他有了额外收入的时候才纳税。而且他们的纳税，是按照规定好的等级比例累进计算。这其实是非常公平的课税之法，是各国财政学家最为称道的。王安石在数百年前各国尚未发明这种税法的时候，所制定的募役法竟与当代的所得税法殊途同归，比如，核定每家每户的资产，按照贫富上下分出等级，根据等级纳税交钱。农户自四等以下，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可以免税，豪强大族以及僧侣，也不必纳税和服役，而国家的一切负担，都加在这些软弱无力的平民身上。这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弊政，而法国大革命和近百年来的欧洲各个国家的革命，其动机多半都在这里。王安石痛心疾首于这种不平等的政策法令，不怕得罪那些豪强大户，依然要求这些人也要缴纳助役钱，这是欧洲各国经过亿万人流血才得到的结果，王安石却能巧妙谋划于朝廷之上，顷刻之间指挥若定，就把事情办成了。他的立法如此完善和周详，已经像前面我们讲过的一样，但仍不敢过于自信，还要张榜公布一个月，老百姓没有疑义了，再定为法令，颁布于天下，正式实施。即使这样，仍不敢过于急躁，而是先在一两个州府试行，等到它有了成效，再推广到其他州府。所谓勤劳谦虚的君子是一定会有好结果的，不是吗？自从实行了这个法令，此后虽然屡有变迁，但始终不能被废除，直到今天，人民不再知道还有徭役这样的事，说起这个词，往往不能理解，这是谁做的好事？就是王安石啊！此公之举，将尧舜三代以来的弊政一举扫除了，实在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名气的社会革命。我辈生于今日，已经把这件事淡忘很久了。试看当时人们所说旧社会颠沛流离、困苦不堪的情形，又考察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见其封建时代的豪族僧侣剥削贫民的事实，可以两两相互印证。而对于王安石，我们该如何崇拜甚至顶礼膜拜啊。但是，数百年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至今还在说他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执拗的人，苛刻残酷的人，甚至说他以权谋私，是个奸邪小人。啊，我们的国民不知感恩的陋习，充分地表现在这里了。

　　当时制定法令的人说过：如今新法宽厚优待的都是乡村里不能自己表达其愿望的贫苦农民，裁度取用的都是官宦或豪强富户，他们都有控制舆论的能力，看到新法的实行对他们不利，阻挠新法的人一定很多。果然是这样，当时一些所谓士人君子都先后起来攻击新法，他们所持理由，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苏辙说：“服役的人不可不用乡户，即农民，犹如官吏不可不用士人，即读书人。”

　　苏轼说：“自古以来，服役的人一定要用乡户，犹如吃饭必用五谷，穿衣必用丝麻，水上行走必用舟船，陆地行走必用牛马，虽然在这中间也许会有替代物品，但毕竟不是人们经常用的。”他又说：“士大夫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到四面八方去做官，效力之余，也希望能有一些乐趣，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厨房都如此的萧条简陋，就好像一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连饮食都变得很粗劣，这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神宗曾与他身边的大臣讨论免役的利弊，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以至于失去民心。”神宗说：“役法的改革，在士大夫中有很多人不高兴，但老百姓有没有什么不便利呢？”文彦博说：“因为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并非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

　　啊，当时这些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心肝怎么能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呢！比如苏辙、苏轼说的那些话，什么乡民服役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他们深受阶级制度恶劣风俗的毒害，以为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法国大革命时的贵族和俄国现在的贵族，都以这种论调来维护他们的特权，没想到我国所谓有道德修养的人也像他们一样。在当今世界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所谓服役的人，没有所谓征用乡户服役的法令了，并没有不以五谷为食，不以丝麻为衣呀。苏轼看到这种情况，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况且，苏轼对于免除服役的痛恨，竟然来自于厨房的条件简陋不能让那些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做官的人尽情享乐。如果像他说的这样，以此来装点太平盛世的景观，那么，盛世确实像盛世了，但还记得我们的百姓为了这个盛世，付出了寡母改嫁、兄弟分家、抛弃田产给别人，以免除上等户的差役，不惜非正常的死亡，也要做单丁户的代价吗？还记得我们的百姓为了这个盛世，不敢多种一棵桑、多养一头牛、多存一年粮、收藏十匹绢帛吗？就为了少数官吏的幸福生活，却要使多数人民流离失所、忍饥挨冻，唯恐他们死得不快。这简直就是把饮人之血当作快乐！是豺狼才能说出的话！这种话，稍微有点心肝的人怎么能够说得出口？没想到这些号称有道德修养的读书人，却能觍着脸说出这番话来，而且，数百年来，那些有道德修养的读书人都来随声附和，集中火力攻击为民请命而行为有些古怪的贤明宰相，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国丧失公正的舆论已经很久了！至于文彦博说的那番话，想起来也是很可怕的，他说：“皇帝是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并非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姑且相信他的这种说法，那么，尽可能地掠夺老百姓的财产，来取悦于士大夫，是不是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限了呢？我要郑重地告诉后世读史的人，王安石当时推行的新法，没有一件事不是有利于老百姓的，也没有一件事是不利于士大夫的。士大夫的利益一定和人民的利益相冲突吗？我辈今天所能考察见到的，都是当时士大夫的言论，当时老百姓怎么说？已经无从知道了。想要凭借一面之词就造成证据确凿的判决，那么，他的冤枉岂不是真的和莫须有的罪名一样了吗？免除差役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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