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执政前的王安石（下）(2)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2)

　　梁按：建立法治社会固然是一件很着急的事，但推行法治的是人，制定法律、制度的也是人，所以，王安石既以法律、制度建设为根本，又以人才为根本的根本，事实上，法治国家一定是以大多数人民作为其根本的，这才是王安石的真正用意。

　　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时代的天下，先王的时代，人才很多啊，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了呢？所以我说，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当权者贪婪狠毒，腐败无能，都是不称职的人。后来，周文王起来要取代商朝，天下的人才也曾显得很匮乏，在那个时候，周文王能够造就天下的读书人，把他们都培养成有能力为君主服务的人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诗经·大雅·旱麓》篇说：“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到事业成功了，就连那些低微下贱捕捉兔子的人，都没有不追求品德的。《诗经·周南·兔罝》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况那些当权者呢？由于周文王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出征就能让别人臣服，治理属地则能处理好政务。《诗经·大雅·棫朴》篇里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就是说周文王所用的这些文臣武将，都能各尽其才，没有办不好的事。等到周夷王、周厉王的时代，天下大乱，人才又曾显得少了。直到周宣王“中兴”，能够和他一起图谋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仲山甫一个人了。所以，诗人感叹地说：“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这是在叹息当时人才太少，仲山甫得不到人们帮助啊。周宣王能用仲山甫，通过他来影响天下的读书人，然后人才又重新多起来了。于是，对内处理好政务，对外讨伐那些不来朝贡的邦国，又恢复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的国土。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这是说周宣王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看到新的希望，让他们的才华能够为自己所用，这就像农夫耕种他们的田地，使得田地里有芑菜可以让他采摘一样。由此看来，人才没有不是君主造就而成的。

　　梁按：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也曾在这里引申发挥，他说道：“如今的君子有了一些权势，就责怪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显贵的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移风易俗，造就当今之世的人才，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才，说他们讲了真话，可以吗？不可以！一个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完全可以改变十个人，那一定能选拔十个人中的佼佼者把他培养成人才；如果他的智慧完全能够改变一百个人，他也能选拔百人之中的佼佼者，把他培养成人才。看来，移风易俗并培养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是身居高位的人能这样做，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应该参与此事。”他的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白了。但我看曾国藩的这番言论，如果把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完全归于君主，怎么样呢？不仅仅因为他的话是说给君主听的，毕竟，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范围是很小的，而君主则大得多，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效果来得慢，而君主则来得很快，所以，对于没有身居高位的人也勉励他担负起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差一些的做法，是以聊胜于无安慰自己。如果说道想要培养造就一个国家的人才，率领他们共同进步，没有比开明专制的君主亲自去做更快捷有利的办法了。这是俾斯麦造就德国时用过的办法，而曾国藩造就中国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造就一个人使他成为人才，有哪些具体做法呢？也就是教育他，培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针罢了。那么，教育的方针是什么呢？在古代，从天子到各诸侯国的国王，都在他们的都城直到乡村设立学校，普遍设置专门负责教育的官员，而且，严格进行选拔，国家的礼、乐、政、刑等内容，都列为学习的科目。学生们观看、学习的，都是先王的礼法言论、道德准则以及治理天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才华也可以为天下、国家服务。如果不能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则不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愿意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的人，则没有不在学校中受教育的。这就是教育的方针。所谓培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他的俸禄，使他的生活宽裕，又用礼法约束他，使他有所顾忌。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呢？人之常情，如果财用不足，就会贪婪卑鄙，任意要人家的东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为官员们规定了俸禄，即使是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他们的俸禄也足以代替他耕田的收入。从这里一级一级往上数，每提高一级就增加一级的俸禄，使他们能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从而养成懂得廉洁、羞耻的风气，远离贪婪卑鄙的行为。

　　这样似乎还不够，又规定他的俸禄可以传给子孙，叫做世禄，即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的俸禄。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有生之年，在抚养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方面，在接待亲戚朋友方面，都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在他们死后，也不必担心子孙后代的生活了。为什么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呢？在通常的情况下，人的性情在钱财富裕的时候，如果没有礼法的节制和约束，就可能放荡任性，为非作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做出来。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了婚姻、丧葬、祭祀、养育、宴饮的标准，衣服、食物、器具、用品等，也按照等级制定了统一的规格，规定了它的尺寸大小和数量。按照级别规定可以做但财力不足的，就不要做；而财力能够办到，但按照规定不可以做的，也不能有数量和分寸的增加。为什么还要用法度来裁制他们呢？先王对于天下的读书人，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使他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不接受教育的，按照法度就要驱逐他们到边远的地方去，使他们终身为人所不齿；接下来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不能遵循礼法的，按照法度就要流放或杀头。《礼记·王制》上说：“改变服装式样的人，就要被流放。”《尚书·酒诰》中记载：“天子发布通告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过分，否则，把你们全部抓起来，送到朝廷这里来，我要杀了你们。’”聚众饮酒、改变衣服样式，这都是小罪，而流放、杀头，都是大刑。用大刑惩治小罪，先王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坚定不移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这样做就不能统一天下的风俗，实现他的统治。用礼法来约束，触犯礼法的，就要受到裁制，为什么天下的人都能服从而不敢冒犯呢？其原因又不仅仅是禁令的严厉和管理的周密，同时也要靠君王真诚恳切的用心和身体力行，加以倡导。凡是君王身边的达官贵人，都能顺从君王的意愿，按照礼法做事，有哪一个不遵循礼法的话，依法行事就从他开始。如果君王能以诚恳的态度做这件事，而有权势者又能自觉规避不做君王不喜欢的事，那么，朝廷不用刑罚，人们就能遵守礼法，不去违反。所以说，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针啊。

　　选拔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先王选拔人才，一定是从地方，从各级学校中选拔，让众人推荐他们认为有道德有才干的人，写成推荐信告知上级，上级考察后，如果确实德才兼备，则根据他们德行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来任命官职。而且，考察一个人，不能只靠眼睛和耳朵的功能，也不能只听一个人私下里的看法，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就要看他怎么做，想要了解他的才能，就要听他怎么说，对他言行都有所了解后，还要让他试着做些事，所谓考察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即使是古代的尧选拔舜，也不过就是这样，又何况尧舜之后的人们呢。实际上，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辽阔，官职百姓如此众多，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但拥有天下的人不可能亲自一个一个去考察，又不能委托一个人在一两天之内用考试的办法考察他们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取舍。大约我已经能够了解一个人有很好的德行和很高的才能，便委任他很高的官职，并让他选取同类的人，长期使用，从中进行考察，发现有才能的人就报告给上级，然后按照等级秩序授予他官爵、俸禄。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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