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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前的王安石(下)(1)


  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这一年的十月,朝廷召王安石回到京师,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转过年来的春天,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借向皇帝述职,综论天下大事,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张。这个言事书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宣言书,后世那些有志于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并做出一定成绩的人,大约没有人不曾读过王安石这篇万言书的。如今我避讳习俗的看法,把他这篇万言书全部引录在这里,并作一点简单的注疏和解释,以备研究古代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参考。

  我才德浅薄,蒙受皇帝的恩典,当上了一路的提点官,现在又蒙恩召回朝廷,有所任用,应当把在外工作的情况,向皇上作一汇报。我有点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否称职,竟敢根据自己工作所涉及的一些情况,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敬请皇上详加考虑,选择其中比较适当的加以实施,这是我的最大荣幸。

  我私下里观察,皇上有恭敬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处理政务,没有一天松懈过,对歌舞、美色、游猎、玩物一类嗜好,一点也没有沾染上,而且,能以仁慈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百姓,爱惜物力的主张,得到了天下人的信任。皇上还能秉公选拔有声望的人才来辅佐朝廷,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并不因为奸邪小人的中伤就怀疑他们。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而已。按说应该家家富裕,人人满足,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内不能不为国家担忧,对外则不能不担心外族的侵扰,国家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窘,社会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常常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的弊病就在于不了解法令制度的重要性。

  如今,朝廷立法很严,政令齐备,哪方面的法令都不缺少,为什么我还认为没有法令制度呢?因为如今的法令、制度,有很多都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孟子说:“国君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他的恩惠,就是因为没有效法先王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按照孟子的说法,比较今天的现状,问题就在这里。然而,现在这个时代距离先王的那个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恢复先王时代的做法,即使是蠢人,也知道是非常难的。不过,我所说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指的是效法他们的理念罢了。二帝三王其间相差大约千年有余,从治到乱,从乱到治,其中的兴盛和衰乱,都经历过,人们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也各有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措施也并不一样,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理念,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的只是先王的理念罢了。效法先王的理念,则我的变法革新的主张,就不至于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举国哗然,而实际上已经合乎先王的施政方针了。

  梁按:当今这个时代谈论政治的人,一定要说依法治国。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舍去法制还能够得到治理的。中国的儒家学者讳言这一点,只是用遵守祖宗的现成法度来美化自己。他们所说的祖宗成法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承袭前代的旧制度罢了。而这个前代又承袭更前代的旧制度,数千年来,都是一丘之貉,结果是,因陋就简,每况愈下。那些以政治家闻名于世的人,不过是就现有的法律、制度,作一点考察,使其名实相符罢了。更好一点的,也只是弥补其中的一些疏漏,做一些完善的工作。其中一个提倡变法的人,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道:如果琴瑟非常不协调,一定要改弦更张,才能继续演奏啊。既如此,考察一下他的做法,就会发现,他的所谓改革只是改正朔和变换衣服的颜色。这些细小的事情,一定和治理天下的大道理无关,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董仲舒并不是真正能够变法革新的人,而且,汉武帝的志向也不在这里,就不必说了。从此以后,更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在这方面还有作为。能将制定法律、制度作为自己的职责毅然承担起来的人,大概都是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这样的人多少年多少代都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么一个人,但他的见识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对于国家的性质,大概也不清楚,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皇上,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便于统治而设立的。如果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的统治而设立,那么,从数千年皇权统治的经验来看,其实已经很完备了,它不必改弦更张也能维持下去。啊,三代以上不用说了,秦汉以后,能够真正了解国家的性质,并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只有一个王安石啊。他对国家的担忧是非常真诚的,对于国家的停滞不前,不能进步,国民的贫穷孱弱,疲惫困顿,真是痛心疾首,反复探讨其中的原因,就像探索黄河源头的人一定要到达星宿海一样。所以他敢用这样一句话来下断语:问题就在于对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了解。是啊,这句话真是说到家了。也许,有些论者以为,王安石既然称颂效法先王,那他一定是个把传统理想化的保守派,对当代的事物并不了解。但是,王安石不是说过吗,所谓效法先王只是效法他们的理念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非具体的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从本质上说,所谓先王的理念,就是政治中最主要的原理、原则而已。王安石的变法,事实上,并不想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造成举国哗然的局面,但这种局面竟然出现了,这不是王安石的过错。

  尽管如此,根据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皇上具有恭敬俭朴的美德,也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更有对待人民的仁慈和对待物力的珍惜,如果真能了解先王的理念,那么,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做不成,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呢?然而我却又认为,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在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现在国家很缺乏人才。我曾私下观察过在朝廷任职的人,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面缺乏人才,那就说明有人才被冷落埋没在下面,却不为当时的人所了解。我又到民间去寻找,却也没见到有多少。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在我看来,如今在职位上的这些人很少是人才,这从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哪些事是急切要办的,哪些是可以缓办的,而且,能够把境内的民众管理好,办好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然而,没有才能,做事敷衍随便,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得数也数不清。其中能够讲求先王的理念,使它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人大概整个辖区之内也找不到一个。朝廷每下一道指令,尽管用意很好,但那些在位的官员往往不能很好地落实,老百姓并不能得到皇上的恩惠。而且,下面那些小官吏总是借机以售其奸,为个人捞取好处,骚扰百姓。所以我要说,在位之人缺少人才,而民间也不见得就有很多。既然人才如此匮乏,那么,皇上即使想改革更新国家政治,使它符合先王的理念,大臣当中也有能够符合皇上的心意,想要接受这项任务的人,但是,九州这么广大,四海这么辽阔,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明白皇上的旨意,皇上的旨意又有多少能够落实,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改革的成果呢?所以我说,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是一定办不到的。孟子说:“只有法律还不行,它自己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他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可见,当今之世最紧迫的事情,就是人才了。如果真能使国家拥有大量的人才,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有充足的储备可以从中选拔,执政的官员有了合适的人选,然后再看看时机是否成熟,选择那些老百姓最感觉痛苦的地方,来改革更新国家的弊政,使它更符合先王的理念,也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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