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时代（下）(3)

王安石的时代（下）(3)

　　不称“皇伯”，想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作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怎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的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开始，吕诲等人决意要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事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他们果然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宣扬皇上的缺点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被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读了欧阳修这篇文章，当时在朝廷上发表议论的那些人，其价值就可以想见了。这些人的想法，不过是要这件事为自己扬名立万罢了，甚至希望皇帝因为他的这些言论而治他的罪，给他的罪名越大，他的名气也就越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而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切都不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们每天都在搜求好的题目，作为奇货可居的宝贝收藏起来，一有机会，就摇唇鼓舌，鼓动朝廷上那些不得志的人，和他们结为一党，那些没有见识的民众，则跟风跑，随大流，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有人反对他们，就骂这些人是奸邪小人，务必要把他们的口封住不能说话才满意。如果争论不能使别人屈服，就气急败坏地诬蔑别人的私人品德，直到说韩琦结交太监，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他们搞乱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泯灭了做人的良知；说他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愤愤不平，痛心疾首；说他们是奸邪之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只想在皇帝面前争得恩宠，不惜伤害伦理大义和孝道；说他们千方百计，花言巧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蒙骗皇帝。然而，韩琦、欧阳修二位先生堂堂正正为皇帝做事，他们的行为，人们都明明白白地看在眼里，又何尝如那些人所说呢？假如真像那些人说的一样，那么，他们二人的罪过，就不仅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在于居心不良，卑鄙无耻，这样做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居心又将如何呢？“濮议”不过是皇家的私事罢了，和天下大事无关，即使是在皇家的私事中，也是很小的一件事。当时那些所谓的士大夫，为了沽名钓誉，发泄他们的愤懑，竟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不惜让天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两个做事的人身上。又何况王安石的变法，其事业的重大超过这件事的上万倍，更不容易被民众所理解，其中一个人像狗一样狂叫而举国都跟着一起叫，就是这个道理。“濮议”这件事，是韩琦、欧阳修所为，没有丝毫违背伦理道义的地方，既然如此，而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仍然指责他们搞乱了人伦关系，在皇帝面前邀功争宠，用花言巧语欺骗皇帝。以后，有人将这些恶名再强加到王安石的头上，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区区一个“濮议”，其是非完全可以用一句话就说清楚，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话还没说，就受到了大家的指责，被视为奸邪小人。那么，以后凡是有人要为王安石的新法打抱不平，都被视为奸邪小人，我们是不是也不这样看呢？“濮议”这件事，因为有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其中的是非曲直，还可以传达给后来的人，而王安石的熙丰新法，由于他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见到一面之词，于是，真的是千古如长夜了，这是多么的令人悲哀呀！

　　而且，有一件事尤其应当引起注意，治平年间（公元1065年）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刚开始推行新政的时候，首先以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的，就是这个吕诲。吕诲就是最坚决地反对“濮议”，第一个向皇帝递交辞呈的人。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还有范镇、范纯仁，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担任朝廷执政官破坏新法的人，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范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与吕诲一个鼻孔出气。这些人此后攻击新法，自以为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而后世读这段历史的人，也以为这些人是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的。那么“濮议”的时候，这些人岂不是也自以为是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存在吗？然而，按照实际情况来看，又怎么样呢？

　　由于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而士大夫为争一时意气，又如此的慷慨激昂，作为执政的官员，只有装作小心谨慎的样子，什么事都不做，尽量去迎合、讨好、取悦世上的人，或许还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想做一点事情，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只能是给这些人出题目，让他们以此为奇货可居，就像欧阳修在“濮议”这件事上所遭遇的一样。然而，王安石却毅然以自己一身的承担，要对百年来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他将天下的诽谤集于一身，看来也是很合适的。范仲淹的改革，不过改掉了恩荫的陋习，严格了考察官吏的制度，只是做了修补时弊的一两件事而已，然而已经使整个朝廷陷入了争吵和内讧，仅仅过了三个月，范仲淹等人就在朝廷干不下去了，要求到西北边境去主持军事。也幸好宋仁宗对于改革并不专心，容易被流言蜚语蛊惑，如果他能像宋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声早就让范仲淹承担了。所以说，范仲淹不能成为王安石，王安石成为范仲淹却是可以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有一万个理由支持必须实行变法；但是，从当时的风气来看，又有一万个理由不能变法。我对于王安石，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气而对于他的遭遇感到悲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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