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时代（下）(2)

王安石的时代（下）(2)

　　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比较荒谬，不能施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在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仍然不能将营房修起来。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施行的事。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施行的，中书省要说出原因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无礼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

　　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一点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答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都没有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

　　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认为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又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中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怕人知道，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朝廷说话，就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定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这种礼节就到这里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施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出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就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其中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其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施行了。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施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还多次派遣宦官，授给他们官职，到家里召见他们，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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