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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亭林学友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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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百诗，名若璩，别号潜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苏之山阳，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69。他的父亲名修龄，号牛叟，本淮南盐商，但很风雅，也可算一位名士或一位遗老。百诗人格之峻整，远不如亭林，生平行谊，除学者日常生活外，无特别可记。康熙十七年，他应博学鸿儒科，下第，很发牢骚。其后徐健庵乾学在洞庭山开局修《大清一统志》，聘他参与其事。他68岁的时候，清圣祖南巡，有人荐他，召见，赶不上，他很懊丧。时清世宗方在潜邸，颇收罗名士，把他请入京，他垂老冒病而往，不久便卒于京寓。其行历可记者仅如此。所著书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丘札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学纪闻注》十二卷。 百诗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在汉代，本有今古文之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叫作“今文尚书”。别有十六篇，说是孔安国所传，叫作“古文尚书”。然而孔安国这十六篇，魏晋之间，久已没有人看见。到东晋，忽然有梅赜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书》来，篇数却是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国做的全传——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此以后，治《尚书》者，都用梅赜本，一千余年，著为功令。中间虽有吴棫、朱熹、吴澄、梅鷟诸人稍稍怀疑，但都未敢昌言攻击。百诗著这部《古文尚书疏证》，才尽发其复，引种种证据证明那二十五篇和孔传都是东晋人赝作。百诗从二十岁起就着手著这部书，此后四十年间，随时增订，直至临终还未完成。自这部书出版后，有毛西河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和他抗辩，在当时学术界为公开讨论之绝大问题，结果阎胜毛败。《四库提要》评阎书所谓：“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自兹以后，惠定宇栋之《古文尚书考》，段茂堂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等，皆衍阎绪，益加绵密，而伪古文一案，逐成定谳。最后光绪年间，虽有洪右臣良品续作冤词，然而没有人理他，成案到底不可翻了。 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地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百诗为什么能有这种成绩呢？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实有过人处。他的儿子说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阎咏《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亦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丘札记》卷六戴东原亦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四库提要》赞美他说：“考证之学，未知或先。”《古文尚书疏证》条下百诗在清学界位置之高，以此。 《四库提要》又说：“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潜丘札记》条下据他的著述和传记看来，这种毛病，实所不免，比顾亭林的虚心差得多了。又以著书体例论，如《古文尚书疏证》，本专研究一个问题，乃书中杂入许多信札日记之类，与全书宗旨无涉。如《四书释地》，标名释地，而所释许多溢出地理范围外。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了一大堆，年月依然无着。诸如此类，不能不说他欠谨严。虽然，凡一个学派的初期作品，大率粗枝大叶，瑕类很多，正不必专责备百诗哩。 清初经师，阎、胡齐名。胡朏明，名渭，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卒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82。他行历更简单，不过一老诸生，曾和阎百诗、万季野、黄子鸿同参《一统志》局。晚年清圣祖南巡，献颂一篇，圣祖赐他“耆年笃学”四个大字。他一生事迹可记者仅此。他著书仅四种：一、《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幅；二、《易图明辨》十卷；三、《洪范正论》五卷；四、《大学翼真》七卷。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几部书中，后人最推重的是《禹贡锥指》。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但精勤搜讨，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但依我看，东樵所给思想界最大影响，还是在他的《易图明辨》。《易图明辨》是专辨宋儒所传“太极”“先天”“后天”——即所谓“河图”“洛书”等种种矫诬之说。这些图是宋元明儒讲玄学的唯一武器，闹得人神昏眼乱，始终莫名其妙。但他们说是伏羲、文王传来的宝贝，谁也不敢看轻他，看不懂只好认自己笨拙罢了。明清之交，黄梨洲宗羲、晦木宗炎兄弟，始著专书辟其谬，东樵曾否见他们的书不可知，但他却用全副精力做十卷的书，专来解决这问题。他把这些图的娘家找出来，原来是华山道士陈抟弄的把戏，展转传到邵雍。又把娘家的娘家寻根究底，原来是误读谶纬等书加以穿凿附会造出来的。于是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旁门左道，和《易经》了无关系。我们生当今日，这些鬼话，久已没人过问，自然也不感觉这部书的重要。但须知三百年前，像周濂溪《太极图说》、朱子《易本义》一类书，其支配思想界的力量，和四书五经差不了多少。东樵这种廓清辞辟，真所谓“功不在禹下”哩。《洪范正论》的旨趣，也大略相同，专扫荡汉儒“五行灾异”之说，破除迷信。所以我说，东樵破坏之功，过于建设。他所以能在学术界占重要位置者，以此。 万充宗也是初期经学界一位重要人物。充宗名斯大，浙江鄞县人，康熙二十二年卒（1683），年51。父泰，字履安，黄梨洲老友。履安有八子，都以学问著名。充宗行六，最幼的是季野斯同。八兄弟皆从学梨洲，但都不大理会他的阳明学。季野称史学大师，而充宗以经学显。梨洲替充宗作墓志铭，述其治学方法曰：“充宗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也。何谓悟传注之失？学者入传注之重围，其于经也，毋庸致思；经既不思，则传注无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试拈二节为例（文繁不引）。……充宗会通各经，证坠辑缺，聚讼之议，涣然冰释，奉正朔以批闰位，百注逐无坚城。……”读这段话，充宗的经学怎样做法，可以概见了。充宗著书，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礼商》三卷，《礼记偶笺》三卷，《周官辨非》二卷。依我看，《周官辨非》价值最大。《周官》这部书，历代学者对他怀疑的很不少，著专书攻击而言言中肯者，实以此书为首。万氏兄弟皆讲风节，充宗尤刚毅。张苍水煌言就义，他亲自收葬，即此可想见其为人。可惜死得早了，若使他有顾、黄、阎、胡的年寿，他所贡献于学界怕不止此哩。 同时还有一位学者，不甚为人所称道而在学术史上实有相当位置者，曰姚立方。立方名际恒，一字首源，安徽休宁人，寄籍仁和，为诸生（生卒年待考）。据《古文尚书疏证》知道，他比阎百诗小11岁，但未知卒在何年。毛西河《诗话》云：“亡兄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只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所藏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笥已耳。’……”据此则立方学问之博可以概见。立方50岁着手注九经，阅十四年而成，名曰《九经通论》；又著《庸言录》，杂论经史理学诸子。这两部书，我都未得见，不知其内容如何？所见者只有他的《古今伪书考》。自《易经》的孔子《十翼》起，下至许多经注，许多子书，他都怀疑，真算一位“疑古的急先锋”了。他别有书十卷，专攻《伪古文尚书》。阎百诗说他“多超人意外”，喜欢极了，手钞许多，散入《疏证》各条下。见《古文尚书疏证》卷八。我想，立方这个人奇怪极了，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全读他的著作，再下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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