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清光绪二十三年

　　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然导其先河，乃自希腊昔贤，肇阐义奥，溯逮輓近，乃更光大，虽曰新学，抑亦古谊也。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作《今义》。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启超谨按】《老子》所言上古之俗也。中国旧论每崇古而贱今，西人则不然，以谓愈上古则愈野蛮，愈輓近则愈文明，此实孔子三世之大义也（三世之例，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义主渐进）。所谓“邻国相望而老死不相往来”者，上古道路未通，所至闭塞，一林之障，一川之隔，则其势不能相通，于是沟然画为一国，故上古之国最多。今中国边地之土司，南洋、非洲之酋长，犹仿佛是俗。是俗盛行，则必一州一县之内（古之所谓一国者，其幅员不过与今日一州县相等），百物皆备然后可，然地力土宜实难齐一，是以山人乏鱼，泽人乏木，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操作之人甚劳，而所获乐利甚寡。遇有旱干水溢，更复无自振救，“不相往来”，其敝乃极于此。《佐治刍言》云：“譬之英国，诺东北兰、达尔喊两省则产煤，迷德塞、根德、诺佛色佛克等省则产五谷，哥奴瓦省则产铜锡，若非彼此互易，则采煤者既须兼顾饮食器用之事，不能专力开采，即产五谷之处，其人亦岂能专心树艺耶？”又云：“物产既可互易，则诺东北兰人欲得哥奴瓦省之铜锡，并根德等省之五谷，不啻取之本省中矣。”由两义观之，则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之所藉以自存也。故言理财之学者，当并国之差别界限而无之。有差别有界限，斯已下矣（如各国有加重进口税以保护己商等事）；若不相往来，又差别界限之下者也。孟子所谓“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又曰“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皆深陈商学精义。太史公最达此义，故篇首直揭邪说，而斥为涂民耳目。老氏自言“法令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正“涂民耳目”之确诂。以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而指为郅治之极。此言荧惑二千余岁，驯至今日，犹复以锁港谢客为务。强邻势胁，不得已而弛海禁，然曾不思相通之义，有来而无往，以至漏卮日甚一日。不宁惟是，各省道路梗塞，货钱不流，百里之遥，邈若异域，是岂直邻国而已？即所谓十八行省者，已不啻其几万亿国，是真能奉行老子之教者也。故史公作传，开宗即明此义，盖谓吾中国受病之所在，不清其本，则条流靡得而言也。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佚乐，而心矜夸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启超谨按】言货殖而推本于耳目口体之欲者，何也？凡圣人之立教，哲王之立政，皆将以乐其民耳。《礼运》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大地百物之产，可以供生人利乐之用者，其界无有极，其力皆藏于地，待人然后发之。所发之地力愈进，则其自乐之界亦愈进。自乐之界既进，则其所发之地力，愈不得不进，二者相牵引而益上。故西人愈奢而国愈富，货之弃于地者愈少，故说以黜奢崇俭为美德，此正与《礼运》孔子之言相反也。朝鲜之人最俭，人持两钱可以度日，而国卒以削亡，彼其人于两钱之外无所求，一日所操作，但求能易两钱则亦已矣。虽充其人与地之力，可以日致百钱或万钱，彼勿顾也。何也？己无所用之，而徒劳苦何为也？故尚俭之藏货于己，人尽知之，其为弃货于地，人罕察之。举国尚俭，则举国之地利，日堙月塞，驯至穷蹙不可终日。东方诸国之瘠亡，盖以此也。故俭者亦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而老氏欲持此以坊民，非惟于势不行，抑于义不可。太史公谓“俗之渐民久矣”，而世之辟儒，犹拾老氏之唾余导民于苦，以塞地利，殆不率天下为野人不止也。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启超谨按】何谓因之？西人言种植者，必考某种植物含某种质，宜于某土，某地土性含某种质，宜于某物，然后各因而用之。苟不知而误用则败，知之而强易则劳，此因之第一义也。又如热力、电力、水力，皆天地自然之物，取不禁，用不竭，昔人惟不知因，乃弃之于无用耳。故因之之学，今日地球上方始萌芽，他日此学大行，地力所能养人之界，将增至无量数倍，故史公以为最善也。人力亦然，燕函粤镈，各用所长，如英之曼支斯德，专业纺纱织布；法之来恩，专造丝货；德之波希米，专造五色玻璃；瑞士之专造金链表，苟易其俗则不能良。又如有数事于此，以一人分数日任之，则成就必钝而窳。以数人分一日任之，则成就必速而良，此亦贵能因也。何谓利导？如能自出新法、制新器者，许其专利，设博览会、比较场，通转运、便邮寄之类是也。何谓教诲？设农学堂、矿学堂、工学堂、商学堂是也。何谓整齐？不能兴新利，惟取世界上旧有之利益，从而整顿之，厘剔其弊，如陶文毅、胡文忠之理盐改漕等政，皆是也。自善治财者视之，已为中下策矣。与之争者，不思藏富于民之义，徒欲朘民之脂膏以自肥。輓近之计臣，日日策画筹度者，大率皆与之争也。故西人于民生日用必需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恃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日之邮政之类是也。故大本一谬，则无适而可，公理之学之不可以不讲如是夫。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启超谨按】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启超谨按】原之大小，不以地为界，不以人为界，不以日为界，当以力为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机器，各种机器，农、矿、工之机器也；修通道路，利便转运，商之机器也。是故一亩所出，能养百人，则谓之饶；百亩所出，能养一人，则谓之鲜。一人耕能养百人，则谓之饶；百人耕能养一人，则谓之鲜。一日所作工，能给百日食，则谓之饶；百日所作工，能给一日食，则谓之鲜。是以用智愈多者，用力愈少，故曰：“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

　　【启超谨按】《易》曰：“日中为市，通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盖众人之所集，必大利之所丛也。《孟子》谓：“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王之市。”商之藏于吾市，吾之利也。后世公理不明，耻尚失所，于是倡为锁港闭关之说，以通商为大变，以开口岸为大蠹，闻之西人论通商公例，谓主国之利九，而客邦之利一，故西方无论何国，尺土寸地，皆可互市。日本旧论，亦主锁港，后乃举全国而口岸之。曷尝见其害乎？故史公论及富强，必以人物归之为主义。今之腐士，犹惴惴以通商开口岸为惧，冀绝外货之入，而止内泉之流，其犹受《老子》“涂民耳目”之余毒欤。劝女红，极技巧，亦今之日本所以兴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服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启超谨按】《周礼》有保富之义，泰西尤视富人为国之元气，何以故？国有富人，彼必出其资本兴制造等事，以求大利，制造既兴，则举国贫民，皆可以仰糊口于工厂，地面地中之货赖以尽出，一国之货财赖以流通，故君子重之。輓近西国好善之风日益盛，富人之捐百数十万以兴学堂、医院等事者，无地不有，无岁不闻，岂其性独异人哉？毋亦保富之明效也，故曰“人富而仁义附焉”。俄罗斯苛待犹太人（犹太人最富），而国日以贫，高丽臣子无私蓄，而国日以削。太史公之重富人，其有意乎？以明此义，无惑夫世之辟儒，从而非笑之也。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

　　【启超谨按】西人综核贸易情形，大率以十年为一运。以英商论之，自乾隆十八年、二十八年、三十七年、四十八年、五十八年时为商务最盛之运，大都极盛之后，以渐而衰，至五年而大衰。大衰之后，以渐而盛，又五年而大盛。西士深究其循环所以然之理。盖由欧洲产葡萄之数国，逾十年或十一年，必大熟一次，所获或数倍于寻常。又印度各地，每十二年必大歉一次，因思升降之原，必由于此。与“六岁穰六岁旱”之说不谋而合。西士又考十年一熟或一歉之故，始知由月体射来地面之热度差率所致，其一岁而各地之荒歉异者，受热之例异也。由此言之，则计然金穰、水毁、木饥、火旱之说，亦或由实测欤。要之，人非食不生，故百物之贵贱，恒依农产之贵贱生比例。十年循环，其机全系于此，故计然斤斤剂农末之平也。

　　“平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启超谨按】平籴齐物之权，操之于税则。西国旧制，每有重收进口税，欲以保本国商务者，近时各国尚多行之。惟明于富国学者，皆知其非，以为此实病国之道也。盖通商之例，半属以货易货，其用现银者，十不及一二。故本国每年出口之货，皆由外商运货入境，交易而去，未必俱以现银购也。今既阻输入之路，则人亦更无术以易我货，此之谓自困。且一国之中，势不能尽百物而备造之，故无论何国人，欲屹然独立，不仰给于他国所产之物，必无是理。譬如多产五谷之国，以为若谷价翔贵，则利于己国，不知己国之民，不能徒食而自存也。其所需衣服器物等，皆取之于他国，谷价增则一切工价皆随之而增，我不已受其累乎？又昔有不宜谷之数国，业此者工本极大，而其地主严禁他国运谷食入口，或议加重其税，以困外农。英国五十年前即行此政，坐此之故，常患缺食，而余物贸易亦不畅旺。自1846年大开海禁，一切商务岁增惟倍，何也？平与不平之所致也。一物不平，斯百物不平矣；一国不平，斯万国不平矣。地球所产百物，恒足以供地上居民之用而有余。惟壅之于此，则匮之于彼，大壅则大匮，小壅则小匮，更迭吸引，相为比例，而品类盈绌，而价值涨落，其几甚微，其流甚巨。能平能齐，则天下蒙其福，不平不齐，则天下受其害。有国家者，曷为能平之，能齐之？恃有税则以左右之也。虽然，财政者，天下之事也，非合全地球之地力、人力所产所需而消息之，则无以得其比例。故《大学》理财之事，归于平天下也，仅治一国者，抑末矣。然治国者，苟精研此理而酌剂之，则关市亦可以不乏，而国必极富。今之英国，殆稍近之也。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货勿留。

　　【启超谨按】今日中国之言商务者，未尝不知此义，然而无法以避之者，阻力不去之所致也。何谓阻力？铁路不通，内河轮船不行，市镇中马路不修。故西人一日可运之货，我至以十日或半月始克运，运费视物之本价，动增数倍，而道中存积，顷刻坏损，以至百货不能出境，阻力一也。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黩吏需索，扦手留难，或扣勒数日犹不放行，坐此霉烂积货，耽误市价，阻力二也。既无商会，不能相联，西商窥其情实，阴持短长，任意涨落，故延时日以老我师，阻力三也。三者不去，则息币留货之弊，无自而免，然去此非藉国力保护不为功也。故曰：“良牧亦去其害马者而已。”去阻力之谓也。天下一切事，悉有阻力，阻力悉去，百事毕举矣，此固不独商务为然也。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启超谨按】天下豪杰之士，每喜创新事业，而中人以下，每甘追逐风气。天下豪杰少而中人多，当每一事业之初创也，必获厚实，于群无量之人相率而追逐之。不知此业，实不能容此无量之人，乃不能不争贬其价值以相竞，于是其势必立蹶。而他种事业，因为众人所不趋，必至缺乏，值乃骤进，此“上极反贱，下极反贵”所以然之故。其理甚浅，而治生家往往不能察者，因其上极下极之界至难定，间有未极而指为已极者，亦有已极而拟为未极者，苟非善观时变，则易生迷惑也。昔康熙五十六年时，英国太平洋商务极盛，股分之值，骤增数倍，彼时格物士奈端致书其友购此股分，甫购至而彼商务公司已倾圮矣。西人论商务中，此等情形，比之气泡，谓其张至其大时，即将散之时也。世间无论何种商务，皆所不免。而以奈端之硕学高识，犹为所迷，故至今英人犹取其致友人书，藏之国家大书楼，视为鸿宝，以为商务中人戒也。西人富国之书，斤斤以此为言，盖谓苟国中人人尽明此理，则追逐风气者，不至举国若狂，而气泡不至屡张速散，而一国之群商，亦可无受其牵累也。此有国者保商之道也。若夫举吾全国之商，与他国之商争，则正宜用“出如粪土取如珠玉”之法。今欧西诸国，亦持此术以瘠我也。今吾中国之商，非无一二人能行此道者，然所争者，只本国之财，如鹬蚌相持，受渔人以利枋，而曾不知联为商会以与他人竞，此所以弱也。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启超谨按】《礼运》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故泉之义取之流，布之义取之布，财政之患，莫患乎财藏于一人。若数人一处壅之，则全局受其害矣。然则古人曷为言保富？曰：凡富者，莫善于出其财以兴工艺贸易，子母相权，己可以获大利，而佣伴衣食于是焉，工匠衣食于是焉。如兴一机器布之厂，费本二十万，而造机器之人得其若干，种棉花之人得其若干，修房屋之人得其若干，工作之人得其若干，贩卖之人得其若干；而且因买机器也，而炼铁之人得其若干，开矿之人得其若干。因买棉花也，而赁地种植之人得其若干，造粪料造农器之人得其若干；因修房屋也，而木厂得其若干，窑厂得其若干。推而上之，炼铁开矿，以至窑厂等人，其货物又有其所自出，彼之所自出者，又复有其所自出，如是互相牵摄，沾其益者，至不可纪极。且工作贩卖之人既聚，既有所赡，则必衣焉，食焉，居焉，游焉，而于是市五谷蔬菜者得其若干，市布缕丝麻者得其若干，赁屋庑者得其若干，赁车马者得其若干。而此种种之人，持其所得者，复以经营他业，他业之人有所得，复持以经营他业，如是互相摄引，沾其益者，亦不可纪极。此之谓“行如流水”。虽然，人之沾吾益者，既已若此，疑于吾必有太耗，而所获之利，乃转不赀者。然则所获究谁氏之财乎？曰：是皆昔者弃于地者也。今以富者之财，贫者之力，合而用之，以取无量之财于地。故两有所益，而财亦不见其损也。曰：然则富人而骄奢淫佚以自奉者何如？曰：无伤也。彼食前方丈，而市酒肉者得以养焉；彼侍妾数百，而市罗绮簪珥者得以养焉；彼高堂华屋，而市桷甋者得以养焉；彼雕鞍玉勒，而市车骑者得以养焉；他事称是，而彼所市者，则又复有其所市者，递而引之，至不可纪极，犹前之云也。故于彼虽有大损，然为全局计，则流水之行，卒无所于碍，曾何伤乎？所最恶者，则癖钱之奴，守财之虏，朘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而藏之，以私子孙。己身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犹且以是市俭名于天下，壅全国之财，绝廛市之气，此真世界之蟊贼、天下之罪人也。而后之颂善政者，辄以大官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谓为美谈，抑何与计然之言相剌谬耶？善夫西人之政也，国家设银行，借国债，民有财，贷之于官，官藉之以兴工程，拓商务，以流通之于民，而国之富强遂莫与京。

　　“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徐广曰：“《子赣传》云‘废居’。著犹居也。”

　　【启超谨按】《书》言：“肇牵车牛远服贾。”凡言商务者，必贾于四方，未有死徙无出乡者，故必废著然后能鬻财也。西人商会遍于五洲，每疲举国之力，以求通一地，辟一口岸，而中国四万万人怀安重迁，曾无思纠一公司，通一轮船，往他国以与人相角者，真可悲矣！

　　“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

　　【启超谨按】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也。观时变者，商之事也。两者相须而成，不可偏废。然尽地力者每劳而所得少（谓以所用力与所得利比较，观时变者而觉其少），观时变者每逸而所得多。大抵其国多下等筋力之人者，宜讲尽地力，其国多上等智术之人者，宜讲观时变。今吾中国欲持观时变之学，以与西人争，未必能胜之。若讲尽地力，则未知鹿死谁手也。中国数千年未辟之地利，蕴积以俟今日，而地球五洲荒莽之区，尚居其半。他日亚洲、非洲、南美洲，非藉我四万万人之力，终莫得而辟也。

　　“趋时若鸷鸟猛兽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启超谨按】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才士，相与讲肄之。中国则邃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观计然、白圭所云，知吾中国先秦以前实有此学。白圭之言，其郑重之也如是，知其中精义妙道必极多，苟承其学而推衍之，未必逊于西人，而惜乎其中绝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经学堂中朝研夕摩，千印万证而来，而我以学书不成之人，持筹而与之遇，无惑乎未交绥而已三北也。

　　【启超又按】务观时变者，据乱以至升平世之事也。若太平世必无是，何以故？所谓时变者，生于市价之不一；市价之不一，生于不平不齐；不平不齐，生于商之不相通。或道路阻于转运，或关税互生区别，是以或彼物壅于此而匮于彼，或彼物壅于彼而匮于此。故虽一二日之间，数十家之市，而变态之起，已无量数，积以多时，参以各地，其倏忽幻异，波谲云诡，益不可思议。昧者弗察其故，当变之忽来而讶之，及变之既去而忘之，以故累失算而恒见制于人，是之谓拙商。有工心计者出，求其所以然，究其所终极，合前后情形以察之，统各地异同以较之，行之以钩距之法，用之以罗织之术，参伍错综，观之既熟，而得其比例之定率，乃用其中数以权之，以消息之，故所发无不中，而群商皆受制焉，是之谓巧商。商学之精义，至是备矣。然其所得者，皆群商之财也，不啻欺群商之暗弱，而輓其臂以搀夺之也。无以异于豪强兼并之为也，且彼所幸者，亦由地球之上智人少而愚人多，故术得行耳。若太平之世，教学大明，天下一切众生智慧平等，将彼所谓时变者，皆如日食彗见，尽人知其所由来，与其一定不易之式，而何所惊骇？而何所播弄？况乎太平之世，自有平货齐物之道，而所谓随时随地，变态倏忽，波谲云诡者，皆归消灭也。故曰观时变者，非太平之行也。今吾持此义以语今日据乱世之人，知必莫予信也。吾今试问：有一国于此，其商互相搀夺，互相倾挤，而冥冥之中，垄断其利于一人或数人，彼其国之商务何如？则必曰是将窳败衰落，而不可理也。识时者必又曰，何不合全国之力，相联属相友助以与他国敌，而徒自糜烂其商务何为也？夫吾究不知垄断其利于一国与垄断其利于一人，有何殊异也。人与人相挤，而全国之商病；国与国相挤，而举天下之商病。彼天下亦一大国也，妄生分别，自相蟊贼，故国与国之界限不破，则财政终莫得而理，天下终莫得而平也。《孟子》曰：“有贱丈夫焉。”以太平世之律治之，则白圭之流，其犹不免于此名。而彼之以商务称雄于寰宇者，又贱丈夫之大者耳。虽然，若以治今日之中国，拯目前之涂炭，则白圭、计然，真救时之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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