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

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

　　清光绪二十四年

　　法者何？所以治其群也。大地之中，凡有血气者莫不有群，即莫不有其群之条教部勒。大抵其群之智愈开、力愈大者，则其条教部勒愈繁。虎豹，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不闻自噬其同类，必其一群之中，公立此号令而不许或犯者也。何也？以为苟如是，则于吾之群有大不利也。此其理至简至浅，而天下万世之治法学者，不外是矣。其条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坚定者，则其族愈强，而种之权愈远。人之所以战胜禽兽，文明之国所以战胜野番，胥视此也。古之号称神圣教主，明君贤相，劬劳于席突，咨嗟于原庙者，其最大事业，则为民定律法而已。孔子圣之神也，而后世颂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有治据乱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以示法之当变，变而日进也。秦汉以来，此学中绝，于是种族日繁，而法律日简，不足资约束。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无可守，因相率视法律如无物，于是所谓条教部勒者荡然矣。泰西自希腊、罗马间，治法家之学者继轨并作，赓续不衰。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恣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署，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斯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春秋》之记号也，有礼义者谓之中国，无礼义者谓之夷狄。礼者何？公理而已（以理释礼，乃汉儒训诂。本朝之焦里堂、凌次仲大阐此说）。义者何？权限而已（番禺韩孔庵先生有《义说》，专明此理）。今吾中国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以与西国相处，即使高城深池，坚革多粟，亦不过如猛虎之遇猎人，犹无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于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谓天地间不容有此等人也。故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抑又闻之，世界之进无穷极也，以今日之中国视泰西，中国固为野蛮矣；以今之中国视苗、黎、猺、獞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红人，巫来由之棕色人，则中国固文明也；以苗、黎诸种人视禽兽，则彼诸种人固亦文明也。然则文明野番之界无定者也，以比较而成耳。今泰西诸国之自命为文明者，庸讵知数百年后，不见为野番之尤哉？然而文明野番之界虽无定，其所以为文明之根原则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今泰西诸国，非不知公之为美也，其仁人君子，非不竭尽心力以求大功也，而于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各私其私之根原，不知所以去之，是以揆诸吾圣人大同之世。所谓至繁至公之法律，终莫得而几也。故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无尽，吾之愿亦无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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