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议论译书

论译书(1)

　　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谅哉言乎，中国见败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见势迫，幡然而悟，奋然而兴，不难也。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继焉之败，不可言也。中国既累遇挫衄，魂悸胆裂，官之接西官，如鼠遇虎，商之媚西商，如蚁附膻，其上之阶显秩，下之号名士者，则无不以通达洋务自表异，究其日日所抵掌而鼓舌者，苟以入诸西国通人之耳，谅无一语不足以发噱。谋国者始焉不用其言而败，继焉用其言而亦败，是故不知焉者其祸小，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谓知焉者，其祸大。中国之效西法三十年矣，谓其不知也，则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谓其知也，则何以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也？甲自谓知而诋人之不知，自丙视之，则乙固失而甲亦未为得也。今人自谓知而诋昔人之不知，自后人视之，则昨固非而今亦未为是也。三十年之败，坐是焉耳。问者曰，吾子为是言，然则吾子其知之矣。曰：恶，某则何足以知之，抑岂惟吾不足以知而已。恐天下之大，其真知者，殆亦无几人也。凡论一事，治一学，则必有其中之层累曲折，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读其专门之书，不能明也。譬之寻常谈经济者，苟不治经术，不诵史，不读律，不讲天下郡国利病，则其言必无当也。西人致强之道，条理万端，迭相牵引，互为本原，历时千百年以讲求之，聚众千百辈以讨论之，著书千百种以发挥之，苟不读其书，而欲据其外见之粗迹，以臆度其短长，虽大贤不能也。然则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虽欲知之，其孰从而知之？不宁惟是，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枢振领而深知其意，其于西书亦然。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谓真知。今夫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自其治经术、诵史、读律、讲天下郡国利病，洎其稍有所得，而其年固已壮矣。当其孩提也，未尝受他国语言文字，及其既壮，虽或有志于是，而妻子、仕宦，事事相逼，其势必不能为学童挟书伏案故态。又每求效太速，不能俯首忍性，以致力于初学蹇涩之事，因怠因弃，盖中年以往，欲有所成于西文，信哉难矣。夫以中学西学之不能偏废也如彼，而其难相兼也又如此，是以天下之大，而能真知者，殆无几人也。

　　夫使我不知彼，而彼亦不知我，犹未为害也。西国自有明互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经史记载，译以拉丁、英、法各文。康熙间，法人于巴黎都城设汉文馆。爰及近岁，诸国继踵，都会之地，咸建一区，庋藏汉文之书，无虑千数百种。其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翻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乃至以吾中国人欲自知吾国之虚实，与夫旧事新政，恒反藉彼中人所著书，重译归来，乃悉一二（以吾所见，日本人之《清国百年史》《支那通览》《清国工商业指掌》，其中已多有中国人前此不及自知者，西文此类之书当复不少）。昔辽耶律德光谓晋臣曰：“中国事，吾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以区区之辽，犹且持此道以亡中国，况声明文物、典章制度远出于辽人万万者乎。

　　欲救斯弊，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而由前之说，其收效必在十年以后（今之年逾弱冠，已通中学者多不能专力西文，故必取少年而陶镕之，非十年以后不能有成）；由后之说，则一书既出，尽天下有志之士皆受其益，数年之间，流风沾被，可以大成。今之中国汲汲顾影，深惟治标之义，不得不先取中学成材之士而教之，养其大器，以为救焚拯溺之用。且学校贡举之议既倡，举国喁喁向风，而一切要籍，不备万一，则将何所挟持以教士取士耶？故译书实本原之本原也。大哉，圣人乎！太祖高皇帝命子弟近臣，肄唐古忒文，诵蒙古记载，遂以抚蒙古。太宗文皇帝受命建国，首以国书译史鉴，乃悉知九州扼塞及古今用兵之道，遂以屋明社。圣祖仁皇帝万几之暇，日以二小时就西士习拉体诺文，任南怀仁等至卿贰，采其书以定历法。高宗纯皇帝开四库馆，译出西书四十一家，悉予著录。宣宗成皇帝时，俄罗斯献书三百五十余号，有诏庋秘府，择要译布。然则当祖宗之世，边患未形，外侮未亟，犹重之也如此。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且论者亦知泰东西诸国，其盛强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俄罗斯崎岖穷北，受辖蒙古垂数百年，典章荡尽，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洎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斯岂非其明效大验耶？彼族知其然也。故每成一书，展转互译，英著朝脱稿，而法文之本夕陈于巴黎之肆矣；法籍昨汗青，而德文之编，今庋于柏林之库矣。世之守旧者，徒以读人之书，师人之法为可耻，而宁知人之所以有今日者，未有不自读人之书，师人之法而来也。

　　问者曰：中国自通商以来，京师译署、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西国教会医院，凡译出之书不下数百种，使天下有志之士，尽此数百种而读之，所闻不已多乎？曰：此真学究一孔之论，而吾向者所谓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谓知焉者也。有人于此挟其节本《仪礼》《左传》，而自命经术；抱其《纲鉴易知录》《廿一史弹词》，而自诩史才，稍有识者，未尝不嗤其非也。今以西人每年每国新著之书，动数万卷（英国伦敦藏书楼，光绪十年一年中新增之书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卷，他年称是，他国亦称是。美国则四倍之，日本亦每岁数千卷），举吾所译之区区，置于其间，其视一蚊一虻不如矣。况所译者未必为彼中之善本也，即善本矣，而彼中群学日新月异，新法一出，而旧论辄废，其有吾方视为瑰宝，而彼久吐弃不屑道者，比比然也。即不如是，而口授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笔授者未必能无武断其词也。善夫马君眉叔之言曰：“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未识其名划。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乎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鄙夷而讪笑也。”（《适可斋记言》四）吁，中国旧译之病尽于是矣。虽其中体例严谨，文笔雅驯者未始无之，而驳杂繁芜，讹谬俚俗十居六七，是此三百余种之书，所存不及其半矣。而又授守旧家以口实，谓西学之书，皆出猥陋俗儒之手，不足以寓目，是益为西学病也。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请言译本。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于是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以西人之兵法为可惧，谓彼之所以驾我者，兵也。吾但能师此长技，他不足敌也，故其所译专以兵为主。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此为宗旨剌谬之第一事。起点既误，则诸线随之，今将择书而译，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由欲前而却行也。达于此义，则兵学之书，虽毋译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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